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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文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读后感征文活动
为群众做实事是习近平始终不渝的信念
采访对象：陶海粟，年从北京清华附中到陕西省延川县段家圪塔大队插队，年被招聘为干部，曾先后任县团委书记和公社书记。年2月考入北京大学，毕业后曾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工作。现为摩科瑞能源集团亚洲区执行董事兼中国公司董事。
采访组：邱然黄珊陈思等
采访日期：年2月8日
采访地点：中央党校电视台演播室
采访组：您是在延川县插队的北京知青，请问您和习近平是什么时候相识的?
陶海粟：我是年从插队的村里被招聘为县上干部的。记得是年，我作为县上派驻文安驿公社上文安驿大队的工作队队员，参加了八九个月的路线教育工作。其间，听人说这个公社梁家河大队的北京知青里，有习仲勋的儿子，还有雷英夫的两个儿子，表现都不错。这引起我的兴趣，因为他们的父辈都是传奇式的人物，我挺想结识一下他们的。
虽然当时他们都顶着“黑帮子弟”的帽子，但我不在乎，因为我根本不相信习仲勋和雷英夫这样的人会是“反党分子”。上山下乡前，清华附中和清华大学都处于“文化大革命”的漩涡中心，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事见得太多了。有一次我们参加在工人体育场举行的批判大会，江青在台上讲话时恶狠狠地说：“余秋里是贺龙的人”，当时贺龙已经因为“反党”被打倒，而那天余秋里就坐在离江青隔几个座位的主席台上(余当时是参与中央领导工作的)。这让我哭笑不得，觉得他们动辄给人戴帽子简直像儿戏一样，所以我对他们那些“反党”帽子也就不当回事了。
有一天我抽出时间，自己到梁家河登门拜访了他们。在梁家河村一间黑咕隆咚的破窑洞里，他们三个正好都在。当时，梁家河的十几个知青，大部分都已经当兵或招工走了，另有几个没走的也待在北京不来，只有习近平和雷氏兄弟还在村里。我进了窑洞，第一眼就看见炕上、窗台上、箱子上，到处都堆着一摞一摞的书。聊天过程中，我随手拿起一摞书最上面的一本《共产党宣言》打开翻了翻，只见里面几乎每页边空上都密密麻麻地用娟秀的字体写着批注，扉页上有“雷英夫”的签名。当时我暗自称奇，心想“共产党的干部里还有这么认真读书的?!”有这样的干部，他们孩子们的窑洞里到处堆着书自有其道理了。
采访组：当时他们给您的印象是什么?
陶海粟：他们三个人给我的最初印象是都很诚恳实在。习近平当时只有十八岁，比雷氏兄弟俩分别小四岁和两岁，但他看起来很稳重，讲起话来有自己的定见，不轻易附和别人，又不咋呼张扬。我认识近平的时候，他已经走出了刚下乡时曾有过的一段迷茫徘徊阶段，心态比较稳定了。
从那以后，尽管交通和电话都很不方便，我和他们还是尽可能保持着联系。有机会时，我会到梁家河看他们，他们到县里办事，也会到我的办公室来看我。那时业余生活非常贫乏，我和他们几个在一起，基本就是海阔天空地聊天。我记得聊得比较多的话题有这么几个：一是听他们讲他们父辈的故事。例如有一次，习近平对我们讲起解放初期他父亲在西北地区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故事。他父亲当时力克“左”的倾向，反对照搬内地的经验，对西北少数民族上层人物采取了实力和安抚相结合的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被毛泽东赞为比诸葛亮七擒孟获还高明。这类故事，由于他父亲当时的处境，社会上是根本听不到的，所以我听起来觉得很新鲜。习近平在讲起这些的时候，我可以感受到他对父亲深深的爱戴之情。
二是交流互换“小道消息”。我们几个人都对政治有着浓厚兴趣，而当时国家的政治生活极不正常，报刊广播上宣传的东西人们普遍不感兴趣，“小道消息”成了人们获取真实信息的重要渠道。由于他们几个的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他们的“小道消息”资源比我要丰富得多，所以在这方面我是听多讲少。那时的“小道消息”中，议论江青、讥讽“四人帮”的很多。他们几个对国家当时的政治现状是不满意的，虽然由于家庭的关系，我认识他们的时候，他们还都入不了党，但我多次听他们表达了这样的意思：不能光停留于议论抱怨，要争取入党，在党内发挥驱浊除弊、改造时势的积极作用。
三是交流各自读的杂书的心得。这方面的很多细节记不清了，但记得有一次我们谈到都在读的《世界通史》时，议论到欧洲中世纪的历史人物，雷平生眉飞色舞地大谈“锤子阿炳”这个人物，那个场景至今记忆犹新。还有一次，我们谈到中外一些历史人物在困境中个人奋斗的故事，分别后习近平还专门给我写了一封信，继续谈论这个题目，并在信中引用了《诗经》中的句子：“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之所以愿意接近他们，并保持了长久的相互信任和友谊，是因为我们存在一些共同点，有很多共同语言。
第一个共同点是，比起北京，陕北农村给我们提供了政治上相对宽松、能够发挥个人潜力的天地。说实话，我们几个谁也不是怀抱“防修反修”、把自己锻炼成红色接班人的崇高理想去农村插队的，而是身不由己，没有其他路可走。习近平和雷氏兄弟的父辈都是党内残酷斗争的牺牲品，当时都被关在监狱里。去延川之前，习近平已确定要被送到少管所，只是因为当时少管所人满为患，让他先等着;雷榕生当时正在“黑帮子弟学习班”里关着，丧失了人身自由。对他们的家庭和他们自己来说，北京的环境可以说是“风刀霜剑严相逼”，去陕北实际上是某种程度的解脱。我在北京时的境况没有他们那么艰难，当时我父亲是军事院校的教员，但不是党员，祖辈又是地主，所以也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冷遇，心情不愉快。上山下乡前，有一个招兵机会，我想报名参军，当时驻我们班的工宣队的人当着好多同学的面挖苦我：“还想参军呢?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出身!”另外还有十几个北京工厂的招工名额，但都被出身好的同学占据了，我们班的干部子弟没有一个下乡插队的。所以给我留下的唯一道路就是去农村了。到了陕北以后，我们都感受到，那些解放三十多年了仍然称自己为“受苦人”的淳朴的陕北老百姓，却对我们张开了臂膀，敞开了心扉。在他们眼里，评价一个知青，干活好坏远比出身好坏更重要。而且经济文化极端落后，任何一点儿简单的知识，比如知道氮磷钾的区别，都能派上用场。因此，虽然在那里过着近乎原始的艰苦生活，可我们却感觉来到了一个新鲜的、前景上有着更多可能性的天地。
第二个共同点是，我们都不甘于平淡生活，觉得人活一世，总要干点儿什么，做一番事业。这种想法，当然和那时革命英雄主义的教育和熏陶不无关系，但更是由于读书学习，向往历史上那些建功立业的人物的多彩人生，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士人们那些“修齐治平”“先忧后乐”精神的认同。
第三个共同点是，我们有这样一个共识，就是：志当存高远，但要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当时很现实的一个问题是上大学。我们几个都没有完成中学的学业，因此都梦寐以求地希望能上大学，用现代知识充实自己的精神和头脑。上大学这件事，当时是超出我们自己的掌控的。年时曾有大学来招生，当时虽然名义上实行群众推荐制，但梁家河有一个知青被招走了，村里领导和习近平他们却根本不知情，直到那个知青临走才知道。后来才听说，那个知青的父亲是北京教育系统的一名负责人，那次给梁家河的招生名额是“戴帽下达”的。我也是几次申请上大学，但因为当了干部，县里不放。对这个事情，我们的态度是：我们内心深处都是想走的，并没有把“扎根农村一辈子”当作挂在嘴上的口号;如果因为各种客观原因走不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也不应该消沉应付，而是应该把身边的事情尽量做好。基于这样的想法，他们几个先后上大学前，都在队里踏踏实实干活、工作，都入了党。雷榕生做了大队的团支部书记，雷平生做了大队革委会副主任，习近平做了大队的党支部书记。
年新来插队的北京知青和陶海粟合影
采访组：您为什么推荐习近平到赵家河搞社教工作?
