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吸虫，古时亦称水蛊，在我国流行了至少年。年，毛泽东主席发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同年，中共中央成立了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一场声势浩大的人民战争就此打响。到今年，新中国血防事业已走过60个春秋，其中经历了哪些困境，并由此引发了哪些变革？我们何时才能彻底消除血吸虫病？记者近日走访了湖北省汉川市这一曾经的血吸虫重疫区。
1河滩树丛中“缉拿”钉螺
站在汉北河一号桥上极目远眺，湖北省汉川市血吸虫防治办公室副主任张志海告诉记者，汉北河是年为防洪开凿的一条人工河，因位于汉江以北而得名，全长公里，在汉川市境内有43公里。
虽毗邻汉江，但二者的“命运”却截然相反——汉江没有血吸虫，而汉北河及沿岸则是重疫区。张志海解释说，主因在于汉北河是人工河，河道两侧及中央存有大量河滩、草滩以及芦苇荡，夏季汛期被淹没在水中，冬季又裸露出来。“夏水冬陆的环境特别适合血吸虫唯一中间宿主——钉螺的生存。”沿岸村民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中耕作放牧，极易接触含有钉螺的疫水，遇到洪灾，钉螺随河水溢出四处播散，沿岸村民深受其害，新中国成立前曾出现整村人染病亡故的惨状。
“又找到一只！”在汉北河北岸的一个河滩上，记者足蹬黑胶鞋，头戴黄草帽，手中的镊子牢牢夹住的，正是钉螺。其外形与田螺相似，但个头却不到半个小拇指盖大。
“今年汛期水量超过了年，几乎漫堤了。”汉川市血吸虫病预防控制所所长喻斌指着堤岸上依稀可见的水痕说，往年散布在河滩和芦苇荡上的钉螺，因此躲到了树上，隐匿在树皮表面的沟壑中，加之与树皮颜色相近，查找难度陡增。
记者跟随查螺队，沿着松软的河滩，将一只只钉螺从树上“缉拿归案”。不到半个小时，眼睛便有些酸涩。“这么多年，查螺一直是这个土办法。”喻斌说，“秋季尚可，春季水多，地面蒸腾的水汽更让人难受。今天主要是做风险评估，把收集到的钉螺送到实验室检测，监测钉螺密度和阳性率，再根据结果实施精准灭螺。”
喻斌说，血吸虫虫卵随病人或病畜的粪便排入水中，卵内的毛蚴成熟孵化后，钻入钉螺体内成为尾蚴，随后离开钉螺，漂浮在水中，当人接触疫水时，尾蚴迅速吸附，仅需10秒即可穿过皮肤进入体内，使人染病。目前全球共有5种血吸虫病，分布在76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日本血吸虫危害最重且防治难度最大，我国的血吸虫恰恰就是这种。
2灭螺策略遇阻
年9月，卫生部在江苏省南京市召开的第一次全国血防工作会上，数位专家就“作战方案”展开讨论。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研究员郑江等撰写的《我国血吸虫病防治面临的挑战及对策》一文透露，当时会上有的主张以灭螺为主，有的主张以治疗病人为主，还有的认为应以粪管为主。前苏联专家组组长波尔卡列夫在会上首次提出综合性防治措施的概念，认为从理论上，控制好血吸虫病传播的任何一个环节均可达到阻断效果，但由于技术和社会经济因素影响，任何单一环节均难以达到%的效果。
囿于当时的技术手段以及人定胜天的理念，钉螺最终被认定为血防战役的“敌首”。随着防治策略的确定，灭螺迅即成为各地血防工作的第一要务。
“确实卓有成效。”中国疾控中心寄生虫病防治所所长周晓农说，当时的主要措施包括开新填旧、围湖造田、土埋灭螺等，其核心目的是通过大规模环境改造让钉螺无容身之所。3年后的年，随着江西省余江县宣布消灭血吸虫，首批实现灭螺的县市涌现出来，毛泽东欣然写下《送瘟神二首》，成为我国血防事业的第一个里程碑。
