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广西瑶族地区
传染病流行的成因及其影响
廖建夏摘要：民国时期，随着山区的开发，瑶族社会经济有了发展，但传染病也随之传入。传染病的种类多，流行区域广，给瑶族地区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社会危害，导致了瑶族的衰落。传染病流行的原因有自然环境因素，也有社会环境因素。政府虽然初步建立了城乡传染病防控机制，但对于广西瑶族地区传染病的防控是滞后的。
关键词：传染病；瑶族；广西；民国时期
瑶族为南方山地民族，“生深山重溪中，椎髻跣足，不供征役，各以其远近为伍。”[1](P40)择土而耕，居住分散，迁徙无定，不与外族通婚，形成相对封闭的社会。以山为生，经济虽不是很发达，也为瘴气、甲状腺肿等地方病所困，但耕山渔猎，采集林产，自给自足，社会经济缓慢发展。随着清代以来移民垦殖、商贸以及兵乱等因素的影响，一些外源性传染病也被传入山区。传染病是由病原微生物和寄生虫感染人体后产生的有传染性的疾病。本文主要对民国时期在广西瑶族地区广泛流行造成重大影响的霍乱、天花、疟疾、痢疾、梅毒等传染病进行粗略探讨，分析流行的原因及其对近代瑶族社会经济造成的影响。
广西20世纪30年代的瑶山村落
01
传染病在广西瑶族地区流行的特点
广西位居亚热带，气候湿暑，古称瘴疫之地，传染病终年流行。明清以来随着山区开发，移民开山伐树垦殖，广西生态环境有所改变，减少了原有疫病流行的条件，“瘴气尽散”。但由于流动人口和人口密度的增长，边疆地区的瘟疫发生和种类有了新的变化。原有的疫病传播的范围比较固定，而且传播源、传播途径大抵都为当地人，透过异地传入的可能性较小，但近代以来原有的疫病流行逐渐减少，其发生和种类与内地趋于同一。具体而言，传染病在瑶族地区的传播具有如下特点：
1.传染病的种类多
民国时期，瑶族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被打破。无论季节如何变化，每年都有不同种类的传染病不同程度地暴发和流行，疫病在民国时期发生的频率非常高，流行的范围也极其广泛，几乎原来在城镇流行的传染病，在广西山区都有流行。瑶族地区流行疾病主要有痢疾、疟疾、麻疹，次为霍乱、天花、伤寒，再次为水痘、脑脊髓膜炎、梅毒等。
霍乱是一种由霍乱弧菌引起急性肠道传染病，起病急、死亡快、有强烈传染性、病亡率高，常在夏秋两季流行。据史志记载，从～年间广西前后有53个市县发生过霍乱，占当时市县总数的52.9%。[2](P5)瑶族主要聚居的金秀、贺县、富川、南丹、百色、上思等地都先后发生过霍乱。富川县麦岭的井子庙小村5户共18人，因霍乱流行，短短20多天，全村除1名孩子外其余人不治身亡。[3](P)年，金秀大樟乡那婆村霍乱流行，死亡21人。[4](P)年都安县内霍乱流行，安阳镇仅民和街有40户受感染，死亡17人。[5](P)
天花是由天花病毒引起的烈性传染病，传染力极强，多见于冬春季节。西南偏远山区一些少数民族普遍对天花缺乏抵抗力。天花每年光顾广西，其危害在于普遍易感和高死亡率。金秀镇长二村共有70余人，年63人患染天花病，死亡35人。[4](P)年12月，全省天花流行，人患天花病，其中死亡人。[6](P)幸存者的面部经常得遗留麻斑，龙胜县潘内村瑶族因患天花导致麻面的占2%。[7](P)天花对于儿童的侵害尤甚，“凡幼孩必发天花，无一能免者。”年百色洞好乡天花流行，在30多里的范围内，90%的儿童都得病。当年病死70余人，占当时发病儿童的50%以上，其中瑶族儿童18人，占当时该乡儿童的25%以上。[8](P)
麻风病是由麻风杆菌引起的一种慢性接触性传染病，是瑶族地区最严重疾病之一。年，南丹里湖瑶族乡的董甲村发生麻风病，是最早发现的病源地，[9](P)几乎每个乡都有病患者。据年统计，大瑶寨地区有名麻风病患者。[10](P48)年全省99个县中有97个县发现麻风病人，共计人。[11](P)该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为患很大，由于无力防治，只能听其自然，加上战乱频仍，患者流窜各地，以致蔓延流行。