陶海粟：其实选调习近平去赵家河搞社教工作，已经不是我第一次推荐他当干部了。年初，我是团县委副书记，当时县团委需要补充干部，我就向团县委书记刘云清推荐过习近平。刘云清说：“可不敢!(陕北方言，意为“可不能这样做!”)你是个地主，我是个上中农，你再弄个黑帮子弟来，那还了得!”这里要说明一下，当时农村很讲阶级成分，每个人的“成分”都是由过去土改时划定的家庭成分沿袭下来的，所以即便父辈没有务过农，但祖辈的成分就是我们自己的成分。延川县委能用我这样成分的人当县团委副书记，已经是很有魄力了，如果县团委干部的家庭成分全都不好，在当时政治环境中确实不好办，所以我对我们书记的顾虑也很理解。
年下半年，我当了县团委书记。几个月之后，延川县委开始酝酿筹备，计划继年对部分大队进行社会主义路线教育活动之后，在来年开展第二批活动，抽调县社干部组成工作队，在县委统一指挥下，到另一批大队去蹲点整顿。当时的冯家坪公社赵家河大队，是县委安排的第二批预定进驻的大队之一。因为赵家河原来就是我们县团委蹲点的大队，所以县里让我们组成一个工作队进驻赵家河。我被任命为队长，还需要一个队员，这个队员可以是脱产干部，也可以是不脱产干部。这时我又想到了习近平，就和他商量，由我们两个组成一个工作队，进驻赵家河大队开展工作。习近平说：“我还是团员，不是党员。”我跟他说：“没关系，县上并没要求每个工作队员都是党员。”他又很实在地说：“我之前没有这方面的工作经验。”我说：“没问题，我是队长，出了什么问题自然由我负责。你放手干就是，干得好算你的，干不好算我的。”
我当时之所以推荐他有两个因素。第一是从工作方面考虑，我们需要得力的人手把分配给县团委的整顿大队工作搞得好一些，我了解习近平的为人和见识，相信他能胜任。第二是从他个人方面考虑，我非常想给他创造一个“锥处囊中”的机会。因为创造条件使他发挥才干，才能让县社干部更多了解他，以后被推荐上大学或是当干部，机会都会更大些。
到赵家河搞社教的事情定下来以后，经过县上和公社必要的会议和培训，年春节过后，各个工作队就开始进驻各自的大队了。我当时因为县上还有些工作脱不开身，习近平就只身先去了赵家河，那个时候他是二十岁。我过了几天才去。
采访组：从您的角度来看，他在赵家河干得怎么样?
陶海粟：曹谷溪在他的访谈中已讲过习近平在赵家河修厕所的故事，这确有其事。习近平曾说过知青在农村要过四关，我看厕所关可以作为第五关。赵家河大队公窑外面的厕所，过去非常简陋，又脏又臭，难有下脚之地。我比习近平晚几天到赵家河，一到大队部外就看见他正在修那个厕所。我当时还觉得有些惭愧，因为我之前经常来村里住这孔公窑，却从没想到要把厕所修一下。
那天晚上，我和习近平就在大队的公窑里，召集队里的干部、社员开会。那是我头一次听到他以干部身份给群众讲话，他讲得很有条理。虽然那个时代口号满天飞，但他讲得实实在在，没有什么虚头巴脑的东西，特别是还讲着一口比我地道的陕北话，使我感到他挺善于跟群众沟通的。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他在这里整队，我是可以完全放心的。因为我还有全县团的工作要招呼，所以不能天天在村里，只能过一段时间来一次。就这样，赵家河大队历时七八个月的社教、整顿工作，实际上习近平承担了主要部分，而且我在当年六月就被调到张家河公社去当党委书记了，习近平独自一人做完了其后的全部工作，直到收尾验收(当然还是在县委和冯家坪公社党委的指导下，重大事情还是要公社批准的)。冯家坪公社对赵家河的整队工作很满意，结束后要留习近平在那里继续工作，但他插队所在的文安驿公社不同意，把他要了回去，担任了梁家河大队的支部书记。
习近平在赵家河带领群众办识字夜校、打坝以及他和群众的密切关系等等，你们采访的赵家河村民已经说得很多了，我就不再重复，这里我想补充一下另一方面的事情。那时“文革”正处于“批林批孔”的高潮时期，当时所谓的“社会主义路线教育”，就是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推行所谓的“大批促大干”“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但我和习近平在赵家河期间，看来看去实在看不到什么“阶级敌人”，也看不到什么“资本主义倾向”，所以包括我们共同工作期间和此后习近平独立负责期间，我们没有开过一次批判会，也没有斗争过任何人。当时农村各个地方通行的做法是，即便没有明显的“阶级斗争”迹象，但只要某个时候需要营造斗争气氛了，就会把村里地主富农成分的人拉出来揉搓一遍，这些人永远是一些人搞“阶级斗争”的现成靶子。赵家河虽然也有过去的富农，但岁数都很大了，而且都是老老实实干活的人，我和习近平觉得无故欺负人家是没有道理的，所以我们从来没有找过他们的麻烦。
那一年，按上面的说法，最大的阶级斗争任务就是“批林批孔”。可是老百姓对那些“抑孔尊法”“抓现代大儒”之类的东西，说实话根本弄不明白，也不感兴趣，他们最关心的还是多打粮食，吃饱肚子。幸亏当时还有另一句大口号是“抓革命，促生产”，所以我和习近平在队里的工作，对“批林批孔”之类的不过是支应一下，主要精力还是花在了“促生产”上。
我现在仍然记得一件事。有一次我和习近平，还有赵家河的干部及部分社员，到公社所在地参加一个全社规模的批判大会，邻近一个生产大队的社教工作队送去的批判对象是几个队干部，他们的罪名是“不重视妇女工作”。大会上，他们几个低着头站在台上接受批判。当时我和习近平都感到很不理解，我们俩议论说，不重视妇女工作，充其量也只是人民内部矛盾，用得着采取这样的办法整人家吗?我当时和习近平说：“我真想上台去把他们的批判会冲了!”习近平跟我说：“不要不要。”当然我也只是说说气话而已。
习近平在赵家河期间还碰到过这么一件事，差点儿把他自己搞成了阶级斗争的对象。那是他熟悉的一个文安驿公社干部有事到冯家坪公社来，见到了习近平。习近平托他回文安驿时把一封信捎给雷平生。没想到这个干部私自拆了信，见到里面有议论江青的内容，威胁要告发。这有可能引起非常严重的后果。因为在知青内部的圈子里，议论讥讽江青其实是家常便饭，谁也不会当回事，但是地方上的干部对上层的斗争没有多少概念，也没有接触这方面信息的渠道，所以会把这种事当成反对“文革”、反对党中央的了不得的大事来看待。后来通过共同朋友在中间做工作，给那个干部送了两件在当时比较稀罕的军大衣才算把事件平息了。这也算是习近平在年轻时代经历的一次惊险的“淮阴之辱”吧。
习近平从赵家河回到梁家河时，雷氏兄弟都已经先后上大学走了，他成了村里唯一的北京知青。但在支部书记的岗位上，他的生活更忙碌、更充实。年在梁家河开沼气现场会时，我也随各公社、大队的负责人去参加了。看了他在村里搞的沼气，确实有模有样。我根据自己的经验知道，沼气这个事是很难搞的，因为那时燃料稀缺，做沼气所需要的秸秆之类大都被做饭取暖烧掉了;当地土质疏松，群众又买不起水泥，渗漏问题也很难解决。在其它公社(包括我当书记的公社)推广沼气的阻力很大，大多是敷衍应付，虎头蛇尾。而他们村里办的沼气还真的把一些农户家的灯点亮了。可见习近平在这上面付出了很多心血。
习近平对于他在赵家河整队的这段经历是很珍视的。我年去福州看他和年在北京见他时，都是先和他的秘书聊天等待，这两任秘书都对我说，领导跟他们说起过，在延川赵家河参加整队工作，是他走入政界的第一步。年，到延川插队四十周年之际，我回访了赵家河，给我们当年住过的窑洞及现在的村貌、当年一起栽种现已成林的树木、村里老乡等等照了一些照片。回京后我通过习近平的秘书告诉他，想把照片及当地的一些土特产送给他，他答复说：“照片送来吧，土特产就不必了。”年他请几个清华的同学和我一起吃饭时，很带感情地向他的大学同学讲述了在赵家河工作的前前后后，还开玩笑地说：“我当时是个团员，整队结束时却把一个三八年入党的老支书换下来，让一个年轻人上了。”
赵家河的村民在参加社会主义路线教育活动
采访组：请您讲一讲习近平被清华大学录取前后的事情。
陶海粟：年大学招生，习近平填报志愿的时候，三个志愿填的都是清华大学。当时因为他上大学的事，在推荐过程中经历了很多曲折，这方面其他人已经讲的不少了。但推荐上去是一回事，后面还有关口，到底能不能上还是未知之数，谁也不能给他打保票。在这种抉择的当口，他做出三个志愿都填清华的选择，表现了独特的性格和自我人生设计上的理念。他这么做，加大了能不能上大学的不确定性，但他之所以有这样的底气，就是因为上不了大学在农村继续干下去，对他来说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他不像很多人那样，把待在农村看得凄凄惨惨戚戚，能有离开机会就谢天谢地了，哪里还顾得上挑挑拣拣呢。经过七年的磨练，他在这里已经有情似亲人、贴心知己的父老兄弟，已经有殚精竭虑、日思夜想的干不完的事情，即便走不了又有什么呢?在他被批准上大学、梁家河乡亲们依依不舍他离开时，他甚至跟乡亲们说出过“要不然我不走了，继续留下来干”的话，我相信那是肺腑之言。
习近平临走之前，我正好在县上开会，和他在县委招待所里话了别，我送给他一个笔记本，出了门目送他穿着洗得发白的旧军装远去的身影，心里有一丝怅惘，但更多的是为他走上了人生的新阶段而高兴。不管等待着他的前路是什么，我相信他是做好了准备的。
采访组：他上大学时你们有联系吗?
