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叔旧照
我的叔叔曾幼诚在任空军作战部副部长之前，曾在福州军区空军任职，此间曾有九架美蒋飞机在华东战区被击落，而在年初按周总理指示，指挥击落载有三个叛变投敌的败类的HU－16信天翁专机，是其收官之作。他因此被敌人称为＂悍将＂。
然而，他自己第一次接触飞机，却是在抗日战争中参加营救一位美国飞行员。
这里我插一句。我们国家曾经热播的电影中，与老通成曾家的我的父辈有直接关系的就有《51号兵站》、《亮剑》等，而营救美国飞行员的故事，中国民众救助跳伞的美国飞行员，这样的报道见诸于报端、电视节目中，大家都耳熟能详了。
堂妹妹曾宁的书作
我现在要谈的是叔叔曾幼诚经历的情节。我拷贝下叔叔的女儿（我的妹子）曾宁的《我的父亲》中的内容，将人称从“父亲”改为“叔叔”，又参考叔叔留下的录音进行了摘录编写：
叔叔曾幼诚是皖南事变杀出重围的。当时是新四军第七师沿江支队的侦察参谋。他们主要活动在在安徽江北。当时日寇的扫荡，已与国民党顽固派军默契配合，企图消灭新四军。叔叔所在的七师辖有3个支队，除沿江支队外，另两个是皖南支队和含和（含县、和县）支队。抗日力量不但没被消灭，还在战斗中和他们的力量从国民党第三战区发展到第五战区，
新四军第七师.师部旧址（无为县）
年冬（当时他穿着棉衣，所以应该是在十一二月份）的一天，叔叔接受任务去离他们两百多公里的长江南岸（在铜陵和贵池之间，靠近黄山，是一个叫六百丈的地方，在铜陵的上游）了解本支队另一个团的情况。他带了一个侦察员过江，江对岸是个血吸虫区，血吸虫寄生的钉螺到处都是，当地男人是要下田的，所以几乎都死光了，那一片变成了“女人国”。三四天后，叔叔才到达贵池，经过那个血吸虫肆虐的“女人国”村庄，一路只见到过一个小孩是男的。
叔叔当年对他的女儿——我曾宁妹妹——回忆这段行程时，兴致勃勃地讲了当年船老板讲的“六百丈”的传说故事：
在清朝的时候，庐江县要造牌坊，需要花岗岩，就在铜陵那边采石，制成8根柱子，用船运回去。船行到这个地方，遇到了风浪，一倾斜，一根柱子沉到江底去了。挺贵重的东西，缺少一根怎么行？就请当地的“水鬼”下去打捞。当地的“水鬼”水性十分了得，有的能在水里呆上半个钟头呢！！！受雇的水鬼系着绳子下去了，看到石柱后他动了贪念，想把雇主骗走，好把这根花岗石柱子据为己有，以后能卖个好价钱，发点财。于是这家伙就蹲在水里往下拽绳子，拽了足有丈长，然后上来谎称水太深找不到。所以庐江县建的那个牌坊的柱子就有一根是普通石头的了。但是那个水鬼以后也没捞着，那根花岗石柱子被泥沙埋了，找不到了，现在还沉在长江底下。所以那里就被后人叫做六百丈。
他们继续往西，到了那个团团部所在的在山坳，该地距离鬼子据点只有2里地。
结果一到就正好碰上了美国飞行员的事情。
就在那天中午，附近一个地下党组织派人送来一个信儿，说他们那里藏起了一个美国飞行员，躲过了日本鬼子的搜索，问团里怎么办？团领导命赶紧把人送过来，并且同时就向师部发去了电报请示。
叔叔就这样碰上了营救美国飞行员的任务。
这位美国飞行员的基地在江西。他是在执行轰炸在安徽省的安庆地区长江上的日本人的兵舰的任务时被击落的。据了解，日本鬼子正在四处疯狂搜索“大鼻子”。
虽说团部的电台队长和报务员都是初中生，但那个年月，英语都忘光了，谁都不敢出来当翻译。于是团部找上我叔叔了。
叔叔曾经在武汉大学附属中学——东湖中学读过一年多高中，学过一点英语。而在武汉时也看过外国电影，略知一点美国人的生活习惯。叔叔接受任务后，立即想到美国人喜欢吃牛排，吃面包。但这些东西在游击区上哪去找啊！于是他建议炖一只鸡，煮几个鸡蛋，去买挂面煮给美国人吃。
天黑以后，老百姓把飞行员抬过来了。所谓担架，就是老百姓的凉床，翻过来，铺上一床棉被，让洋人躺上去，再盖一床被子，捂得严严实实，再插上两根竹竿，就抬过来了。