然而，汉川始终无法如余江那样消灭钉螺。“这主要是汉川的地质特点决定的。”张志海说，上世纪50年代的汉川虽未开掘汉北河，但汉江以北的汈汊湖地区是典型的湖沼，整个湖区周长近百公里，而余江县属于丘陵和湖沼相结合，由于钉螺无法在长期干燥的丘陵地带存活，因而可将湖沼中的钉螺赶至丘陵，继而实现灭螺目标。
“实践证明，在小范围内，特别是丘陵地区，余江模式是可行的，但在湖沼地区则很难。”张志海说，即便是现在，在全国36亿平方米的钉螺面积中，湖沼地区占到了96%，控制效果较差的县市绝大部分都集中在安徽、湖南、湖北以及江西等湖区4省。消灭钉螺，在湖沼地区变得举步维艰。
3感染率徘徊难再降
到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血防事业在取得辉煌战绩的同时，也逐渐步入瓶颈期。年从卫校毕业进入汉川市血防所的张志海说：“当时，人群感染率总是徘徊在10%～15%，怎么也降不下去。”
除了湖沼地区的环境因素外，指标停滞不降的背后，有着更为复杂的社会因素。对此，汉川市分水血防组组长景文波深有感触：“包括分水血防组在内，汉川市共有10个血防组，执行血防办制定的政策措施。”
上世纪50年代，景文波的父母作为专业技术人员从外地驰援汉川血防，并在此结缘。年，景文波子承父业。他说，自己小时候就记得，父母经常背着草席一走就是十天半个月，与村民同吃同住，一同查螺灭螺。而改革开放后的农村经济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由集体所有制逐步过渡到联产承包责任制，村民渐渐有了自己的“小九九”，以往通过行政干预的群众性灭螺变得越发困难。化学药物容易造成环境污染，对农民参与血防的积极性也产生一定影响。
血防机构也在发生变化。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撤销中央血吸虫病、地方病两个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事机构的通知》，两个小组所承担的任务由原卫生部负责，并成立地方病防治局。一位专家表示，从中央主抓变为部委负责，这与当时血吸虫病发病率大幅下降，疫情长期保持平稳有关。
在地方层面，由于经费保障不到位，很多血防人员在医疗机构从事医疗服务，采取以医补防的办法增加收入，基础工作少人问津。以某血吸虫重疫区省份为例，年，该省直接从事查螺灭螺查病治病的基层人员仅占全省血防人员总数的26%，其中又只有不到一半的人专职从事预防工作。因工作强度大、待遇低，很多优秀人才离开了血防队伍。“那段时间身边有很多人都辞职下海了。”景文波说。
恶果也随之显现。年，武汉市杨园街道发生群体性急性血吸虫病感染，一共感染例。
4洪水引爆隐患
伴随上世纪80年代高效低毒的抗血吸虫病新药吡喹酮的问世，以及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将防控策略改为以人畜化疗为主，辅以健康教育的综合防治，尤其是年世界银行贷款中国血吸虫病控制项目的实施，在进一步降低人群感染率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将这些隐患掩盖下来。
张志海回忆，当时世界银行对我国血吸虫病、结核病、麻风病防治工作进行了贷款，虽然对血吸虫病4.91亿元的贷款总额不及结核病的多，但由于血吸虫病是地方病，人群范围远小于结核病，“汉川分配到的血防经费要多于结防经费”。
有了资金保障以及免费的克敌新药，到项目结束的年，全国血吸虫病病人总数从.8万人减少到82万人，居民粪检阳性率下降了55.28%。“汉川的人群感染率也从30%下降到15%。”张志海说。
然而，随着世界银行贷款项目结束，加之年长江全流域特大洪水使钉螺在湖区扩散开来，流行区人群接触疫水的机会明显增加。同时，国家出台的退田还湖、平垸行洪等方针，虽提高了防洪能力，却使得血吸虫流行区的钉螺分布面积增加，而人员流失、管理松懈等此前被掩盖的重重隐患也一并显现出来。