疟疾是疟原虫寄生于人体所引起的传染病，经疟蚊叮咬或输入带疟原虫者的血液而感染。疟疾是广西传染病中患者人数最多的，是瑶族地区常见多发疾病。年9～10月，冯兰洲教授曾对南丹城关镇进行实地考察，居民血检94人，原虫阳性9人，原虫感染率为10%，脾肿大8人，脾肿率为9%；[9](P)并证实有微小按蚊、中华按蚊两种传播媒介存在，证实县境为高度疟疾流行区。由于没有专门防治机构，缺医少药极为严重，几乎家家有疟疾病人，特别在农村常出现局部暴发流行。有的因患慢性疟疾，造成贫血和脾肿大而不得不长期卧床，严重地影响人们身体健康。
痢疾为急性肠道传染病之一，一年四季均可发生，但以夏、秋季发病率高。据民国时期卫生署防疫司的疫情资料，民国26年至民国37年(～年)广西痢疾患病人数仅次于疟疾，占传染病总人数的47.5%。如果治疗不彻底或不适当，容易转为慢性痢疾，较难根治，甚至死亡。年广西患痢疾病人数人，死亡人数人，病死率为4.26%。[11](P)南丹大瑶寨里纪乡有7户瑶族，因染上痢疾而绝户。另一方面蔓延也很广，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该病仍难以控制。据年对南丹县7个乡调查，雅甲乡户，70户患染；里纪乡户，多户患染；汉度乡户，78户患染；瑶寨乡多户，多户患染。患染者不仅面宽，占比例也很大。[10](P48)
除此之外，伤寒、斑疹伤寒、白喉、鼠疫、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猩红热、麻疹、水痘等传染病在瑶族地区均有流行。其中麻疹为婴幼儿常见的急性传染病，在金秀几乎人人必患。流行性脑脊髓膜炎通过血清疗法，死亡率由原来70%～90%降至25%，2但在瑶族地区，由于缺乏相应的救助和治疗，死亡率仍很高。如年富阳镇永兴街出现流行性脑膜炎，患病者43人，死亡13人。[3](P)瑶族对于一些外源性疾病缺乏免疫力，属于易感人群，使得传染病的流行造成的危害不亚于城镇。
2.疫情分布流行区域广，发生频率高，交相侵袭与并发，患病者众，死亡率高
广西防疫联合办事处工作人员
绘制的广西全省疫情示意图
广西疫灾大多集中在桂北、桂东北和桂东南区。瑶族主要聚居区都发生过各种疫病，有的甚至成为地方病。大瑶山几乎每个村都受过疫病的袭击。由于清代无完善的疫情报告系统，仅从旧市(县)查阅到一些零星史料记载，如年马山县“霍乱流行，手足抽搐，死亡甚多”，年罗城“霍乱流行，朝发夕死，死以千计”。20世纪30年代广西初步建立了疫情登记系统，根据各市县报告：年1～9月有30个市县发生霍乱，年和年仅部分月份的霍乱发病市县数则分别上升到51个和48个。～年10年间共报告霍乱例，死亡例，病死率达27.00%。霍乱发病率最高年份为年，达48.95/，病死率高达48.84%。[2](P5)表明广西民国时期霍乱流行猖獗，范围也更为广泛，瑶族地区当然难逃劫难。都安县年5月霍乱蔓延，大兴百仰一带较为严重，省政府派武鸣卫生事务所前来医治，年再度流行霍乱，有的村屯死亡达70～80人，安阳镇仅民和街有40户受感染，死亡17人。[5](P)
一些传染病的发生频率加大。如霍乱发病高峰期为6～11月，但年全年广西各月均有病例报告，[2](P7)也不局限于夏秋两季，而成为一年四季发生的疾病。据报道，年4月，“南丹天花流行，六寨、巴定、雅陇等乡传染颇速，死亡甚多，电请省政府察核，立即派医生携带药，莅县施抢救。”3霍乱在春季已经早早到来。
传染病不仅发生频率高，而且各种传染病交相侵袭。如百色洞好乡，当地季节性的疾病主要有天花、痢疾、疟疾、感冒等，尤以疟疾和天花危害最大，被传染者面广而次数多，几乎每年都有20%以上染疾，十多人死亡，有时多达30余人。[8](P)年该乡疟疾流行，有一半人得病，历时5个月，20余人病逝。天花在各乡常年流行。年，镇西乡弄香屯死于天花多人。[5](P)由于缺乏相应的药物治疗和有效控制，传染病导致大批人口死亡，其对人口的影响程度可想而知。
3.梅毒在一些地区流行甚为严重