当时，叔叔正在和团里的几个干部围着烧着树墩子的火盆烤火，就把这位美国飞行员请到火边一起坐。为了躲避日本鬼子的搜捕，当地营救他的老百姓给他穿上棉袍，戴上棉帽。当地男人冬天戴的帽子很实用，护耳放下来可以遮住耳朵和口鼻，捂得很严实。因此，就连叔叔当时也看不见飞行员里面穿的美国军服，也看不见他一头黄发和大鼻子，只能看得他的两只蓝眼睛。
面对外国人，语言不通，大家不知该怎么好，便都在那里默默地烤火。
叔叔正好坐在飞行员的对面，看着这个美国人，突发奇想，不如跟他讲几句英语，老这么闷着也不行啊！
看着，看着，他不由自主地轻轻冒出来一声：“哈罗！”
好像是听见了天籁之声！美国人猛地抬头，顺着声音看过去，可是他看见的都是一张张友善的面孔，是自己听错了？又沮丧地低下头继续烤火。
叔叔暗暗地准备了几个单词和简单的句子后，又来了一句：“哈罗！”
美国人马上抬头，正好看到我叔叔笑着对他点头，高兴极了：他乡遇知音啊！
可是叔叔太紧张了，居然对美国人说：“你会说英语吗？”
这不是开国际玩笑吗？
美国飞行员那边一大堆洋文就呼呼地过来了，叔叔慌了，哪里听得懂啊！但是美国人逮着一个会点洋话的人了，便抓住叔叔不放手。叔叔只好坐到他身边去。
团长他们很惊讶：这个曾参谋还真有两下子呢！叔叔很聪明，拿定主意只跟飞行员两人对话，根本不能让其他人插嘴，翻译官可不是那么好当的！
叔叔定了定心。他想到，应该先要让美国人的心安定下来。唉，学到用时方恨少啊！更何况当年学的东西基本上都还给老师了。好在年轻，记忆力也比较强，想了半天，他居然还想出了几个单词和句子来。
叔叔先跟美国人说，“你知道，我们都是你的朋友。”再跟他客套几句，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叫克莱斯曼。又问他的家住在哪里？叔叔居然问成了“你的房子在哪里”。但这不要紧，美国人能明白叔叔表达的意思，马上就告诉叔叔他是芝加哥人。问他多大了？回答说22岁。叔叔说“我也是22岁”。问及家庭成员，得知他家里除了父母还有一个妹妹。
就在叔叔搜肠刮肚地把能记起来的英文单词差不多用光了，眼看没办法的时候，克莱斯曼从飞行服的口袋里掏出一个中英文对照的小册子拿给叔叔看。
美国飞行员指着小册子，先问“你这里附近有教堂吗？”叔叔回答说没有。为什么美国人要找教堂？因为那里有讲母语的神父、牧师或传教士。
第二句问“距离敌人有多远”？叔叔回答“”。就是两公里的意思。“”这个单词叔叔肯定还是能记得的。但下面就出洋相了。
叔叔想跟他宣传一下“我们是新四军”，结果拚出来这么一句：“Youknow,wearenewsfourarmy.”
错在哪里呢？原来他把表示“新的”的单词“new”说成“新闻”的单词“news”了，而且也不能把“第四”说成“四”呀。但是，他确实不知道该如何正确地用英文来表达“新四军”。但尽管如此，克莱斯曼还是明白他的意思了。
叔叔又告诉美国人：“我们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这当然都是小册子上没有的。但是叔叔看出来美国人对政治不感兴趣，他认为中国人都是一样的。
叔叔发现美国人心有疑虑，就对他说“我们都是好人”，还说了一个单词——日本人，并做了一个要砍他们头的手势，来让克莱斯曼对共产党新四军放心。
旁边的人只看见这两人讲洋话讲得很热闹，觉得“曾参谋很了不起，可以跟美国人谈话”，其实叔叔特别害怕其他人插话，要他翻译，那样就惨了！不过到了今天，我们兄妹还都认为他真的是很棒（Great）！
附近有教堂吗？没有。有神父吗？没有。
他又问：“这里有敌人吗？”
公尺远，有日寇碉堡，但叔叔只能说：
“Twothousands.”
