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末，新型冠状病毒，命名为-nCov。与年的SARS病毒是同属不同种，新型冠状病毒是目前已知的第7种冠状病毒。
今天推送一篇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
原文信息：GersovitzM,HammerJS.InfectiousDiseases,PublicPolicy,andtheMarriageofEconomicsandEpidemiology[J].TheWorldBankResearchObserver,,18(2):-.
原文作者：MarkGersovitz;JeffreyS.Hammer
本号进行了粗译，更多详细信息，建议阅读原文
传染病与公共政策：基于经济学与流行病学的相互结合
MarkGersovitz;JeffreyS.Hammer
摘要：理性选择假设有助于理解人们对传染病的反应。人们通过选择他们所面临约束下的预防和治疗水平，来最大化幸福感。众多的目标和约束之间需要权衡。例如这种方法预测人们如何应对感染风险变化和诊断检验的可用性。将个人理性与流行病学的感染动力学模型相结合，可以预测个人对传染病预防和治疗的选择，是否能产生最优的社会效果。如果没有，个人的选择就为通过政府干预来来影响预防和治疗活动水平提供了依据。最优政策通常意味着接受地方性传染病，但是通过协调一致的政府干预措施来降低其水平。经济学与流行病学的相互结合，为包括免疫规划在内政策设计提供了许多定性指导。
0引言
最近经济学和流行病学的相互结合，虽然被推迟了很久，但是有望取得丰硕成果。公共卫生意味着公共政策，尤其是关于传染病的政策。经济学有很多关于公共政策的研究内容，流行病学有很多关于传染病动态的研究内容。本研究报告是基于经济学和流行病学相互结合的第一个产物，——关于公共政策充满活力和早期的看法，但是仍有实现的潜力。
传染病有两种传播方式:一种是人传人，例如艾滋病毒/艾滋病;另外一种是通过蚊子等媒介，例疟疾或黄热病。这两种模式都强烈受到在政府的政策之下，人们如何选择采取个人和集体行动的影响。人们从其选项中选择预防和治疗。对这些选择的一个重要影响，是被感染的可能性，这取决于感染人群的比例以及其他因素。预防和治疗的选择，反过来又影响总感染率，同时产生反馈的系统。然而传染病的经典模型(Anderson和May)，并没有将这种内生性行为机制纳入动力学的研究。
一种方法是假设个人做出理性选择，这是经济学的传统假设。一旦将个体行为引入到分析中，一个自然的问题是，基于社会标准，个体行为是否是最可取的，还是个体行为构成所有人的成本和收益的总和。回答这个问题是经济学的基本内容，本质上是评估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假说，在卫生领域特定情况下的有效性。
当个人不考虑他们的行为对他人的影响，无论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就会有外部性，政府就有理由进行干预，使私人成本和收益，与政府决策的社会成本和收益相一致。公共卫生经济学的一个重要主题，是这些外部性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以及如何应对？
许多经济学家承担起了将经济学应用于传染病公共政策的任务，从个体理性行为的基础开始，逐步发展到总体动态和政策设计。一个重要的概念，是最优的一揽子政策，即在流行病期间协调预防和治疗费用的最优规则。虽然医生和病人很自然地将行动分为预防(避免感染)和治疗(减轻感染)，但这种区分并不能很好地指导设计一套有效的经济政策。
一些经济标准和感染的预防和治疗是没有区别的。例如当最优选择时，这两种输入可能在流行病的过程中一起变动，同步增加或减少。然而这种同步不一定会发生，对预防的依赖可能会随着对治疗的依赖而下降，反之亦然。输入目标对于识别这种模式很重要，例如治疗是针对每个人，还是仅仅针对受感染的人。
预防和治疗都可能涉及外部性。这方面对一揽子政策设计的重要影响是，预防疾病的个人和社会激励之间的差异，是否与采取治疗的个人和社会激励之间的差异相同。这些差异同样适用于那些痊愈后又易受感染的疾病，如可治愈的性传播疾病，如衣原体和淋病。在这些情况下，政府最好对预防和治疗活动给予同等补贴。对于其他疾病，政府可能需要为人们提供完全不同的经济激励，来进行预防和治疗。病媒传播疾病的情况更加复杂。这些疾病通常需要许多预防措施。有些预防措施具有治疗的经济属性，有些则与治疗和其他预防措施不同。