陶海粟：年冬天，我参加了恢复高考后的大学第一次招生考试，被北京大学经济系录取。第二年春天，我到北大入校后，不久就去清华大学找习近平。他把我带到学校附近五道口一个饭馆吃饭聊天。当时国家正处在“拨乱反正”的关键时期，刚刚开过的党的十一大正式宣布了“文革”的结束，但仍然坚持了“文革”中形成的某些错误的方针政策。我们俩那天的长谈中，基本上都是在谈论国家正在发生的各种大事情，也谈到了他毕业后的去向问题。他明确表示，他不准备做和化工专业相关的技术性工作，还是要进入政界，继续在陕北农村就早已立下的志向，做一些更能影响老百姓命运的大事情。
习近平在清华的同班同学、毕业后曾担任过陕西渭南市长的仵西居，在年那次和习近平一起吃饭时和我相识，此后我们来往很多。他曾经和我说起过习近平和他同学时的一些事情。他们一开始是在一个大班，后来大班分成两个小班，习近平任其中一个小班的党支部宣传委员，他是组织委员。他说习近平在清华时的生活特别简朴，同学三年多，他从来没见习近平穿过新衣服，使他感到很惊奇，因为仵西居自己是从农村来的，有时还会穿新衣服。他还说，习近平在学校时，在专业之外广泛阅读政治经济类书籍。那时候，仵西居从家里带到学校一本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近平见到后就跟他借阅，后来仵西居就把这本书送给他了。他还特别讲到，习近平在政治上也非常稳重成熟。当时，清华大学处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心，“四人帮”对清华管控很严。年发生的纪念周恩来总理、声讨“四人帮”的“四五运动”期间，他们班里有好几个北京同学也参与其中，传抄了天安门诗词。习近平在北京同学里面威望是很高的，他给那几个同学做了很多工作，同情支持他们的观点，但提醒他们要注意策略，注意保护自己。仵西居是这次事件之后负责清查工作的，正是由于习近平配合做了一些有效的工作，那几个同学得到很好的保护，都没有受到伤害，顺利过关了。这次事件以后，“四人帮”就开始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新一轮折腾。当时清华各级都成立写作组，有组织地写作批邓文章，仵西居询问习近平的意思，习近平当即就以自己不善写作为借口，拒绝参加。
采访组：习近平担任耿飚的秘书一段时间以后，他决定到正定工作。您了解他当时为什么要去基层吗?
陶海粟：年初，我快从北大毕业的时候。一天，习近平打电话把我叫到他家里。他跟我说，他决定要下基层、回农村去工作。他还说，他向耿飚谈自己的打算时，耿飚曾经挽留他说，下基层锻炼是好事，也可以到野战军去嘛。但他还是坚持要到地方上去。习近平跟我说，他之所以要下到农村地区去做基层工作，主要是出于两个考虑。一是国家已经步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在地方上会比在军队里接触的事物更全面，更接近民生民情，对自己的全面锻炼更有利。二是他自己在陕北干了七年，知识和工作经验最丰富的积累，还是从农村来的，而且农村目前正处在改革的前沿，还是到农村去才更能发挥他的优势。
说了这些想法之后，他还说了几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说：“这次下去，干得好，将来成就一番大事业，干得不好，就在下面给老百姓做些实事，也没什么。”听他说这番话，我很感动，但一点儿也不觉得意外。选择从政道路的人谁都明白，虽然都希望在这条路上能不断进步，逐渐承担更多的责任，开创更大的事业，但能否如愿不光取决于自己的努力，还有各种外在的环境因素和机遇因素制约，这是一条充满不确定性的路。当时由于十年动乱对干部队伍和大学教育的摧残，干部队伍青黄不接，有一批高干子弟通过特殊途径得到快速提拔，被称为火箭式的干部，比起下基层，这似乎是一条不确定性较小、快速占据制高点的路。但习近平不愿意走捷径，他觉得自己虽然做过大队支部书记，但积累的到底是最基层的工作经验，历练和视野还不够全面，从县一级起步会打下更坚实的基础。虽然这样做，前面的路不确定性很大，但这里又一次显示了习近平在人生道路抉择和自我设计上的不同常人之处，因为不管从政道路的前景如何，在基层为群众做实事的权利总是不会被剥夺的。只要有这一条垫底，而且为群众做事又是自己的乐事，那么个人前程的不确定性也就算不了什么了。
我看他下去的决心已定，就对他说：“那好啊，你既然已经决定要下去，我给你带一个人来，给你介绍一下农村改革的情况。”我说的这个人是我在北大的同班同学邓英淘，他当时是农村发展研究组的成员，这个研究组主要由在农村插过队的在校大学生组成，他们已经在全国各地农村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给中央提出过很多好的建议。习近平同意后，第二天我就和邓英淘从学校骑自行车又到了习近平家里。那天，邓英淘跟习近平谈得很投机，给他分析了农村改革的形势，提了很多建议，习近平听了觉得很有帮助。三十年之后，年习近平和我见面时，还跟我提起这件事。当时邓英淘刚刚去世，习近平表达了惋惜之情，并告诉我，他还读过邓英淘写的书。
习近平去正定后不久，我也从北大毕业了，被分配到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理论组工作。几个月后，我记得是夏秋之际，习近平有一次从正定回北京办事，又把我叫到他家里去，和我聊他在正定工作的情况。当时我看他情绪很好，谈起正定的各种事情带着一种兴奋的语调。虽然去的时间还不算长，但他已经对推进正定的经济文化建设形成了很多设想，其中之一是在正定建一座荣国府，那次回京就和推动这个事情有关。
年我去福州看习近平时，他和我说起过他在正定任职时的一件事。那是在他担任了正定县委书记之后，有一次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邀请了三个县委书记去他那里座谈，这三个书记都是从北京下到农村工作的年轻干部。会上三个人分别汇报了所在县经济改革的情况和各自对农村工作的看法。会后当天晚上，有熟人就打电话告诉习近平，老杜听了三个县委书记的汇报后说：“还是小习讲得最实在。”我听了这个事一点儿也不感到意外，因为在陕北农村共事时我就知道，习近平做事总是沉稳务实的，他不喜欢“三把火”“三板斧”式的工作方法，而是讲究吃透实际情况，循序渐进。
年时，他在饭桌上还和我们说起，当时有一个外县的县委领导带代表团到正定来交流改革经验，所有团员都是西装革履，并且在和正定的干部交流时鼓动正定干部也应该都穿西服。习近平没有接受这样的建议，因为他虽然不反对穿西服，但这终究是表面的东西，没有必要把这作为改革的措施来强求一律。他还说起与此相关的一件趣事，他刚到正定的时候是县委副书记，书记是个工作经验非常丰富的老干部，习近平对他很尊重。习近平那时经常穿一件军大衣，戴一顶鸭舌帽，有一次老书记请他到家里，坐在炕头上喝酒，老书记说：“你哪方面都挺好的，就是那个帽子……”习近平听了后，觉得这不是大原则问题，就欣然听从了老书记的建议，不再戴那顶帽子了。
我的一个朋友吕日周当时是山西原平县委书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时曾到正定搞过调研。他最近告诉我，他当年到正定调研时接触到的干部群众，普遍对习近平给以很高评价，有的年纪大的农民说，近平是我们农民的儿子;年轻人则说，近平待我们就像兄弟一样。吕日周跟习近平在正定谈了很多，他说习近平当时曾跟他说：“我们读了很多书，但书里有很多水分，只有和群众结合，才能把水分蒸发掉，得到真正的知识。”吕日周至今对这几句话印象深刻。
今天就先谈这些吧。最后我想说几句的是，我和习近平的友谊虽然延续了几十年，但近距离接触到的只是他人生道路上很少的一些片段而已，不过就从这些不多的片段中，我确实感受到，为群众做实事是他始终不渝的信念。对于习近平来说，这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也不是什么被灌输的教导，而是早在陕北七年里，在和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挣扎着生存的普通老百姓牵手共度时艰中，就油然而生的、铸入血液中的信念。对他来说，这不是自己升迁业绩的筹码，而是没有其他任何兴趣能够替代的人生乐事。毋庸讳言，习近平在陕北的七年正处于我们国家一个特殊的时期，一个黑白颠倒、美丑错乱的时期。但是，在延川这个全国贫困县的贫瘠土地上，却在同时期中走出了习近平、孙立哲、路遥、史铁生等一批不甘平庸的青年，这并不是“文革”的成果，不是极左路线和乌托邦理论的成果。中国自古以来，不管是在盛世还是衰世，不管环境多么荒谬，总是有悬壶济世的良医出现，总是有“邑有流亡愧俸钱”的良吏出现，这是我们的民族能够生息绵延的脊梁所在。我们现在回忆这些青年人当年的脚步，不是歌颂什么虚幻的口号和运动，而是认可那些在艰难困苦之中仍然顽强地寻找和实现人生的意义、“男儿当自强”的精神。