“Areyouhungry?(您饿了吗)”叔叔问。
克莱斯曼拼命点头。
一个大盆端到下面有火的土墩子上。叔叔做了一个手势，侦察员小刘就带着人把已经炖好的一盆鸡汤和煮好的半盆面条，还有一碗剥了皮的煮鸡蛋端了上来。对克莱斯曼说：“吃吧！全吃光！”别看是两句话，单词却很简单，就是“Finish”。叔叔说，他在东湖中学念书时，和同学们都把这个单词念做“奋力吃”，所以记得很熟。
“Eat！Finish!”
克莱斯曼立即跑了上去，他居然还会熟练地使用筷子！一脸盆面条、鸡汤，一碗剥好的鸡蛋！原来他已经一天一夜没吃饭了！
吃得好痛快，克莱斯曼的现在表情放松多了。但看来又想说什么。
叔叔心领神会，指着一边方向说：“W.C.”又给了他草纸，原来旁边的厢房里，预备了马桶。随后又说：“Sleep!Goodnight!”(他忘了说：“Seeyoutomorrow!”)
那天克莱斯曼吃饱了，睡觉时没脱衣服没脱靴子，以至于事后才知道他的脚是负了伤的，血都凝固在袜子上，“我们当时也太粗心了！”
当天晚上，师部回电，指示团部马上把美国飞行员送到师部去。
团长就来找叔叔：“老曾，你是不是要回去？”
“是的。”
“那就把他送去吧，这是师部的电报。”
叔叔当然就义不容辞地答应了。
第二天晚上准备出发时，克莱斯曼提出了要求，希望叔叔直接把他送到国民党那里去。他拿出随身携带的绸子地图，问叔叔现在是在哪个位置。
这是一幅万分之一的地图，北到青岛，南到广东。他的基地在江西，所以希望往西南方向去。叔叔说“No！”指着他的小册子上的“司令部”、“服从”给他看。克莱斯曼看实在拗不过他的同龄人，但他相信他们是在救他，只好躺在竹床上，盖上棉被，任人抬着走了。
叔叔率领的这支护送队伍中除了他带来的侦察员小刘，还有一个姓钱的副连长。此人跟我叔叔当年都在55团四连待过，叔叔时任指导员时，他任副连长。钱副连长带着一个由12人组成的加强班（当时一个班只有8个人）有十来杆长枪，还专门配备了一挺轻机枪（这是团里仅有的两挺机枪中的一挺）。
头一个晚上，他们走得很快，走到贵池那个盛行血吸虫病的村庄，在那里隐蔽了一个白天。叔叔注意到：几天前他看见的那个唯一的男孩已经死了。
第二天夜晚，继续沿长江南岸往下游走，但没有从六百丈那里过江。两个晚上共行走一百多里，黎明前到了铜陵。前面已经说过，六百丈是在铜陵和贵池之间。
叔叔护送美国飞行员，竟出现了一场现代“牛剧”都比不上的精彩故事：
七师有个交通站就建在铜陵的深山老林一个山洼洼里。从交通站远望去，就能直接看见山顶上日本人的碉堡。第三天白天，他们就栖身在这个交通站的帐篷里。
关于这个碉堡，还有一个精彩的故事呢。
守这个碉堡的一个班的鬼子是从铜陵据点派过来的。深山野洼里，野兽多得很。一天晚上，一只老虎把一个日本哨兵拖走吃掉了。日本人决定要打死这只老虎，派来了一个连一百多人，把碉堡附近那片区域包围起来，还真的是把那只老虎围住了。刚开始包围圈比较大，后来越来越小，大概是鬼子指挥调动的吆喝声让老虎听见了，它蹲在草丛里没有动。等围得比较近了，鬼子看见了那只老虎，正准备开枪，说时迟，那时快，只见老虎突然发威，一个起跳，冲着一个鬼子就扑了过去，吓得那个鬼子兵瘫倒在地上，老虎就从那个缺口跳出去了。
新四军留下来监视的哨兵，只听那个方向枪声大作，不一会儿，枪声停了，就看见日军抬着准备用来扛老虎的行军担架下山了，看样子是凯旋了。
仔细一看，担架上不是老虎，怎么好像是人啊？
……
吃亏以后，恼羞成怒的日军又组织了几次围捕，结果更糟糕，连根虎毛都没见着。
当时，日军兵力不足，老把多人放在这儿，也是不可能的。既然抓不到老虎，上面又不让撤据点，日军只好抓来民工，在据点周围打起一圈桩子，上面围上高高的铁丝网，防止老虎跳进去。日军从此也轻易不出来。