这篇文章中许多关于传染病决策的例子，来自贫穷国家的经验，特别是来自艾滋病毒/艾滋病的经验。首先，传染病在贫穷国家更为普遍，这既是因为它们的地理气候环境更有利于许多这类疾病，特别是那些涉及病媒和大型寄生虫的疾病，也是因为个人和政府在富裕国家采取的控制传染病的行动少得多。其次，经济学家在传染病方面的大量工作都是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的，无论在富国还是穷国。艾滋病毒/艾滋病是一种无处不在的威胁，它已成为非洲许多严重感染国家最重要的卫生问题。这篇文章还讨论了人们从中康复的疾病和通过病媒传播的疾病的经济学，并探讨了处理疾病的各种选择，如疫苗和治疗药物，遗憾的是，这些都无法用于控制艾滋病毒。
1个人选择中的约束、目标和策略行为
理性预期理论假设个人做出了最好的选择，就像他们看到的那样，在他们所拥有信息所能提供的选项中。与这个假设的所有应用一样，有两件事需要明确，它才能在预测中发挥作用。首先是个人面临的约束:由疾病环境决定的行动选择，个人对环境的信息，以及患病和通过预防和治疗应对疾病的成本。第二是个体的目标，或者个体如何在这些选项中排列不同的选择。
1.1约束
疾病的生物学特性设置了许多限制。一旦被感染，一个人是否会恢复并再次具有免疫力或易感，或遭受慢性疾病或死亡?个人如何评价这些情况?这些问题的答案，决定了被感染的部分成本。无论是通过症状还是通过医学检测，个人是否能够知道自己何时被感染，并具有传染性，以及他人何时具有传染性?治疗能改变疾病的病程吗?如果是这样，疾病的成本包括通过治疗减轻的疾病成本，以及选择的治疗类型的成本。
现在回到易感人群的接触点，疾病传播是容易还是困难?如何传播?一个人可以采取什么预防措施来减少接触感染的风险，这些预防措施的成本是多少?有疫苗吗?是否涉及蚊子等病媒，如何与之对抗?感染风险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总体感染率，从而决定疫情的阶段?将易感个体置于危险中的传染病人是匿名的(如流感病例)，还是貌似可被易感人群识别的(如性传播疾病)?
信息也限制了个人对传染病的反应。两类信息与个人关于预防和治疗行动的决定有关。第一类是一般信息，包括疾病的存在、如何传播和不传播、传染性个体是否可无症状、是否有预防、姑息和治疗的选择以及费用。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这些一般信息是否真正限制了人们的决策。对于一种新出现的疾病，例如年代的HIV/艾滋病，通过研究获得一般资料并将其传播给全体人民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在最初阶段之后，通过一般信息影响行为的余地可能会小得多，如果父母和其他成年人没有有效地交流知识，那么年轻人是一个重要的例外。如果人们已经有了这类信息，反复提供它不太可能改变人们的行为。如果个体做出了理性的选择，那么有效的干预就需要影响个体的约束条件。
第二种信息是特定于个人的。它包括有关个人是否受感染或具有传染性的信息，其配偶是否具有传染性，以及直接环境中的风险，如病媒或在土壤和水中存在大型寄生虫。没有测试可能无法判断一个人是否具有传染性。当然人们可能会得到有用的信息，关于他们自己是更容易还是更不容易被感染，特别是在性传播疾病的情况下，关于哪些潜在接触者更容易或更不容易被感染。这样的信息总比什么都没有好——有时要好得多——可以用来调整选择。更好的方法是进行医学检验。如果存在医疗检验，那么接受检验的决定就会为个人提出许多符合理性范式的策略性问题，本文后面将对此进行探讨。
1.2目标和权衡
一个人影响健康的决定受到目标和约束的影响。这些目标虽然反映了简单的常识，但在制订卫生政策时往往被忽视。这种监督很重要，因为了解人们的目标有助于预测他们的行为，也因为大多数经济学家相信消费者主权，这意味着考虑人们如何评价自己的环境。个人希望尽量减少金钱成本的预防和治疗或其他治疗活动，只要他们支付这些费用。此外预防的所有成本,包括所有人放弃避免被感染，疾病成本也一样，痛苦,恐惧,收入损失和其他机会,早期死亡,和由于感染的其他直接费用。
除了健康之外，人们还看重很多东西。他们重视与他人的身体亲密，包括性关系，无论是为了愉悦还是繁衍后代。但是身体上的亲密会促进感染的传播，无论是性传播疾病还是邻近性疾病，如流感、结核病和麻风病。在某种程度上，个体是利他的，他们也重视那些可能被他们感染的人所付出的代价，比如他们的性伴侣。人们可能还希望他们的性伴侣相信他们在性方面是忠诚的，他们可能希望他们的伴侣在性方面是忠诚的，而不受感染风险的影响。人们也重视自由活动，即使是在有媒介传播和大型寄生虫病感染风险的环境中。他们不喜欢烧水，不喜欢睡在蚊帐里，也不喜欢限制户外活动。他们想要得到即使冒着疟疾、黄热病和鼠疫的危险也要进入森林的好处，或者即使冒着血吸虫病或盘尾丝虫病的危险，也要在他们的农场工作的好处。