时任卫生部疾病控制司副司长肖东楼坦言，这一时期我国血吸虫病疫情出现回潮，钉螺扩散明显，新疫区不断增加，28个县（市、区）在多年前达到血吸虫病传播控制和传播阻断标准之后，疫情出现明显回升，仅年全国急性感染病人保守估计就有多人，疫区病人的重复感染率高达47.4%。
形势危急之时，年，国务院成立血吸虫病防治工作领导小组，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于同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将血吸虫病列为国家重点 血吸虫疫情在部分地区的回潮，不仅让人们送瘟神的信心受到打击，更重要的是，面对湖区顽固的疫情，已应用10余年的人畜化疗策略显得无所适从。
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认为，以往采取化疗为主，辅以其他综合措施的战略，在疫情控制方面产生了一定效果，但仅是治标，如感染者服药治疗后，一旦外出接触疫水，极易产生二次感染。因此，要彻底解决血吸虫病问题，必须釜底抽薪——以控制传染源为主，重点解决人畜生粪下水、下田的问题，在湖区，80%~90%的血吸虫感染是由于牛粪中的虫卵造成的，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牛粪对水体的污染问题。
于是，以机代牛应运而生。自年起，汉川作为传染源控制为主的新策略试点之一，试行以机代牛。“一开始大家都不愿卖牛。”位于汉北河下游的府河村村民李国民已过花甲之年。在他的记忆里，村里90%的人都得过血吸虫病。
李国民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当时靠家中三亩薄田，每年纯收入不到元，而卖一头牛就能挣元。此外，汉北河河道中有很多天然草滩可供牛啃食，“放牛既轻松又省饲料钱，有的一家就养了十几头，虽然政府给补贴，也舍不得卖掉”。
经过血防人员多次劝说，最终，村民同意不再养牛。“不能只算经济账。”李国民坚定地说，血吸虫带来的惨痛经历，深深印刻在村民的记忆深处，尤其是老人，对新中国成立前的惨状心有余悸，在反复权衡下，最终选择卖牛。
以机代牛拉开了以控制传染源为主的综合性防治策略的大幕，随着效果逐步显现，这一认识得到各界的广泛认同。年，国务院颁布的《血吸虫病防治条例》将这一新策略以法规的形式确立下来。
6低流行还有“拦路虎”
在尚无疫苗的情况下，要将血吸虫病控制在低流行状态，还面临哪些“拦路虎”？
与结核病等许多传染病类似，流动人口是摆在血防人面前的一道难题。“这位就是晚期血吸虫病患者。”医院院长冯小青指着病床上挺着大肚子的王某说，“腹部肿胀，是晚期血吸虫病患者的典型症状。”
王某是汉川人，幼年曾得过血吸虫病，10年前到外地打工，期间也经常腹痛，但没当回事，直到医院就诊。
“全市现存晚期血吸虫病患者人，其中流动人口有30人左右，虽然占比不高，但管理难度较大。”冯小青说，急性感染期过后，血吸虫病的症状缺乏特异性，与普通腹腔疾病类似，人们往往缺乏警惕。此外，这类病人一旦发病，往往已处于中晚期，治疗难度大、费用高，即使政府给予一定补贴，也很难满足需要。
医院自身的转型问题也迫在眉睫。冯小青告诉记者，全院共有医务人员人，年收入万元左右，但每年因救治晚期血吸虫病患者要亏损万元，随着血吸虫病患者逐年减少，医院面临转型难题。
记者看到，医院的五层是综合科，收治其他疾病尤其是消化疾病患者。“医院的医务人员对消化等内科较为了解，我们由此着手，每医院的消化科进修，提高技能，逐步实现转型。”冯小青说，此外，医院还在一层开设了眼科门诊，“我们和一家公益慈善基金会合作，为当地百姓做一些基础眼科诊疗服务，医院业务”。