梅毒是由苍白螺旋体引起的慢性传染病，主要通过不洁性交传染。由于特殊的习俗以及缺乏相应的知识和防范措施，大瑶山一带梅毒患者人数较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对大瑶山六巷、古陈、长二、邦家等瑶族村屯的性病情况进行调查，受检瑶民共计人，查出有阳性反应共计人，占受检人数比例的25.5%。[12](P)瑶山北部的金秀区和西南部的六巷区均有梅毒流行，梅毒流行地区相当广泛、相当严重，尤其是茶山瑶、花蓝瑶、坳瑶三个族系，几乎每个村落，都有不同程度的病患者，较为严重的六段屯，患者占全屯人口70%以上。[12](P)
02
广西瑶族地区传染病流行的成因
疫病流行需要满足三个基本条件：致病力较强的病原体，足够数量的易感人群，有利的疫病传播途径。传染病的流行，与生活环境与社会环境关系密切。
1.生活环境的影响
地理环境在传染病流行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瑶族聚居区地处亚热带，山高林深，雨量充沛，温暖湿润的气候，一方面提供了宜人的气候和耕作环境以及便利的内河运输条件；另一方面也为病菌微生物的繁殖、生长与传播提供了孕育的土壤和便捷的途径，为传染病暴发流行提供了条件。使得以水为媒介的传染病容易在山区流行。另外暖湿的气候使蚊蝇易于繁殖，东兰县传染疟疾的按蚊就达8种之多，终年均有活动。
广西是自然灾害频发的地区。据统计，～年，广西发生旱灾28次，水灾42次。[13]自然灾害一个最明显的后果是造成水质恶化，空气污染，大量生物体死亡腐烂或者垃圾、粪便等地表排泄物的漂流，从而严重损害人们的生活环境质量，导致传染病流行。
2.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
病原体的生存和致病都有一定的生境要求。在疫源地内，病原体可在一定的自然刺激和人类干扰下迅速繁殖，其致病力也容易被激活，而导致疫病周期性或非周期性反复流行，即使当地人口密度并不大。
(1)移民垦殖、贸易以及交通的发展，外来人口的流入，带来病原体。
随着明清时期大量移民进入瑶族居住地区垦殖和经商，山区人口增加，瑶族与其他民族经济社会交往增多。清咸丰九年(年)已有桂林药材商进瑶山收购香草，修仁商人在瑶山专营布匹生意。一些外来商人无意中将传染病带入山中。年，一平南汉族商人在山外感染了天花，回到罗运村后病发并传染给当地居民，29个中年人被传染，死亡25人。全村居民，除留老人在家看守和运粮上山外，都逃到山上去躲避。等到疾病停止半年以后，才搬回家来。[12](P)抗战时期，瑶民修通了金秀到桐木的长约二百里、宽五尺的公路。从瑶山通过的货运更多，几乎每天都有二三百人从这里往返，[12](P)打破了过去的封闭状态。随着经商、矿业、手工业的发展和交通更为便捷，广西的人口流动规模更大，而传染病的发生也更频繁。
(2)住宅环境卫生不佳，易滋生病菌。
桂平县“昔年瑶俗，依山架木，覆以青茅，人栖其上，下顿牛畜。”4罗城县三防区瑶民，“结木为楼，上覆以瓦，楼上居人，楼下蓄畜。”5人畜共居，易传染病菌，尤其是疟疾、痢疾等病。猪牛鸡犬很少圈养，经常放出村头巷口，粪尿遍地，堆积巷中，臭气熏天，污水横流。花蓝瑶、山子瑶鸡鸭多关在厅堂，夏季炎热，地皮潮湿，跳蚤繁殖。家中多无厕所，随处便溺，更使环境不洁。很少打扫屋子，宅前宅后虽有阴沟，但不经常清理，脏水淤积，滋生蚊蝇，成为疟疾发病的温床。
瑶族的住屋一般都不设窗。花蓝瑶经济虽然富裕，但住宅多不讲究，卧室、厨房、粮仓共在一处，且认为住宅越暗越好，露光易于泄财，故不留窗格。坳瑶罗运和古陈一带地区，设窗和天窗较少。茶山瑶的村落，房屋建筑很密，几乎没有缝隙，影响采光。花蓝瑶宅前，尚留一道宽敞走廊，屋檐离地很低，致使宅内光线更加黑暗。[12](P)住宅通风采光不佳，易致烦闷疲倦，减少疾病抵抗力，发生痨病及滋蔓传染病等，另外发生有害之寄生虫及增加各种病症，同时长期呼吸不洁空气会增高病患死亡率，减短人的寿命。6
3.社会生活习惯
(1)缺乏饮食卫生知识。
传染病的传染途径一是通过人直接传染，二是通过苍蝇、污染物等间接传播，此外，不洁饮水也是传染因素之一。瑶族没有烧开水的习惯，口渴则喝生水。金秀岭祖茶山瑶有一习俗，年初一要到厨房喝生水，认为这样全年喝生水肚子就不会痛，并免除百病。[12](P)因水源缺乏，凌云县后龙山背篓瑶族要到数十里外的山塘中，背取雨天的积水食用。山塘里经常牧牛洗澡，水污浊呈黄绿色，蚊虫和细菌滋生，直接饮用极易生病。田林县那拉乡瑶族不挖水井，人畜共饮一个水池，水池一般只有0.5～1公尺深。[8](P97)盛水所用的木桶或瓦缸长久不刷洗，易生孑孓。[12](P)因饮用不洁之水致病，传染霍乱、伤寒、痢疾等病的现象极为普遍，而许多人并未认识到。