新四军知道有了这个“友军”后，干脆在日军炮楼下方不远处建了一个兵站，以保障自己交通，同时监视鬼子。此后，新四军在这里畅通无阻，从没受到过这个据点的日军的威胁。这个日军据点，愣是让一头老虎给治住了。
我看到有篇报道中写道：“曾幼诚将军笑说：新四军地盘上的华南虎是咱们的友军，曾叼走过日本兵。”
所以，虽然离得不远，因为设在山洼洼里，被老虎关在碉堡里的鬼子在上面也看不见叔叔他们这个交通站的帐篷。
天亮后，叔叔刚起床，就听见有人说：“快看！”他一扭头，望见米开外一个小高地的石头上果真有一头豹子在晒太阳，一边用爪子在洗脸。看来山区野兽很多，凶猛的动物里，除了老虎还有豹子。
交通站的人跟叔叔说，现在外面日本鬼子的确还在找“大鼻子”，已经找了3天了。
叔叔带着队伍继续向东走，第三天就到了南陵，很快就插到长江边上，准备就在白天过江。
为什么要冒险在白天过江呢？这是根据他的判断和以往的经验，白天长江上船多，有鬼子的，更多的是老百姓的船，反正他们都穿着便衣，外表上谁也看不出他们是新四军的人，把飞行员藏在船舱里，谁知道这条船上有什么。而夜里过江风险很大，万一碰上“放淌”（为抓捕新四军，鬼子将巡江炮艇的发动机关闭，悄无声息地顺江而下）的鬼子巡逻艇就遭了。
克莱斯曼见要过江去江北了，很不高兴，就问叔叔这里距离南边多远的地方有国军。叔叔明白他想去国民党那里，不想再往北边走，更担心过江有危险。便又安慰他：“你一定要相信我是好人，是你的朋友。”克莱斯曼垂头丧气的，没办法啊，一副听天由命的样子。
除了叔叔和小刘守在舱口，其他人都躲在船舱里。就这样，他们大摇大摆地在大轮船、兵舰、商船中间渡过了长江。
上了北岸，继续抬着美国飞行员走，因为还有一道封锁线要过。从刘家渡往无为县去，有一条公路土道，之间有一个点叫塌桥，那里有鬼子的据点。刘家渡同塌桥之间还有一个据点在襄安。必须从这条公路穿过去。叔叔决定从距离塌桥五里路的地方穿过去，一下子进入他们七师所在的地区。
他们正高高兴兴地赶路，因为快到师部了嘛，突然，放出的警戒哨跑回来报告说，前面有好几十个鬼子，他看见一个个穿着黄军装，还能看见刺刀闪亮。叔叔大吃一惊，都到家门口了，居然有了敌情！必须冲上去阻击敌人，掩护美国飞行员撤退。
他首先把睡梦中的克莱斯曼叫醒：“起来，起来！快点，快点！”飞行员一站起来，叔叔就蹦着英语单词告诉他，有日本人向这边来了。叔叔命令小刘带着美国人马上穿过公路，跑向七师驻地，他们要迎上去阻击鬼子，让小刘一定要带好克莱斯曼！小刘非常激动地答应了。叔叔就指着小刘对飞行员用简单的英语说：“他和你在一起！”并指着公路那边的方向对他说：“快跑！”克莱斯曼拔腿就跑，跑得飞快，小刘跟在他后面使劲追，倒成了他带着小刘跑了。
叔叔他们就从公路这边迅速插到公路那边，准备阻击敌人。结果那帮“鬼子”走近以后，看清楚了，原来是一群从塌桥那边服役回家的民工，肩上扛着的铁锹闪闪发光，让神经紧绷着的警戒哨兵远远看上去像是刺刀的闪亮，虚惊一场！赶紧去追小刘和克莱斯曼。在会合地点追上他们后，告诉美国人那些人不是日本人，还告诉他师部快到了。叔叔把雇的担架放了回去，带着一行人继续前进。
开城桥是距离敌人据点最近的一个小镇，七师师部的侦察科长刘世湘就等候在此。刘世湘在皖南时就是新四军军部的侦察科长，过去在老三团时，叔叔见过他。他从皖南突围出来后也到了七师。见面后，叔叔指着刘科长对克莱斯曼说“他是最大的”（在叔叔眼里，他是七师侦察人员中职务最高的，可不就是最大的吗），美国人好高兴啊，马上就去跟刘科长握手。
他们在开城桥镇吃了晚饭。这时，天快黑了，叔叔建议从通往师部的小河沟里坐船过去，省得再走十几里路。刘科长找来一条小船，叔叔和小刘陪着飞行员上了船，一直坐到船不能再往前走的地方上了岸。此处距离师部还有四里路。