年我在北京和习近平见面的时候曾对他说：“我跟你认识这么多年，我想把我知道的关于你的故事写一写。”他当时笑着对我说：“我还不到盖棺定论的时候。”他的话我完全能够理解。习近平行事低调，从不愿意过多宣传自己，他在福建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过此前已经拒绝过大概上百次采访。加之现在他肩负重担日理万机，讲他的故事这样的事确实算不上什么急务。不过我觉得，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让老百姓更多更深入地了解我们的领导人，不仅看到他们在台上作大报告的样子，也知道一点儿他们的甜酸苦辣和内心世界，也应该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题中之意。所以，我觉得中央党校做这个系列采访实录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近平在困境中实现了精神升华
采访对象：王燕生，年生。北京市人大附中学生，年1月与习近平一起到延川县梁家河大队插队，住同一孔窑洞。当年底参军入伍，复员后曾在工厂和科研单位工作。年出国留学。年退休前在外企任职。
采访组：邱然黄珊陈思采访日期：年5月11日
采访地点：中央党校电视台演播室
采访组：王燕生同志，您好！很高兴采访您，请您讲一讲当时知识青年下乡插队的大背景。 王燕生：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的文章，公开发表了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那个时候，全国各地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大家熬着夜上街游行，敲锣打鼓。
我是人大附中的，家在农科院。原本我想年底征兵的时候去参军，但毛主席指示一下来，我考虑还是响应毛主席号召，去当知青。我们那一批知青里面，大部分人去插队都是因为听了毛主席的指示，可能还有家庭、个人所处的环境等因素。
采访组：您还记得离开北京去插队的情形吗？
王燕生：北京知青是从北京站坐专门的列车走的，来送行的人特别多。我记得自己从北京站上火车的时候，我父母没来，是我的兄弟姐妹来送我的。当时心里充满了好奇和期待。我忘记自己是否哭了，来送我的家人可能哭了。我们乘坐的那列火车，车厢里面是一个个的格子，每个格子里面坐七八个知青。 那时候坐火车可到不了梁家河，连北京直达延安的火车都没有，我们是从河南绕过去的。我记得是在陕西铜川下的火车，在附近住了下来，住的地方没有床，我们就把稻草铺在地上，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我们坐大卡车到延安，在那里住了一个晚上。第三天，我们坐大卡车到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文安驿公社在公社大院请下乡知青吃了一顿饭，用大笼屉蒸的白馍，还有猪肉炖菜。知青们围成一圈，蹲在院子里吃。我们这些从北京来的孩子觉得这些饭菜很普通，没有什么特别的。后来，经历了插队的艰苦生活，回想起那顿饭来，真是了不起。当时公社为了招待我们知青，拿出了他们能拿出来的最好东西。
我们知青在文安驿公社大院里吃饭时，很多老百姓都趴在墙头上看。当地老百姓很淳朴，一听说北京来的知青，都说是“中央来的知青”，“毛主席身边来的人”。吃完饭以后，开始集合，念名单，各村来接各村的知青，这时候我们才知道被分到了梁家河。梁家河的人来帮我们搬行李，我们就给人家递烟。农民看到我们给的是过滤嘴香烟，都是双手接烟的。当时，我们给的烟都是牡丹、中华，也有大前门。大前门虽然在北京属于很一般的烟，但在农村算是非常高档了。
采访组：你们是怎么从文安驿到梁家河的？ 王燕生：来接我们的梁家河村民，帮着把大件行李和箱子放在毛驴背上和平板车上，很快就堆满了。剩下的都是小件行李，村民们就帮忙拎着。行李堆中有一个不起眼的小棕箱，一位叫张太平的社员觉得这个箱子比较小，拎着就行了，不用放在平板车上了。谁知，他拎起来之后就大声说：“这个小箱子看着不大，咋这么沉啊？”我最初也不知道那是近平的箱子，后来才知道是他的，里面装得满满的都是书。 就这样，梁家河的社员和我们一起走到了梁家河村。到村里时，天已经快黑了。 到了梁家河，由于我们知青的灶还没开起来，晚饭就到各家各户吃派饭。村民家里都点着煤油灯，让我们上炕吃饭。我吃派饭的那户村民给我做了饸饹面。我吃的时候，在饸饹里发现了一丁点儿羊肉沫儿。我当时还觉得肉少，后来才知道，农民过年才能吃这个。 我从村民家里出来，村民说送我回去，我说不用送了，结果一出门，外面没有路灯，黑咕隆咚的，我两眼一抹黑，还真找不到我们住的窑洞了。等我找到了窑洞，近平他们吃饭也都回来了，我们一交流，各家各户的派饭都做得挺好，有高粱面的饸饹，有馍馍片。
我们六个人要在一铺炕上睡觉，当天晚上分铺位。杨京生爱干净，离灶台远一点，住在靠窗户的第一个。雷平生的母亲在延安待过，她告诉雷平生离灶台近的地方暖和，他就睡在离灶台最近的铺位，结果那个地方太热，把被子都给烤糊了。近平没有刻意选，就在雷平生旁边的铺位住。
习近平及雷平生、戴明等6位知青在梁家河住过的窑洞
采访组：当地有的社员说，你们到梁家河之后，拿出面包来喂狗，在那个粮食匮乏的年代，他们有些不理解。您了解具体情况吗？
王燕生：其实这是一个误会。我们下乡时，每个人都可能随身带一些吃的、用的。有人带了面包，可是在路上走了好几天，面包一直都捂在包里，到梁家河的时候就发霉了。发霉的面包就不能吃了，人吃了会拉肚子的。村里的狗都不怎么拴，随便乱跑，跑到我们院里的时候，我们就把发霉的面包拿出来喂狗了。刚到梁家河时，我们和村民彼此还比较陌生，接触少，互相不了解情况，所以就出现了这个小误会。后来，我们和村民渐渐熟悉起来，就没有出现过类似的误会。
采访组：你们几位知青，初次从首都北京到陕北农村生活，经历了哪些困难？后来是如何适应的？ 王燕生：一开始觉得很不适应，我们毕竟都是大城市里长大的，觉得陕北农村的生活各方面都太艰苦，太原始，什么都不方便。现在我倒是觉得，年轻人多吃苦，多体验，对成长有很大好处。 讲到生活方面不习惯的地方，我就想起以前我在电视上看到近平接受采访，谈到“过五关”的时候，一讲到“跳蚤关”，我就笑了。这是一种会心的笑，只有我们这批人才能讲出这样的话。这让我想起我们当时所经历的“磨难”。近平讲得非常真实，没有经历过那种生活的人，说不出来这些细节。 我们刚到陕北，身上就开始长大疙瘩，那时候都不知道是跳蚤咬的。这种包比蚊子叮得还严重，我们用手反复地挠，挠得多了就挠破了，流血。当时的被子都不像现在，是没有被罩的，我们的白色被里上粘得都是血点。身上的这些包，挠破了就疼，不挠破就特别痒。我们问村民，他们也说不明白怎么回事——当地人都没有这个毛病，北京娃娃来了怎么就得这种病呢？
有些知青就往家里写信，也没有说明白，就说身上总是起很痒的大包，家里回信就猜测说，可能是水土不服吧。到了后来，我们才发现是跳蚤咬的。在陕北农村，家畜家禽的身上都有跳蚤和虱子，窑洞里四面都是黄土，地面不像现在铺地砖，当时都是压实了的黄土地面，跳蚤在里面很容易滋生、繁殖。而当时的生活普遍贫困，北方农村的老乡，一年到头也不洗澡，冬天穿着大棉袄、大棉裤，棉衣的缝里面都是虱子、跳蚤。后来我们告诉老乡，我们身上起的包是跳蚤咬的，他们还不相信，不停地说：“我们咋没事呢？”其实，他们在这个环境中已经适应了，身体对虱子、跳蚤的毒素已经有了免疫力。
采访组：在那样的环境中，你们的个人卫生问题怎么解决？
王燕生：我们六个人住在一个窑洞，一铺炕上。一月份是严冬，陕北这边腊月里非常寒冷，但是屋里的炕烧得很热乎，我们六个人挤在一起，觉得挺暖和，挺好，也不觉得十分难熬。冬天，我们没法洗澡，也不觉得有多难受。但刷牙是个习惯，不刷真是不舒服，因为我们都是从幼儿园开始就刷牙的。村里肯定买不到牙膏，到了文安驿也不容易买到牙膏，但能买到牙粉。这样，刷牙的问题就解决了。 天气转热，上山干活回来出一身汗，又长期没条件洗澡，我们就觉得很难受。像我，在北京从小就住公寓楼，家里有卫生间，能洗澡，虽然当时北京的条件也不好，没有热水器，但我家的楼房，一个星期能供应一次热水，所以每周至少能洗一次澡。然而到了陕北，就没有这个条件了。