到江河取水的临江居民
瑶族多喜食冷食，有些东西不加煮沸即拿来用，如早晨煮好的饭往往留到中午或下午不再加热就吃。饭菜不加捡拾收藏，任苍蝇、蟑螂叮食、尘土飞入。传染病人不隔离，不分餐，器皿杂物共用，极易在家人间相互传染，导致人间悲剧产生。如年，资源县流行疟疾，大湾村肖忠益一家6人死5人，梅溪街曾立生一家7人死绝，大埠头村死绝80多户。7瑶民有食用野生动物、生食禽类的习惯。将猎捕野生动物作为经济来源，增加了接触野生动物的机会，人畜共患病传播的时间空间被放大。
(2)不注重个人卫生。
多数瑶民没有刷牙的习惯。茶山瑶和山子瑶，虽有一些洗脸习惯，漱口刷牙的只是极少数。金秀的花蓝、坳瑶早晨不洗脸，也不漱口，只是趁洗澡时附带洗一次。衣被不常洗换。荔浦县清福乡瑶族虽然每天洗澡，但很少换洗衣服。[7](P)都安七百是石山地区，水源极端缺乏，人畜饮水很困难，洗澡者也就很少。[8](P)龙胜县潘内村瑶族不轻易洗澡，每季二三次。[7](P)花蓝瑶和坳瑶妇女的发髻每一两天要搽一次猪油，为了保持光滑，几个月不洗头。[12](P)指甲常年不剪，污垢塞满。随地便溺和吐痰在各地极为普遍。不良个人卫生习惯，常常影响到公共卫生，必然会对传染病的流行产生负面影响。
瑶族“冬无卧具，群聚爇火”，夏秋蚊虫滋生，“夏夜投藁，草以燎蚊”，8许多家人因贫困，无钱备置蚊帐，除地主富农外，其余农民99%没有棉被蚊帐。[8](P)除了用火烟熏蚊外，则无其他办法，任其叮咬，极易造成疟疾、伤寒等疾病的流行。
(3)流行“点火把”、“拜同年”等婚前性自由的习俗。
金秀的岭祖和附近的卜泉、低水等村，有“点火把”的风俗。男女婚后一个月，双方都可以任意各寻所欢，并且还可以公开约请情夫到家里同宿。因为情夫白天在自己的家里劳动，晚饭后才点着火把到情妇家里过夜，故称“点火把”。当妻的情夫来到家里，丈夫及家人不加干涉，有时还要以酒肉款待。情夫妇的结合，各出自愿，如果一方表示不愿意，就可另觅新欢。[12](P)这种带有“群婚”残余的制度，不仅容易将梅毒在性伴侣之间传染，而且母婴之间也可传染。
古陈、罗运、横村坳瑶的配偶关系不稳固。夫妻结合，仅仅是个名义，有“拜同年”即另找情人的习俗。[12](P)大瑶山一些地区的婚姻关系不稳定，如六段、六定、长二等地的离婚的人数和次数远较其他地区多，很少人一生只结一次婚，最多的竟达八到十次的。[12](P)过山瑶的夫妻关系比较稳定，盘瑶感染梅毒较为少见，但由于婚姻或收养子女的关系，族系的风俗习惯，便要互相影响，梅毒也会借此传染。
4.疫病发生后处置不当
一旦发生疾病流行，当地民众不当的处置方法表现为：一是亲友对染疫病人探视或送丧。年夏天恭城县发生大瘟疫，每天死亡数人，有些抬工刚抬棺材到坟地，不仅自己也染疫死去，亲友到丧家帮忙，有的回家也死去。[14](P)六巷一带将棺材抬到村边一里以内大路边的山坡上搭盖临时棚厂长期停放。每当尸体腐化时，臭气熏腾。[12](P)茶山瑶将夭折的孩子尸体用破衣被、棕皮等包裹起来，置于竹筐里面，“挂藏”在村旁附近山冲的树丫上，认为尸体腐烂后，易于投胎转世。[12](P)不良的丧葬方式为疫病的传播提供了可能，染病而亡者的尸体里的细菌可能随着接触者、雨水或吃掉尸体的动物传播，从而引发地方性瘟疫。二是普通民众对于传染病采取逃避之法。田林县那拉乡年瘟疫流行，病人两三天就死去，死者殆百，有人心生恐惧就避居他乡，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疫病更大范围扩散。三是不服药或乱服药，延误病情。瑶民发病时多选择求神问鬼，很少吃药。偶有吃药的，多用祖传的一些“偏方”，如发冷发热或泻痢时吃野鼠狼血或猴子肝、胎盘。田林县那拉乡民患疟疾时采用避人吞食三颗黄豆、肚痛时喝一点石灰水或火灰水等等无科学根据的做法。[8](P97)
5.自然灾害、战争是导致疫病流行的重要因素
自然灾害虽不能直接导致瘟疫，但能改变病原体生境，可使病原体短期内大规模繁殖，并削弱受灾人群的抵抗力，从而间接诱发疫病流行。灾民大规模的出外谋生以及灾民糜集一地，再加上因灾而造成污水横流、饿殍遍野、卫生状况下降，以致疟疾、痢疾、霍乱等急性传染病频频发生。年8月，广西入夏以来，各地亢旱，早禾失收，马平鼠疫流行，死亡千人。[15](P92)