此时，万籁俱寂。三个人摸着黑，从干涸的水稻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师部那个方向走。什么也看不见，但方向是清楚的。走着走着，叔叔就听见远处传来阵阵鼾声。早就听说师部有个参谋处长叫白浪的，打呼噜颇有名气，据此判断，往那个方向走就对了。果然，走了差不多有一里路，就看见村庄了，那就是师部！
白浪被叫醒，他对叔叔说，“别着急，先休息一会儿，等天亮再去见政委吧”。于是安排地方让他们睡觉，没睡几个钟头天就亮了。
第二天一起来，就给美国飞行员换了衣服，帽子摘了下来，露出一头金黄色的头发，黑长袍脱掉了，换上一件崭新的新四军的棉大衣。换了装的克莱斯曼让叔叔觉得“这小伙子挺精神的”。
吃过早饭，叔叔先被带去见师政委曾希圣（号称曾胡子）。他向政委简要报告了护送情况。曾胡子见叔叔能把美国飞行员送过来，就问他做翻译行不行？叔叔连忙说：“不行，不行，我只会几个单词！”
“那好，那好！”曾胡子不再勉强他，就把预备好的卫生队的医生叫来了。
叔叔把美国飞行员领进来，蹦着单词告诉他曾胡子是最大的首长：“First！Great！Sir！”
克莱斯曼听懂了，马上就立正。
叔叔向曾希圣政委介绍美国飞行员说：“他就是克莱斯曼。”然后就不敢再讲话，站到边上去了。
诸位，这就是聪明人啊，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翻译是那么好干的？得天天练才行，得有语言环境，有语感。您瞧下面这位吧。
政委请美国飞行员坐下来，对他讲了一通话，然后就让医生翻译给克莱斯曼听。他老人家讲的都是政策方面的话，医生怎么能译得出来呢。虽然是大学生，学过英语，但平时也不用英语，早就荒疏了。这位老兄紧张得想不出词来，脸憋得通红，汗都冒出来了。曾胡子发火了：“你把我的意思讲给他听嘛！”医生越着急就越讲不出来。
叔叔在旁边看到医生难受的样子，暗自庆幸自己没有不知天多高地多厚地逞强，那不挨骂才怪！他便对曾胡子说：“首长，我回去了。”敬个礼后马上离开，回沿江支队去了。
后来的故事：
美国飞行员在师部卫生队治疗了半个月的伤。此间，他给七师师部写这段经历，其中前一部分就讲到了同我叔叔在一起的情况。师部的人告诉叔叔，那个美国飞行员非常感激他。美国人说，有一个人非常照顾他，“这个人就像魔术师一样，问我是不是饿了，然后突然端出热腾腾的面条和鸡蛋还有鸡，让我大吃一惊！”
师部给延安发报，报告美国飞行员的事。延安给国民党发报，那边说可以接收。接到延安的指示，就派人护送，从七师这边过江，穿过封锁线，把美国飞行员克莱斯曼交给了国军。
大约过了个把月。一天，叔叔听见空中传来飞机的声音。他马上跑出去往空中看，从西南方向飞过来一架单翼的P-51飞机。这是一架美国野马式驱逐机，上面可以挂载两个炸弹。飞机飞得挺高的，有米。叔叔想起来，克莱斯曼驾驶的就是这种飞机。那天他驾机到安庆上空轰炸日本人的兵舰，俯冲时，被敌人的高射炮火击中，他投弹未中后要把飞机拉起来时，飞机已经起火，只能跳伞，降落在安庆的南岸，贵池那一带。当地的老百姓就把他藏在平时为躲避日本鬼子而藏姑娘的草垛里，后来就送到沿江支队驻在致德的那个团的团部，碰到了正在那里了解情况的支队侦察参谋曾幼诚。这就是缘分呀！也是克莱斯曼的福分。
叔叔眼看着那架飞机朝着他们师部那个方向飞去了，并在师部上空盘旋，俯冲，再拉起来，转了大约有10分钟，然后向西南方向飞去。（安徽在江西的东北方向）
叔叔意识到，这是美国飞行员前来答谢！因为他是在汉口长大的，在电影里看到过这样的情形。
几十年后，这位二战美国老兵在芝加哥写回忆录说，他很感谢在师部遇见一个招呼他的人，那人像魔术师，端出一大盆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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