自上世纪80年代起，在市场经济大潮下，工作条件差、收入待遇低的血防机构出现人才流失、青黄不接的情况，这一问题一直未得到妥善解决。“10多年没进过一个新人。”张志海无奈地摇着头，“人家都说我们是老弱病残，再有几年，我也该退休咯。”
景文波坦言，子承父业时，血防工作不仅待遇好，而且社会地位高，医院医生差多少，“现在不同了，差距太大”。他告诉记者，现在儿子宁愿在外打工，也不愿从事血防工作。
目前已使用近30年的抗血吸虫病药吡喹酮，无论是对个体治疗还是对流行区易感人群的化疗上，均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有报道称在实验室成功用吡喹酮诱导曼氏血吸虫产生了抗药性，但对日本血吸虫尚无相关报道。“然而，由于湖区居民存在反复感染问题，重复、超量服药的现象较为突出，吡喹酮的耐药问题正日益受到业界 如何进一步降低湖沼地区的钉螺面积，曾一直困扰着血防人，新的防控策略从以往土石填埋等简单粗暴的灭螺方法，转变为改变钉螺的孳生环境，同时与水利、国土、农业部门多方协作，形成共赢。
以平滩灭螺为例，汉北河河道中存有很多高低不平的河滩。“就水利而言，高低不平的河滩易形成涡流，不利泄洪。但对血防来说，高低不平的河滩易变为沼泽，容易孳生钉螺。”张志海说，“因此，我们与水利部门合作，平整河滩，同时种上以杨树为主的防浪林。杨树耐水且生长快，这样一方面有助稳固堤坝，同时防止河滩变为沼泽，一举多得。”
在平滩的同时还结合了抬滩降滩。张志海解释说，水面上下0.5米的环境非常适宜钉螺生存，以一片高2.5米的河滩为例，在3米高的常年水位下，这样的河滩非常适宜钉螺孳生。抬滩降滩就是将河滩“对折”，用其中一半的土石将另一半抬高，同时自身降低，最终形成一半是3.5米，一半是1.5米。“长期干燥或水淹的地方，钉螺都不能存活。”
张志海坦言，以往并非没有这方面的想法，因为需要较大的财力投入，仅靠卫生计生部门难以实现，“仅汉川市境内的汉北河水利改造，政府就投入了3亿元”。
“经过10余年的改造，即便今年汉北河的来水量超过了年，也绝不会出现疫情回潮的情况。”张志海信心满满地说。
记者手记
送瘟神背后的策略演进
从事公共卫生报道前，虽未实地目睹过血吸虫的“真容”，但不论是儿时的历史读本亦或是电视中播放的纪录片，毛主席、送瘟神、血吸虫，这几个被反复提及的词语已成为时代标记被深深印刻在脑海中。沿汉北河上游一路走下去，这种历史感扑面而来，它化作一个个矗立在河岸的警示标语，又或是沿河村民的一段段记忆，不断提醒着我们，历史并未走远。
一路走来，我们对送瘟神的理解亦在不断深入，对疾病防控的认知也在不断变化，从一开始要彻底消灭钉螺，到后来发现此路不通，进入化疗时代，继而又转入以控制传染源为主。细想起来，这一过程中，我们虽未能送走瘟神，但却在不断探索中送走了过往落后的思维认知，迎来了更为科学合理的防控策略。
在当下，送瘟神无疑又有了新的历史内涵。年1月1日，我国启用血吸虫病控制消除新标准，将以往的完全消灭血吸虫病改为将其控制在低流行状态。湖沼地区消灭血吸虫的难度较大，除了受自然环境影响外，更多地与当地人对水资源的高度依赖息息相关。水，已深深嵌入当地人的生活甚至生存方式中。一甲子的血防历史留给我们的财富在于，要实现送瘟神，首先要在科学精神的指导下，制定切实可行的防控策略，并以此影响和改变老百姓的生活方式认知，使他们愿意将防治策略变成生活的一部分。
经过近10年的探索，汉川探索出的改变钉螺孳生环境、控制传染病的防控策略已取得实效，但应看到，其中的关键点在于多部门的高效合作，而这却是很多地方一直未能解决好的顽疾。能否实现将血吸虫病控制在低流行状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重视程度和管理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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