民国时期疫病流行，固然与当时中国处于动荡年代的社会背景、政府腐败、无力防治传染病有重要关系，同时也与战争有关。据分析，广西霍乱流行与日军入侵路线、军队换防和大量难民进出广西所造成的人口流动相关。～年7年间，各县疫症流行凡次，其中霍乱属于外源性传染病，曾于、、年暴发流行。年之霍乱系由香港传入梧州，再蔓延而至于南宁、平乐、百色、龙州等地。、年则自湖南方面传播而至全县、桂林、阳朔等地。9年和年日军两次入侵广西，进一步加剧了广西霍乱跨地区大范围流行。、年霍乱的病发达到高峰，疫区范围不断扩大，形成全省霍乱大流行。日军入侵期间，广西全省染病死亡人数多达28万。10年春夏起，赤痢、疟疾、天花、霍乱等传染病席卷广西各县，疾病高发期间，村镇闭户，居民逃光，路无行人。年，仅据7月份统计，全省人患疾病，人患赤痢，患其他疾病者人。11资源县延东乡死亡人，有的村几乎无人幸存。[15](P95)当年的一位记者走访桂北灾区后写道：“我们所到过的桂北乡村，差不多每一家都有一个病人，每一家都有一个作为死亡标识的新灵位。幸而还活着的，除少部分壮年人还有点精神外，老的、少的、幼的大多数气息奄奄，使人有置身地狱之感。”12疫病所造成的惨状和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史无前例。
03
传染病对广西瑶族社会的影响
1.大量人口染疫死亡，造成瑶族的衰落
面对疫病流行，政府苦于人力、药品和技术的窘迫而无力防控，尤其是偏远山区。一些地方疾病便日趋严重，如都安县血吸虫病流行区有拉仁乡、加贵乡、福龙乡10个村，个自然屯。疫区南北宽20公里，东西长60公里，仁联村大豆屯死于该病者甚众。村民误为“风水不好”，遂于年举村迁至附近之平洋屯。迁入新地后，死于该病者有增无减。据统计，年平洋屯28户，多人，先后死于血吸虫病达86人之多，其中死绝8户，外逃他乡7户，剩下13户又从平洋屯迁到六坤屯。[5](P)
身患血吸虫病的儿童
缺医少药导致瑶族儿童死亡率高。年百色天花流行，在30多里的范围内，90%以上的儿童都得病，仅洞好乡就死了70余人，占当时发病儿童的50%以上，其中瑶族儿童18人，占当时该乡儿童的25%以上。[8](P)年，金秀县坤林村全村多人，都染上痢疾和疟疾，死亡8人，其中小孩5人。该县儿童病死率为30%～50%。[12](P)上思县南桂乡录细屯瑶族邓桂清家生了9个孩子，每个孩子长到一二岁后都患病先后夭折。[16](P32)
性病泛滥使得瑶族地区人口生育发生危机。患有梅毒的孕妇可通过胎盘传染给胎儿，导致流产、早产、死胎或分娩胎传梅毒儿。金秀罗运村76对夫妇中，有16对是从来没有生育过小孩，小产和死胎共10胎。一对40岁以上的李姓夫妇，共生育5胎，除一胎出生后7个月才死以外，其余都是死胎。[12](P)疾病和死亡严重地影响瑶族人口的增长。
2.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巨大障碍
从现代防疫的角度讲，每当传染病发生之时，采取的首要措施就是实行交通管制和隔离，况且传染病发生时人们的出行和社会活动本身就会减少，加之交通管制，交通、商业等必然会受到冲击，作为初级市场的圩镇变得萧条。另外瑶族地区流行的主要疾病是疟疾，流行最盛是每年的7～9月，正值秋收农忙之际，病人打摆子有七八个月之久，最长的打一年，一些村寨发病率最高的占劳动力的60%左右，严重地影响生产。[10](P)
为了躲避恶性疫病，人们不得不选择离开迁徙或暂避山上，导致一些村庄永久性地衰败。金秀六巷乡的文凤、泗水、屯巴等村花蓝瑶因为瘟疫不得不集体迁移他地。[12](P)六巷、古卜、门头、黄桑、大凳、新村等6个村，由年前的户减少到年的户，减少了42.78%。[4](P)坳瑶人口的减少也很明显。罗运村最初居民户，年仅余43户。寨村、六俄两村原有22户，年，寨村只剩3户，六俄只剩2户(只有4人，仅有1个小孩，其余3人为丧失劳动力的老者)。[12](P)
3.加重了瑶族社会的贫困