我们都想洗澡，于是就一起到村里一条沟下的井边去冲凉。我们都穿着游泳裤下了沟，把水从井里打出来冲一下。那个井旁边有个跨沟的小桥，也是梁家河村的交通要道。后来发现过桥的大姑娘小媳妇，见到我们都捂着嘴就跑，还有那些年纪大一些的妇女，就指指点点地笑话我们。后来到劳动的时候，村里的妇女就笑话我们说：“你们这些大娃娃，也都快成大人了，咋能在村里光腚呢？人家婆姨都不敢看你们！”旁边那些婆姨就哈哈大笑，我们就解释说：“我们哪敢光腚，都穿着游泳裤呢！”她们都一脸茫然，说：“游泳裤是啥？”原来她们都不知道游泳裤，像城里那种游泳池，她们没见过。知道这个情况之后，我们就不在井边冲凉了。
北京知青在梁家河插队时用过的石碾子
采访组：你们吃饭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王燕生：最初，村里派石春阳的父亲给我们弄柴、做饭。不久，我们知青就得自己做饭了。做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烧柴，我们在北京用蜂窝煤，没有烧过柴，对砍柴的理解仅仅局限在书本上，以为只要拿着斧子、柴刀去山上砍柴就可以了。可是真正在梁家河解决烧柴问题，却远远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那里的黄土地很贫瘠，山上没有什么树，我们只能把草根一点一点地搂回来当柴烧。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的生活真艰难，做饭还要为烧柴发愁。
我们知青下乡的第一年是吃国家供应粮，但还要靠自己劳动，不仅要去拉粮食，回来还要自己加工粮食。我们费很大劲，把粮食从文安驿拉回梁家河，有麦子、玉米、小米、高粱等。但是这些粮食是半成品粮，我们住的那个窑洞前面有个碾子，我们用毛驴或骡子拉那个碾子，加工粮食。比如玉米粒，就要用碾子碾成玉米碴子，煮粥吃；或者用磨盘磨成更细的玉米粉，可以做团子吃。一开始我们干这些活都是很费劲的，赶不好毛驴，拉不好磨，加工粮食耗费很多时间。所以我们就先吃那些容易加工的粮食，比如小米不用加工，直接做小米饭就吃了；玉米，碾一碾就能吃了；到了最后我们才吃麦子，因为麦子加工起来最麻烦。
采访组：您能讲一下你们当年在梁家河劳动的情况吗？
王燕生：刚到梁家河，我们就在基建队，主要任务是打坝、拉土，我们在北京都没有干过这样的活儿，干得不熟练，村民就手把手教我们。千万别小看这些简单的体力活儿，如果掌握不好技巧，就干得又慢又费力气。起初，我们连挑水都挑不好。陕北的扁担是用两根又扁又长的木棍绑在一起做成的，立起来有一人多高。这种扁担不像南方的竹扁担，竹扁担挑东西时会产生形变从而起到缓冲作用，而木头扁担特别硬，没有形变，把所有重量结结实实地压在肩膀上。我们用扁担挑着两个木桶到井边，把水挑回住处，再倒进水缸。刚开始，我们用小木桶挑水都挑不好，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掌握不好平衡，不是往前就是往后了；二是肩膀受不了，扁担把肩膀硌得生疼，从井边到窑洞，不算远的路，要歇好几次。几趟下来，肩膀就被磨破了皮。但第二天水缸里没水了，还是要去挑水，磨破皮的肩膀火辣辣地疼。 到了春天，劳动就真的开始“上强度”了。刚开春时，夜还长，六点多钟，天还没亮，村里就开始喊：“上山受苦去喽！”开春农忙，就是要起这么早，我们急匆匆爬起来还得刷牙。村民没见过刷牙，说：“这帮北京来的娃娃，一到早上就口吐白沫！”洗漱完毕，我们就开始跟着农民整地、送肥，不会干也要跟着干。 我们这些挑水都挑不好的知青，到了农忙的时候就得往山上挑粪，这是又累又脏的活儿。挑粪的筐比较浅，里面装满沤好的农家肥。我们挑着粪上山，不但路远，而且还要走那种“之”字形的羊肠小道，山路又窄又陡，所以劳动强度很大。我们不想被落在后面，在路上就使出了全力，尽量走快一些，结果力气很快就用完了，再干后面的活，就没有什么力气了。慢慢我们就发现，农民上山的时候并不是健步如飞，而是慢悠悠的，因为他们一天到晚都要干农活儿，就像长跑一样，不能一开始就冲刺，必须要保存体力。 夏收的时候，我们到山上去收麦子，麦地离村子大约五里路，并且是在山上比较高的地方。麦子割好以后都是一捆一捆地码放着，往回挑的时候，扁担一头担一捆。挑麦子更累，一是因为距离远，路不好走；二是因为无论多远，中间都不能休息，因为一旦把挑子放下，一捆麦子在地上一墩，麦穗就会散落，当时亩产不到一百斤，如果在往回挑的途中掉几斤麦穗，损失是非常大的。所以，挑麦子只能换肩，不能把扁担卸下来休息。五里山路，挑着麦子，经常要走一个小时，那也算是快的了。
近平当时是我们村知青里年纪最小的一个。这些农活对他来说，真是难上加难。那时我们学犁地，虽然看着简单，人家都是一个直线就过去了，但是我们一弄，就是歪七扭八。近平最初和我们一样，干农活也是很不熟练，但他从不服输，吃了很多苦之后，他干活也熟练了。我离开梁家河以后，听到他当了村支书的消息，还是有点吃惊的，没想到他在农村扎根了。
采访组：习近平和你们住在一个窑洞里，平时业余生活是什么样的？有没有发生一些有趣的事情？
王燕生：平时劳动归来，我们就在窑洞里听收音机，有时候村里的同龄人来找我们说话。我们这几个知青，跟梁家河的老百姓关系都很好，我们不仅从来没有发生过矛盾，没吵过架，没打过架，而且关系非常亲密。 我们平时在窑洞里看书，就用那种墨水瓶做的煤油灯来照明。有时我们也横七竖八地躺着聊天，唱《外国民歌首》，当时那本书还有手抄本，我们学唱里面的歌曲。 近平带了很多书，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静静的顿河》，是四本硬精装的大部头，我借来看了一段时间，这也是我第一本认认真真、从头到尾读完的世界名著。年，我在网络上看到近平在访问俄罗斯的新闻报道，他提到了很多名著，其中就有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 有一件有趣的事，就是我们的房东张太平结婚，我们知青去闹洞房。那年的春节前后，梁家河有三家结婚的，一个是张太平娶刘金莲，村民让我们几个知青都坐在炕上，称呼我们是“中央来的”，把我们当上宾款待，让新娘子给我们点烟。其实，我们也没怎么闹，因为我们对农村闹洞房的习俗也不懂，就是跟着凑热闹而已。在农村，生活都比较平淡，像房东家娶媳妇这样的新鲜事，我们这些年轻小伙子肯定要去看看的。 过了几天，沟对面有一家结婚，他家的成分是富农，因为他有一群羊，所以被划为“羊富农”，但是他家结婚也挺热闹，梁家河的老百姓都很朴实，不管上面“阶级划分”的那一套。 第三家结婚的是张卫庞家，他是到梁家河的上门女婿。没多久，我们就和张卫庞熟悉起来。有一次，我跟张卫庞开玩笑说：“我还比你早到的梁家河。”张卫庞笑着说：“是，是！”张卫庞的岳父是村里的老书记，也是一位老革命，为张卫庞操办婚礼之后，没两年就去世了。那时我已经离开梁家河了，后来听说，近平专门到张卫庞家里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
当年还有一件小事，我记不太清楚了，有机会可以考证一下。我们几个知青在插队时有一张合影，所有人都在照片里，只有近平没在照片里。当时具体在什么情况下拍的这幅照片已经记不清了。后来，我们都很奇怪，为什么会没有近平？有的知青记得当时情况，说：“这张照片就是近平给咱们照的！”
年部分梁家河北京知青合影
采访组：您觉得插队生活艰苦吗？这段知青岁月，对你们有什么影响？
王燕生：我想，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插队生活，对于我们这些知青来说，主要是体力上和生活上受的苦，我们像农民一样在黄土高原贫瘠的土地上劳动，缺吃少用，甚至还要为烧柴发愁。而对于近平来说，这还不是主要的，他精神上所受到的痛苦和压抑，比体力上和生活上受的苦更大。 我们这一拨北京插队知青，八一学校的学生居多，干部子弟和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弟多一些。具体到我们几个知青里面，近平的父亲习仲勋级别是最高的，在受迫害之前是国务院副总理。其他人的父母，级别都不是很高。我的父亲是一个北京司局级干部，在“文革”时期，我的家庭遭遇的冲击和我在精神方面遭受的压力就没有近平他家那么大。 我们不难想象，近平所处的家庭环境，与插队下乡的艰苦生活比起来，会有多么大的落差。 年，召开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我们几个知青都在窑洞里听收音机，当广播里宣读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名单的时候，近平在特别认真地听。结果名单里面没有出现他的父亲习仲勋的名字。当时，近平虽然没说什么，但我能感觉到他的情绪是比较失落的。他这个人比较坚强，不会对身边的人抱怨什么，或者倾诉自己的苦闷，但是我们能理解他的心情：敬爱的父亲已经受到了九年的迫害，至今仍命运未卜；母亲也过着受审查、挨批斗的生活；自己和兄弟姐妹们的头上还戴着“黑帮子弟”的帽子；好好的一个家庭四分五裂……这些，对于他，一个17岁的男孩造成多么沉重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 况且，一两年之内，跟他一起来插队的知青陆续都走了。我们都是先转回老家插队，再从老家当兵走了，因为我们的父母都是从老家参加革命，孩子要当兵比较容易。而且当兵这个出路是非常好的——那个年代，当兵是最光荣的，社会地位也是最高的。 然而，习仲勋的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解决，他的家庭受到的冲击太大了。要寻找一条从梁家河走出去的路，对那时的近平来说，实在是太艰难了。这种困境带来的巨大心理压力，是一种精神上的磨难，这种苦远远超过了体力上和生活上的苦，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近平没有消沉。他贴近黄土地，贴近农民，下决心扎根农村，立志改变梁家河的面貌，一待就是七年。在这七年时间内，他靠自己的苦干实干做出了一番成绩。
