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文是以新中国防治“血吸虫病”为线索，展示出当代中国公共卫生事业中，许多值得汲取的优良传统与制度优势。作者根据海外汉学研究的最新专著，来呈现新中国历史上防治“血吸虫病”的种种措施与需要攻克的技术难点，揭示传统精英主义的现代化卫生运动在遭遇地方性问题时的困难，以及中国的政策调整与应对。
“送瘟神”与新中国公共卫生事业
文
易莲媛
（《读书》年10期新刊）
一九五三年五月，偏远闭塞的江西余江乡下来了一批专注“污秽之事”的怪异陌生人。他们据说是来解决困扰当地已久的“大肚子病”，但却总是在逐户征集粪便样本，提各种让人羞于回答的问题，打听如厕和处理排泄物的方式，还用科学仪器仔细观察这些本不应见人的东西。为避免尴尬，也为了不给农忙增加负担，群众甚至干部纷纷借口“没空”避开了。的确，这里没有固定厕所，农民们白天下田劳动，就地解决，随身携带样本盒相当不便；晚上全家人共用一个马桶，也很难为每个成员分别取样。而且，习俗上都是由家里地位最低的儿媳承担清洁马桶的工作，对这些年轻妇女来说，无论是单独处理异性长辈的排泄物，还是把自己的样本拿给外来同龄人检查，都足够难堪。更为重要的是，大家并不明白治病与粪便之间有什么联系。因此，即使后来承受了上级压力，群众也不愿严格按要求取样，很多人或者直接交出空的样本盒，或者用小孩子的样本冒充，甚至以泥土、牲畜粪便等其他脏东西伪造。他们抱怨道：“这不是来看病的，是来查我们生活水平的”，“我没东西吃怎么拉得出来”。
上海青浦任屯村粪便管理以上场景，被记录在高敏（MiriamGross）的著作《送瘟神：毛主席的消灭寄生虫运动》（FarewelltotheGodofPlague:ChairmanMao’sCampaigntoDewormChina，）中，描述的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一项大型传染病防治运动正式开始前的调研所遭遇的挫折。而随后展开的，是新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群众卫生运动之一，“血吸虫病防治运动”。
高敏的研究直接以血防运动为对象，以此前研究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