瑶民以耕山为主，种植技术落后，贫困者居多。据年调查，都安全区有人衣不蔽体。农民缺半年粮以上的占大多数。[8](P)瑶民因贫困导致营养不良，体质羸弱，免疫力下降，更易感染疾病。民国时期，许多地区没有找到有效的治疗烈性传染病方法，而西医及西药治疗在当时极其昂贵，进口针剂成人一次注射量收取药费折合大米一担。[17](P)民众因无钱接受及时、良好的医治而备受病痛折磨甚至死亡。因缺乏医学知识，瑶民生了病，不吃药，只知拜鬼求神，拿钱或米请巫公来拜鬼求神，每次需1～3元，有时高达百余元。[10](P)道公作法时常常需要猪、羊、鸡等做牺牲，如果家里的牲口没有或不够，就只有借贷，而地主富农就乘机用高利贷来剥削农民。如恭城县三江乡“石口村盆则胜，由于家父、母、妻均生病，请师公，道士，请神下药，而卖了2亩田，一条黄牛，还借了五元(银币)债，结果父、母、妻还是死了。”[7](P)求神问鬼既耗费了钱财，又对病情治疗无益。久病不愈，问鬼多次，耗资更甚。
4.造成民众肉体极度痛苦和心理极度恐慌
传染病给患者造成极大的痛苦。如天花，曾有“不死脸变麻，不麻脸变瞎”之说，因病毁容备遭歧视。麻风病曾经是高致命传染疾病，患者神经末梢坏死手脚溃烂肌肉萎缩面瘫，最终血肉溃烂直至败血症导致死亡。由于当时缺乏有效药物治疗，人们对麻风病极度恐惧，患者被视为恐怖的恶魔，无法进入社会，甚至被枪杀、烧死。田晋元《时行霍乱指迷》：“初起先腹痛或不通，泻利清水，顷利数十次，少者十余次。未几，即手筋抽掣，呕逆，口渴恣饮，手足厥逆，脉微欲绝；甚则声嘶舌短，目眶陷，目上视，手足青紫色，或遍身青筋硬凸如索，汗出脉绝。急者旦发夕死，夕发旦死，缓者二三日或五六日死。”[18](P)疫病流行造成亲人的死亡，也给家人带来巨大的心灵创伤。“时遇天行，国中无一宁户。虽都甸僻隅，多因惨遭其害，或损兄弟，或损儿孙。父子亲眷，悲切难闻。若侥幸命存，或痘痈疾于耳目手足，难以枚举。即王侯士庶，家家户户，无不惊悚。”[19](P)
04
政府传染病防控机制的失效与民间自救
年，广西省政府设立了卫生委员会，作为公共卫生管理机构，颁布《广西省传染病预防章程施行规则》等法令法规，建立传染病报告制度、对入境车船进行强制性疫情检查，并对天花易发高发地区进行重点人群接种天花、霍乱等疫苗，开展卫生宣传运动，开展大扫除、扑灭蚊蝇、捕鼠、改良厕所、改善山区人畜共居等全民参与清洁卫生，采取各种措施预防传染病，取得了一些效果。医院、卫生所之类医疗机构外，政府还设立传染病院。如年政府在龙州县建麻风病院，专门收治麻风病人。20世纪30年代中期广西省政府在城乡初步建立了近代传染病防控体系。
然而广西传染病防控机制又是不完善的，最突出的是医疗机构少，缺医少药。年广西省卫生机关总数为所，平均每个县只有1.5所卫生机关，不少卫生所设备简陋，缺乏相应的医疗设备和药品，面对疫病流行而找不到有效对策。为解决广西疟疾高发多发的问题，省政府历年皆筹拨巨款，购买奎宁丸，免费发给民众服用，但杯水车薪。如灵川县，疟疾患者占全县人口65%以上，县卫生院派人到北障乡大塔村发奎宁丸，每病者仅发一粒，但五百粒奎宁发完，仍有数十病人围住。13政府想用卫生教育方法，宣传民众扑灭蚊虫，以免疫病传染。“但以防治困难，尚未收显著效果。”14注射疫苗是防控传染病的有效措施，年、年，每年种痘人数19万多人，[20](P～)～年在12个市县累计注射霍乱疫苗人份，[2](P)但尚未形成免疫屏障。南丹等县一些游医利用政府的防治不力和群众的无知，乘机在乡村施种天花(种人痘)渔利。有的引起病变，造成人为传播天花，疫情不断发生并流行。[9](P)
瑶族地处偏远山区，交通不便，经济落后，对于传染病的防控更多的是依靠自我救助。瑶族很早就认识到某些疾病可以互相传染，因而采取隔离病人、焚烧尸体或迁徙住所，以预防疾病传播。开建瑶族“惧患痘，有出而染者，不得复入”。金秀罗运地区也采取严禁天花患者回归原村居住的方法。[12](P)对疟疾、痢疾等疾病，人们采用隔离法或让病患者搬住山上，或是未经传染的人一齐避到村外的田寮去住，将病人与居民隔开，以减少疾病流行。不少支系瑶族有火葬习惯，《阮通志》记载：“有病殁，则并焚其尸徙居焉。”火葬可以消灭染源，保护环境。瑶族逐山场而居，三三两两分散居住，如此可以减少人口密度，降低传染病的传播。
防疫宣传