因此，许多目标是冲突的，需要权衡。一个基本的权衡是通过预防或治疗来增进健康的支出，与通过其他方式增进健康的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之间的权衡。当人们为了增加在健康方面的支出而牺牲健康以外的其他支出时，他们对这些连续牺牲的价值往往会上升，有时会急剧上升。这种被牺牲的边际效用的上升，是人们想要从其他支出转向医疗保健的资源数量的自然刹车。大多数人不想把他们所有的资源都用来改善他们的健康。
如果个人缺乏选择，所有这些考虑都是无关紧要的。对于传染性疾病，人们几乎总是可以采取各种预防措施，他们可能有治疗的选择。许多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工作都在不断增加。人们可以彻底洗手或烧水，甚至更彻底等等。同样，人们可以在不同程度上追求和遵守治疗方案。在许多情况下，卫生投入连续等量增加的效力往往减弱。投入的边际产量递减，是人们在多大程度上准备增加卫生支出的另一个障碍，它补充了在卫生以外的其他方面放弃额外支出单位价值的不断增加。
1.3理性宿命论
预防选择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是潜在伴侣、偶然接触者和带菌者之间的感染率，而这又可能取决于总体感染率。以艾滋病这种不治之症为例，理性选择模型发现，一个人选择的伴侣数量可能与潜在伴侣的感染率不存在负相关关系，这是一种理性宿命论。
为了说明这一点，假设人们不关心传染给他们的伴侣。为了便于讨论，进一步假设人们从一个随机选择的伙伴那里获得了很大的效用，而从随后的伙伴那里获得了正效用。所有这些性伙伴感染(和传染)的可能性都是一样的。在艾滋病毒总体感染处于中等水平的情况下，人们选择有一个以上的伴侣，但在没有感染的情况下，他们选择的伴侣数量少于这个数量。根据假设，如果所有伙伴的感染概率都大幅上升，人们不会减少到少于一个伙伴。因为他们的第一个伴侣可能会感染他们，所以一个以上的伴侣几乎不会带来额外的风险。在第一次之后，人们不再减少伴侣的数量，甚至可能会把伴侣的数量增加到没有疾病时的最大值。
当然，这个结论是一个特别选择的例子的结果。在不同的假设下，如感染率从微不足道上升到中等水平，人们可能会做出相反的反应，减少伴侣的数量。一般的观点是，理性的人在权衡对更多伴侣的渴望和感染的可能性时，可能会选择增加伴侣的数量，以应对任何一个潜在伴侣被感染的可能性的增加。因此，对于宿命论和看似非理性的行为有一个合理的解释(PhilipsonandPosner,p.49;Kremer)。
理性宿命论的概念与各种接触强度的选择有关，而不仅仅是与艾滋病毒/艾滋病有关。例如，一个人每延长到疟疾森林的旅行一天，可能就相当于增加了一个伙伴，假定在被感染之后，一个人可以继续活动，至少在酝酿疾病的时候是这样。理性的宿命论将不太可能，如果病原体具有超级传染性,也就是说,当一个被感染的人还没有恢复或被治愈感染，可以进一步增加额外的风险(如许多宏观寄生虫疾病的情况下,如血吸虫病)，每一轮的重复感染，会增加额外的伤害。
1.4策略行为
综上所述，许多考虑表明可以对具有策略行为的疾病，和不具有策略行为的疾病进行区分。当把人置于危险中的接触者不是匿名的，并且一个人可以考虑潜在接触者关于他们自己的感染状态的信息，以及他们合作提供这些信息的动机时，策略行为就出现了。谈判、报复和鼓励说真话的问题就会出现。这种相互作用取决于人们在关心是否感染他人时，是完全自私的，还是至少部分利他的。
再一次，这是目标和限制的问题。决策单位的边界是什么?自己吗?自己和一个固定的性伴侣在性传播疾病的情况下?附近的邻居是否会因排放污水而传染疾病?性传播疾病是一种战略性疾病的典型案例，而艾滋病毒/艾滋病将这些问题置于中心位置。但日本人在感染普通感冒或流感病毒时戴口罩的做法，是人们采取预防措施避免感染他人的又一个例子，即使是那些与家人和朋友没有直接接触的人。
1.5检测
对疾病进行检测是有充分理由的，即使是癌症等非传染性疾病，但当对疾病的反应可能是战略性的，如艾滋病毒/艾滋病时，检测就提出了最复杂的考虑。虽然很明显，人们通常希望保持未受感染，并且可能不愿感染他们的接触者，但他们可能想知道自己的感染状况，也可能不想知道，如果他们知道了，他们可能会将这些知识用于许多目的。
就艾滋病毒/艾滋病而言，是否进行检测的决定可能受到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一方或另一方的潜在伴侣被感染的可能性;不管一个人是只关心自己(利己主义者)，还是感染他人(利他主义者)，观察检测行为就能说明问题;一个人是否能自信地知道自己潜在伴侣的HIV状况;一个人的伴侣在得知他已经接受了检测之后，可能还会在得知他的检测结果之后，比如解除合作关系或者采取惩罚措施，他会怎么做?接受检测的费用，包括去检测机构检测和返回检测结果，这可能是不可忽视的;如果一个人受到感染，遗产问题是否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