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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岁，我在灭杀血吸虫
年，17岁的我插队到古里公社北桥大队。这个队是个田地低洼、四面环河、交通闭塞的穷乡僻壤,是吸血虫病严重的疫区，人畜反复感染，钉螺到处都是。
一次，我在秧田里做秧板，突然发现脚上腿上都是小红点。哪知半个月后，发起了高烧，鼻子流血，浑身是块，连眼睛也闭不上。晚上疼痛难熬，就用皮带把头紧紧地绕住，仍不能入睡。半夜量了体温，也看不清，便顺手把体温表卡在枕边的书里。
第二天一大清早，队长“老农头”用小划子船送我上古里村去开插青会，会后我马上回城治疗。经血防站的医生诊断为急性血吸虫病并发黄疸肝炎。一年后，我痊愈了，又回到了我插队的小草屋里。以前用过的皮带圈仍然放在床上，书里的体温表水银柱竟落在41℃上。
我20岁那年，被推荐为“赤脚医生”，成为血防战线上的一名战士。
北桥村是血吸虫病的重感染区，一次检查发现一个牛脚印里就有55只活钉螺。这一年农忙到来时，我和汪任良把污氯粉（稻田灭螺药）分配给各小队卫生员。当田里灌满了水，卫生员把配置好的污氯粉用粪勺均匀地洒在田里，不放过每一个角落灭杀钉螺，切断毛蚴的培育床。为了彻底消灭钉螺，在严寒的冬天，我们沿河岸边划着小船，反复用小镜子照岸边洞里的钉螺，用土掩埋。
血吸虫的卵在人畜大便中排出，化验大便是为治疗打好基础。化验是个苦脏活，大便多少，卫生员用手掂量，在眼皮底下直接操作，不戴口罩，不戴手套。通过化验，惊人的发现，北桥村的血吸虫病感染率几乎是%。
化验结果出来以后，紧接着阳性病人分批分期地开始治疗。治疗点放在大队的礼堂里，病人自带床、被、帐子等一切日常用品。唯一的入住检查仅是称体重，按体重计算服药量，男女病房仅用几平方米的布来隔开。每个病人的身体情况“赤脚医生”心中有数，分别服用了“”和“”，药的副作用很大，不能进食，呕吐，这是常见的反应，对心脏影响很大。资料反映有千分之二的“阿斯氏症”发生，心率每分钟可达-，与期外收缩（早搏）混淆在一起。我们大队的治疗组就发生了一次“阿斯氏症”抢救，病人经过治疗基本上恢复了健康。我队里的桑爱玲，结婚六年未生育，用“”治疗后，第二年生了个胖小子。还有罗雪妹九年未生育用“”治疗后，下乡医生蒋建民给她切除了一个三斤重的脾脏，第二年生了个“千金”。
多年后，我们基本消灭了血吸虫病。现在“血吸虫”在人们的脑海中渐渐淡忘，只有我们这一代人还能记起当时的情景，而不能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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