除善堂、教堂、绅商在疫情爆发时救助外，医界也会自发组织救助。年，金秀疟疾流行，医院院长易敦吾组织10多人的“志愿巡回医疗队”，跋山涉水携带奎宁丸进山，在与头人多方交涉、治好头人患病的孩子后得以打破瑶民不许“生人”进山戒律。医疗队历时半月走遍山寨，防治疟疾和甲状腺肿，宣传卫生知识，防治瘴气。[21](P)但瑶族更多的是靠民间医生，以草药煎服或艾灸、药浴等方法治疗，每个村寨都有一两个土医。一些瑶医在长期的实践中总结出治疗麻疹、红白痢疾、急性黄疸型肝炎、流感等传染病的药方。[12](P)
总之，民国时期广西瑶族地区的传染病发生的频率、规模和死亡率虽不像经济较为发达地区那么严重，但是传染病是人类共同的巨大的杀手，由于瑶族地区缺乏相应的防控机制和有效治疗方法，不仅加剧了瑶族地区的经济滞后度，拉大了与周边地区的差距，生活环境恶劣，而且因病导致人口大量减少，也使瑶族社会更加衰落。公共卫生机制的建立需要政府的大力投资和建立，同时也需要个人和社会的重视和认识，改变不良的卫生习惯，塑造良好的生存环境，才能提高生命的质量，实现社会的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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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齐治平校补.桂海虞衡志校补[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桂林日报[N]..8.28.(3)。
[2]董柏青.广西霍乱百年流行史[M].南宁: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广西省政府十年建设编纂委员会编.桂政纪实(上)[M].发行地:南宁:出版社:[出版社不详],〔政〕,第页。
[3]富川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富川县志[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3.
[4]刘原明.金秀瑶族自治县志[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2.
[5]都安瑶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都安瑶族自治县志[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3.
[6]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西通志.大事记[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6.
[7]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广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第四册[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
[8]南丹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南丹县志[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4.
[9]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编.广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第三册[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
[10]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西通志.医疗卫生志[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11]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编.广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第五册[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