后来，近平在接受采访时讲到了刚插队时的迷茫和后来的转变，这些我都非常认同，他讲得非常实在。万事万物都有一个发展过程，每个人也都有一个砺练和成长过程，没有“天生伟大”这一说。这也就是近平所说的“过五关”当中的“思想关”。
采访组：您觉得插队生活艰苦吗？这段知青岁月，对你们有什么影响？
王燕生：我想，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插队生活，对于我们这些知青来说，主要是体力上和生活上受的苦，我们像农民一样在黄土高原贫瘠的土地上劳动，缺吃少用，甚至还要为烧柴发愁。而对于近平来说，这还不是主要的，他精神上所受到的痛苦和压抑，比体力上和生活上受的苦更大。 我们这一拨北京插队知青，八一学校的学生居多，干部子弟和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弟多一些。具体到我们几个知青里面，近平的父亲习仲勋级别是最高的，在受迫害之前是国务院副总理。其他人的父母，级别都不是很高。我的父亲是一个北京司局级干部，在“文革”时期，我的家庭遭遇的冲击和我在精神方面遭受的压力就没有近平他家那么大。 我们不难想象，近平所处的家庭环境，与插队下乡的艰苦生活比起来，会有多么大的落差。 年，召开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我们几个知青都在窑洞里听收音机，当广播里宣读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名单的时候，近平在特别认真地听。结果名单里面没有出现他的父亲习仲勋的名字。当时，近平虽然没说什么，但我能感觉到他的情绪是比较失落的。他这个人比较坚强，不会对身边的人抱怨什么，或者倾诉自己的苦闷，但是我们能理解他的心情：敬爱的父亲已经受到了九年的迫害，至今仍命运未卜；母亲也过着受审查、挨批斗的生活；自己和兄弟姐妹们的头上还戴着“黑帮子弟”的帽子；好好的一个家庭四分五裂……这些，对于他，一个17岁的男孩造成多么沉重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 况且，一两年之内，跟他一起来插队的知青陆续都走了。我们都是先转回老家插队，再从老家当兵走了，因为我们的父母都是从老家参加革命，孩子要当兵比较容易。而且当兵这个出路是非常好的——那个年代，当兵是最光荣的，社会地位也是最高的。 然而，习仲勋的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解决，他的家庭受到的冲击太大了。要寻找一条从梁家河走出去的路，对那时的近平来说，实在是太艰难了。这种困境带来的巨大心理压力，是一种精神上的磨难，这种苦远远超过了体力上和生活上的苦，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近平没有消沉。他贴近黄土地，贴近农民，下决心扎根农村，立志改变梁家河的面貌，一待就是七年。在这七年时间内，他靠自己的苦干实干做出了一番成绩。
后来，近平在接受采访时讲到了刚插队时的迷茫和后来的转变，这些我都非常认同，他讲得非常实在。万事万物都有一个发展过程，每个人也都有一个砺练和成长过程，没有“天生伟大”这一说。这也就是近平所说的“过五关”当中的“思想关”。
采访组：能谈谈您对习近平说的“思想关”的理解吗？
王燕生：我们这一代人，特别是插队下乡这一代人，亲身体验过农村艰苦日子，亲眼见过中国最贫困、最原始的生活。 对近平来说，他所经历的，远远不止这些。在“文革”期间，父亲被迫害，他被扣帽子、被歧视，被困在陕北穷山沟里，忍受着各种各样的不公平。然而，近平在困境中完成了一次蜕变，实现了精神上的升华。他从一个迷茫的十五六岁的中学生，成为一个饱尝人生酸甜苦辣的青年，胸怀为民谋福利的抱负，这就决定了他所走的人生道路的不同。 近平后来返回北京上学，又有了前途光明的工作，但他却放弃了看似更平坦舒适的道路，反而下沉到基层、沉至社会实践的最前沿去工作。一步一个脚印，每一步都走得很扎实、走得很充实。这是有大抱负、有大气魄、有大本事、有大勇气的人才能做出的选择。 按照一般人想法，家里帮忙安排一个好工作，选择又清闲又待遇优厚的公职，或者出国留学，甚至移民国外，享受高福利……做这些轻而易举的事情岂不更好吗？为什么要到又苦又累的基层呢？近平选择走这条路，与他“为老百姓办实事”的抱负是有直接关系的。
我们这个国家，正是因为有一批近平这样的人——未必都是领导干部，可能是工人、农民、教师、医生，无论是不平凡的人，还是平凡的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热爱这个国家，愿意穷尽毕生为她而奋斗。所以，中国才会像今天这样，有这么快的发展和这么大的进步，而且有这么美好的未来。
我和近平一起到四川学习办沼气
采访对象：黑荫贵，生于年，北京汇文中学学生。年1月与习近平同一批到陕西省延川县插队，分配在关庄公社关庄大队。年抽调为拓家川公社团委书记，后供职于陕西渭南供电局，年调回北京工作，年退休。采访组：邱然黄珊采访日期：年12月13日采访地点：中央党校电视台演播室
采访组：办沼气是习近平当年在梁家河为村民办的一件大实事。您当年和习近平一起去四川学习办沼气，请谈谈你们当时去四川学习的情况。
黑荫贵：好的。我是年12月份转的北京户口，年1月17号人到的延川县。当时我和习近平是在同一趟知青专列上，但插队好几年，见面认识是一块儿去四川学习办沼气，在这之前只知道他在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插队，但没见过面。 我们北京知青到延川县大概多人，从年开始国家就陆陆续续安置了一部分知青就业，家庭比较困难的工农子弟主要在当地服务行业就业。年有一批国家三线工厂招了一部分，后来征兵又走了一部分。到了年11到12月份，百分之八九十的知青离开了农村，很多人安排了工作，基本上都在陕西，比如航空工业部汉中系统的一些工厂，还有海虹轴承厂、供电局、宝鸡自动化铁路，等等。剩下没走的，一部分像我们这40多个北京知青被当地县委安排做了干部。剩下没走成的这一部分，大多是由于家庭出身或政治问题，比如父母还没有解放，或者父母有一些历史问题等等，习近平总书记当年就属于这种情况。这一类没走的不太多，大概一个队两三人、三四人，很少了。 我是年初被安排在拓家山公社做干部的，一开始是当文书，两三个月后安排我当了团委书记，前后大概待了两年时间。那年正赶上周恩来总理陪同越南领导人到延安参观视察，他看到陕北情况时流了泪，说：没想到全国解放这么多年了，陕北人民的生活还这么苦，于是就让北京市从各方面对延安进行支援，提出“三年变面貌，五年粮食翻一番”的目标。总理提出的这个目标，当时在陕北震动非常大，大家憋着一股劲要解决陕北穷困落后的面貌和粮食不能自给自足的状况。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延川县一部分干部就提出要到农村去包队，我也提出到我原来插队的地方去包队，这样就从拓家山公社回到了我插队的官庄公社官庄大队。年初，北京市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给延安派了一批干部，一是帮助延安建设，二是帮助知青解决生活困难。延川县来了一个老干部，是海淀区的，叫张之森，到延川担任县委常委、县革委会副主任。到四川学习办沼气，是习近平提出、张之森大力支持的结果。 原来，年1月8日《人民日报》介绍了四川推广沼气的报道后，引起习近平的 黑荫贵：大概是年12月份，我们七个人从延安坐汽车到了铜川，再从铜川坐火车去成都。