[12]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编.广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第一册[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
[13]广西第二图书馆编辑.广西自然灾害史料[Z].内部资料南宁:广西第二图书馆,.
[14]魏继昌.桂林岁时风俗记[Z].桂林文史资料(11辑)[M].政协桂林市委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15]蓝志流.广西通志.民政志[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6.
[16]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编.广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第六册[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
[17]鹿寨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鹿寨县志[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6.
[18]范行准.中国医学史略[M].北京:中国古籍出版社,.
[19]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M].上海:华东医务生活社,.
[20]广西省政府统计局编.广西年鉴.第二回[M].桂林:广西统计局,.
[21]唐侬麟.桂海遗珠[M].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史研究馆.上海书店,4.
注释
1劝各乡镇施种牛痘说.申报[N]..5.20。
2广西省政府民政厅编印.民政概要[M].中华民国27年().第页。
3民国日报.南宁[N]..4.4.(6)。
4黄占梅修.程天璋纂.桂平县志·风俗[M].卷三一.民国9年()铅印本。
5潘宝籙纂江碧秋修撰.罗城县志·民族[M].民国24年()铅印本。
6广西省政府民政厅编印.民政概要[M].中华民国27年().第页。
7刘业林主编.桂林史志资料(第一辑)[M].桂林市地方史志总编辑室、桂林市地方史志协,第95页。
8(清)谢启昆修,胡虔纂.广西通志,卷[M].第十册.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第页。
9广西省政府十年建设编纂委员会编.桂政纪实(上)[M].发行地:南宁;出版社:[出版社不详],[政],第页。
10广西省政府统计室.广西省抗战损失调查统计[M].,第7页。
11广西日报.桂林版[N]..7.15(3)。
12陈凡.灾荒疾病的广西[Z].广西日报.桂林版[N]..9.19.(4)。
13桂林日报[N]..8.28.(3)。
14广西省政府十年建设编纂委员会编.桂政纪实(上)[M].发行地:南宁:出版社:[出版社不详],[政],第页。
本文原刊于《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年第3期
作者简介：廖建夏(-)，女，广西南宁人，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史、广西地方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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