因为要到四川去学习怎么办沼气，所以在火车上大家都特别兴奋，期盼之情非常强烈。这期盼源自什么呢？虽然陕北产煤产油，但是老百姓买不起，还用煤油灯，有的老百姓甚至连煤油灯的煤油都买不起。四川人民用上沼气以后，农村解决了烧柴问题、做饭问题、点灯问题，甚至解决了用沼气发电问题。这些都是陕北最需要的，也是我们在那儿插队以后感到最需要解决的。习近平又是大队书记，这些问题也正是他当时首先遇到的问题，要解决农村的生活面貌和困难，首先就要从这些问题着手，所以大家一路上讨论的特别热烈。 到了成都以后，我们自己找了旅社住下，然后才跟四川省沼气办打招呼，结果省沼气办就急了。当时四川省里的领导以及各级领导，不少是从山西南下的干部，他们一听说革命圣地延安来人，立即安排换到省招待所，并接见了我们，提起习仲勋同志，更是非常有感情。接见后安排省沼气办给我们派了两辆吉普车，派了两个同志陪我们学习考察，说让我们都看到、都学到、都掌握办沼气的技术，是省沼气办的责任。后来我们到各个地区、各个县观摩考察的时候，他们的一把手都会跟着我们，一路的安排都非常详细认真。 省沼气办刚开始接待我们时，已经把全国各地来学习办沼气当作一种惯例了，来了就带着我们去看看、转转，尝尝这儿的好吃的，住在县上招待所。因为省委提出让我们都看到、都学到、都掌握办沼气的技术，而且带我们去的干部看到我们认真学习的态度，他们的态度也有很多转变。当时我们确实是每见一个沼气池必下去，到每一个地方必问得非常清楚，而且要参观各种情况的沼气池，有石头做的，有土挖的，有砖做的，有土挖以后再用水泥抹的，有用石板砌的，还有在什么样的土质上建什么样的沼气池、怎么建，入料口、出料口以及密封口怎么做，这些东西我们都学的非常具体。 由于四川各地沼气池建设情况不一样，我们走了5个地区17个县，差不多40多天的样子。有的地方的条件是陕北不具备的，但也有很多条件跟陕北相似的，对这些我们都考察得非常仔细。比较相似的条件，比如有很多红色的黏土，黏度非常大，脚踩上去都是黏的，含沙量也不大，挖完沼气池以后稍微涂一点石灰砂浆就可以用了，也不漏。有些含沙量比较大，就要抹石灰，用带沙子的那种石灰包括三合土去抹。当然陕西还有一些与四川不同的情况，比如土质没有四川那么大的抗劲儿，你就得用砖砌，用石板的话还要“溜缝儿”。当时习近平跟我们经常探讨，提出我们要学习的关键是如何保证沼气池不漏水，要能承受一定立方水的压力，而且要一次试水成功。因为要是水进去了，再想弄出来就费劲了，一漏就等于报废了，所以就不能漏。这也是我们学习的重点。 四川的沼气池是从5立方、3立方开始建的。一个5立方的就能解决三口之家的做饭点灯问题；更大一点的一般都建7、8立方的，一般家庭干什么都能满足了。四川还有集体建的多立方的大池子，能发电，还可以把所有的沼气池串联起来，发的电可以共用。四川还有很多发明，比如塑料小开关、塑料管、沼气池的水压显示器，还有一些灶具、灯具，都是人工做的，对我们的吸引力非常大。每天学习之后，张之森都会组织我们一起讨论，交流学到什么了，还想听什么，还想再看什么，哪些问题还没有解决，等等。当时讨论比较多的，一个是怎么保证不漏水，再一个就是四川农民制作的东西我们回去能不能制作。再就是沼气池每一步怎么挖，人下去挖有没有危险，怎么能保证不出问题，挖的时候有多大的弧度，口留多大，出料口和进料口的角度怎么设计？出料口要留在沼气池的上部，进料口要尽量贴在内池的下部，口怎么去密封？这里面有很多细节。我们这些知青既没干过建筑活儿，也没当过泥瓦匠，所以我们去学的时候都特别认真，尽量作了详细的记录。至于更细致的一些技术活，我们就让同我们一起去的石匠们亲自动手去做一做，以便回去后可以操作。 采访组：习近平在考察期间都学习了什么东西？ 黑荫贵：习近平那时年龄很小，但是很稳重，做事情很认真，是个实实在在想问题、爱思考的人，话语很少，比较内秀，没有一些干部子弟那种张扬。我和他是在延川县集合要出发了才第一次见面，互相一介绍你是知青我也是知青，就这么认识了。在陕北插队的知青，不管你是干部子弟还是平民百姓家的孩子，没什么区别，大家地位是一样的，都是受苦的农民。 我们到四川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两个人一个房间，我和习近平住一间房。那个时候我年龄比他大一些，我们住在一起，两个人都抽烟，成为了烟友。
习近平带领村民建设了陕西第一口沼气池
采访组：在四川学习的时候有哪些事给您留下深刻印象？ 黑荫贵：那次学习确实有很多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首先，我们在四川无论走到哪儿，到处都写着“热烈欢迎老区人民来四川考察指导我省沼气工作”的横幅。这些话让我们非常感动。一方面，四川人民把我们称为老区人民，延安圣地的人，这是给我们很高的荣誉；另一方面，人家说我们来指导，那是谦虚、是客气，实际上我们是来学习的。这就让我们更加感到这次学习的使命和责任重大，不同于一般的参观访问，因此每个人的学习态度都很端正、很认真。我们学习参观结束最后总结的时候，提出来回去后要跟县里汇报，第一要成立一个专门的领导班子，第二要把四川的师傅想办法请过去，第三他们的灶具我们能带的尽量带着，而且回去后要在我们这三个大队做试点，力争三个月全村实现沼气化。 印象深的再就是途中曾经遇到过危险。那是我们参观完大邑县，在回成都的路上，下起了大雨，我们的车要从山区进入成都平原，由于山路陡峭，途中遇到一个度的大转弯，车子打滑一下子撞在山边上，我们当时都在车上，万一再刹不住就掉进悬崖了，特别危险，大家全都吓坏了。 还有，我们去的有些县是血吸虫病比较严重的地方，那儿的水污染严重。我们到乡下去学习办沼气，要趟河沟，要踩水，很容易传染到血吸虫病。但是近平、我们都没在意，就是想着一定要完成好这次学习任务。到了县招待所，人家专门准备干净的水让我们洗脸，说你们北方来的，抵抗力比他们当地人差，怕我们传染上。 我们就是这样去学习的。四川省沼气办的人认为，你们这些老区人真能吃苦，我们还没有接待过你们这样的参观团。以前那些团就是看一看就完了，走马观花似的，而你们一待就是40多天，要求参观各式各样的，各种条件下的沼气池怎么建的都要看到，各种类别的都要学到，你们这是真学。我们这种学习精神让他们非常感动。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们每看到一个沼气池，不只是外边看看、拿手电照照里面就完了，而且都要搭上梯子下去的，下到里面去看，真的是很认真的。 那次学习，还有一个小插曲。四川德阳县是我们计划参观的一个重点，那里有一个机械厂，把柴油机改造以后，不用柴油而是直接用沼气带动柴油机，发动柴油机以后带动电动机发电。我们到了他们那儿，他们的技术员外出学习了，几天后才能回来。于是我和习近平两个就跟张之森建议，请他们先回去，我们俩再等两天，到德阳把东西拿上以后就回来。老张同意了。在工厂等人期间，我俩去了一趟都江堰、峨眉山。有人可能会说是不是拿公款旅游？实际上我们完全是用自己的钱去的，回去报销也只报销从成都到陕北的火车票和在德阳办事的住宿费。我们在峨眉山是住在山上，也没花什么钱。 为什么要说这个呢？去峨眉山、都江堰，包括二郎庙的时候，我发现习近平有一个特点，就是：凡是那里门上的对联，不管是峨眉山寺庙里的，还是青城山的，他几乎都很认真地抄写下来，然后细细品味。我们在峨眉山上住了三夜，还见到了大学生毕业来当尼姑的，近平还和她们聊，你们为什么不上学而来当尼姑？原来有的是厌世了，有的是家里逼婚，还有的是想通过这个考一个宗教学院，也是一个出路。在寺庙借住的时候，我们还遇到一些僧人，近平也和他们聊：你们在这儿守着这个寺庙怎么解决生活问题？你们每天想的是什么？等等。 峨眉山海拔3多米，整个儿上山就没见几个人，就我们两个爬山。刚开始下雨，后来下雪、下冰雹，路就那么窄，哪有现在这么宽，我们是揪着树枝和树叶子向上爬，用了两天才爬上去。在山上除了住寺庙，我们就住在天文站，给人家10块钱，吃人家一碗米饭，炒上个菜，真是很贵的。我们还看了日出，还看到所谓“佛光”。峨眉山是佛教圣地，峨眉山普贤菩萨所讲的佛学思想，就是知和行。习近平治国理政的很多东西，他的很多讲话，也强调知行合一。首先是知，知就是个人的社会实践和体验，你知透了、知明白了，你才知道该怎么做，要做到什么程度，怎么做才能达到目标。他的治国理念中，知和行是贯穿始终的。 我讲这些是想表达这样一个意思，就是近平老早就是一个爱学习、爱思考的人，从他见了好对联就抄下来、遇到新鲜事就刨根问底，再联系他插队期间如饥似渴地坚持读书学习，都说明近平是一个崇学尚读的人，是一个有精神追求的人。 采访组：从峨眉山回来后你们是不是又回到了德阳？ 黑荫贵：是的。我们见到德阳那个工厂的技术员之后，他给了我们一张图纸，介绍了柴油机内燃室扩大的一种方式。当然，柴油机燃烧室扩大到多大合适，他也没有讲得太具体，只是告诉我们扩太大不行，扩太小也不合适，因为就那么小一个空间，沼气池的燃点和柴油燃点各方面都有很多问题。从四川回来以后，我们经过反复实践，最后还是成功了。 采访组：你们从四川回来以后就开始办沼气了吗？ 黑荫贵：回来以后，县里成立了延川县沼气办公室，张之森任沼气办公室主任，我们不属于沼气办的成员，但我们所在的村县里设为了沼气试点村，一共有三个，包括梁家河村、官庄村、城关村。我们村先修了三个沼气池，都是土池子刷灰浆的，点火成功了。习近平他们村也做了几个。 采访组：您在修沼气池的时候碰到过什么事？ 黑荫贵：我们在试验的时候遇到的困难并不太大，因为陕北老百姓有打窑洞的经验，也有做蓄水池的经验。我们选择土壤最好、土质最好的地方去做，第一个沼气池做的很小，也就3—5立方米，所以没有遇到太大的困难。而且我们是按图纸去做，确保沼气池不漏，多刷点浆，多抹点灰，水泥标号高一点，沙子少一点，细一点，就可以了。陕北有一个很好的做法，就是用小镢刮，刮得很光滑，就像他们的窑洞不是抹出来的，而是刮出来的一样。过了20多天，终于有一口沼气池点火成功了，引起很大轰动。因为过去老百姓根本不相信，说沼气怎么可以做饭，还能点灯？认为这些都是不可能的事情。当然，刚开始建的沼气池特别小，只能见到小的火力，产气量不大。产气量不大的原因是温度问题，清绦叶子太少了。那时候刚开春，没有那么多叶子，我们只得弄老玉米秆，当然产生的气就差一些。即便这样，我们最终还是成功了。 县里领导看过之后，就提出全县大办沼气天，要求我们这三个村要实现沼气化，80%的农户都能用上沼气。当时老百姓积极性都很高，因为他们真真切切看到沼气的作用了，而且在自己家就可以弄。县里又拿出政策解决水泥问题、白灰问题、沙子问题。全县那些条件比较好的村还派来大量工人帮着一起建沼气池，同时也让他们学着怎么办沼气，然后全县进行推广。这些村的人背着粮食来，在我们这儿起灶，跟着我们一起干，我们也给他们一些生活补贴。这样，我们三个村用3个月时间就实现了85%—90%的沼气化，最差的户都能用沼气点灯了。那时把这种干法叫作“大干快上”。《延安通讯》当年曾刊登了一篇通讯，叫《取火记》，介绍了延川办沼气的情况。当年，全县有个沼气池，全省在县城、梁家河召开沼气现场会，参观的重点就是习近平所在的梁家河，因为当时他既是知青又是大队书记，带着大伙一起干起来的，特点最明显，效果最好。推广时，我们官庄和梁家河都建了两个大的沼气池，都准备用沼气发电。我跟习近平每人都拿一份图纸，分别去找县农机公司看怎么做这件事，然后就扩大燃烧室，弄好了以后带动发动机也成功了，可以用沼气发电带动放电影的机器，就能够看电影了。如果沼气不够，就用大气包去各家各户收集，然后补充用。 采访组：在学办沼气这件事上，您看到了习近平哪些品质和特点？ 黑荫贵：习近平话不多，爱思考，而且思考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事情。比如他看到当地老百姓自己做的炉具、灯具，就提出要带一些样品回去，还希望四川把师傅派过来，带着我们办沼气。他还提出把四川的烤烟弄些回来在陕北种，因为产量高，也适合在陕北大面积种植。还有四川拿石板做的可摇动脱粒机，四川师傅在我们村和习近平他们村都弄了两个石板脱粒机，陕北不缺石头，这种机械做好了还不会坏。这些东西都是靠习近平很有心地观察，很有心地提出来，很执着地认认真真学来的。
年习近平在梁家河沼气池旁
采访组：您觉得知青岁月对习近平后来的治国理政有什么影响？ 黑荫贵：我觉得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许多治国理念，都和他过去的经历有很大联系。比如，现在深入农村基层的第一书记村官，跟我们那时候的整顿、路线教育以及“三年变面貌、五年翻一番”蹲点等，在形式上应该是有历史联系的。把一个干部真正沉下去做一个村的工作，了解情况并处理一些问题，把党在农村的方针政策真正落下去，确实能比较实际地、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那时候就开始沉下去工作，和现在提出精准扶贫也是有联系的。这几年我总回陕北，每年都去几次，陕北的问题还是老问题，扶贫资金到不了位，因为有好多项目都是国家拿一部分，省里拿一部分，地方配套一部分，地方配套就配套不上来，没有钱，结果就是三万块钱要干成五万块钱的事，质量等各方面就会有问题。近平在农村待的时间比较长，也当过县委书记，他关心“三农”方面的事情比较多，对农村情况很清楚。所以精准扶贫这个国策我觉得现在做到了，也很到位。尤其是强调干部责任到位，考察一个干部的责任感就是考察一个地方的实际情况，真是抓到了点子上。 再一个就是贫困县问题。中央一直提出贫困县要摘掉帽子，实际上好多贫困县不想摘帽子，即使按标准脱贫了、也不愿摘去帽子，因为想吃财政补助，所以有很多干部不想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脱贫问题。这样，贫困县的精准定位就决定了国家政策和帮扶力度的精准定位，这个事情我觉得也是抓得非常到位的。 最近人民日报提出，农村进城务工青年回到广大农村大有作为。如果这一代农村青年的回乡能够在真正意义上实现的话，跟我们那代知青去插队是截然不同的。我们那时候是要把城里人变成农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但是，即使是在这种指导思想下，知青客观上带去了城市文明、带去了文化，产生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文化成果。最起码陕北的孩子们对卫生、对知识的掌握不一样了。现在这些农村青年再回去，他们带去的是互联网，是全新的操作农业的生产方式方法，全新的种植理念，全新的对农业市场的认识，所以他们的作用会是非常大的。 采访组：您认为陕北这个地方对习近平后来的成长产生了什么作用？ 黑荫贵：我认为一个人的成长锻炼，是有多种因素的，有个人因素，也有社会环境条件等因素。当年延川县涌现了一批先进人物，除习近平外，还有丁爱笛、孙立哲、艾平、史铁生、陶正，等等。这一批人的出现跟整个环境是有关系的。首先是当地的老百姓。陕北老百姓对北京知青那种关怀爱护，是其他不少地方不能比拟的，因为他们把对中央红军那份感情、对毛主席那份感情拿来对待北京知青。他们认为，你们是北京的知青，就等于是毛主席身边的孩子，甚至把你看成是毛主席的孩子，是用这么一种心态来接待你的。接待我们插队的时候是陕北最艰苦困难的时候，苦到什么程度？就是解放20多年了，还是原始的刀耕火种，生活上除了煤油、盐以外，什么酱油啊醋啊都没有。就是有一点辣椒面，好一点的再有点芝麻，可以压点芝麻盐。一年四季除了冬天吃点酸菜，夏天也基本没有什么菜吃。一年的粮食，连六个月都吃不到。那时候公粮任务比较重，购粮任务也比较重。我当干部深有体会，当干部的主要任务就是让农民把粮食种下去，让粮食能收到国库，这就是你的任务。这样的情况下，老百姓觉得“城里人吃什么呀？不就靠我们农民种吗？我们不种粮食城里人吃什么呀”，就是这么一种朴素的感情支撑他们缴纳公购粮。当然，他们也有怨气，但他们即使自己吃不上穿不上，仍然是把自己家里的粮食交了，把任务完成了，明年吃不上的时候再说。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时一个大队要接纳三十多个正能吃饭的北京知青，这些粮食要从他们分配的粮食里面拿出来，但没有任何人说“知青抢我们口粮来了”，而是心甘情愿地接待这些人，包容这些人。可以说，成就这样一批人，很大程度上是陕北老百姓把对中央红军对毛主席的感情给了他们的后代，而且觉得城里面的娃娃根本没受过罪没吃过苦，到我们这地方来我们要把他们当自个儿孩子一样看待。所以知青来到陕北，生活上这一关是老百姓帮助度过的，是他们的接纳包容才使我们在这个地方能够待下来，否则很多知青就会跑掉的。 老百姓还手把手教我们劳动，不让我们干重活累活，你一说累了或者别的什么原因没去干活他也不责怪你，你要是病了会有好多人来看你，他有一点好吃的或者一点肉会把你请到他家去吃。这个感情，只有在陕北插过队的知青才感同身受，不管是待了一年两年还是七年八年，那是刻骨铭心的。 从另一个角度讲，北京知青在当地组织起来，想办法为农村做了一些事情，也确实是不可磨灭的贡献。办沼气是一件事儿，帮助陕北人民种菜也是一件事。记得年我离开延安时还到了延安的桥儿沟，那里有很多从北京四季青抽调来的干部，已经帮当地人弄上蔬菜大棚了。 当时的延川县委书记申昜，对北京知青很关心。大家可能看过电影《英雄儿女》，这个老书记很像里面王芳父亲的形象，戴着呢子帽配一件军大衣，高高的个儿，瘦瘦的脸，尖尖的鼻子，眼睛炯炯有神，就是这种形象的一个干部。我们去的时候他应该50岁左右，以他多年的革命经验，确实把我们知青当作自己孩子一样看待。我们县知青入党的不下人，知青当教师的也将近七八十人，申书记能够充分调动这些知青做一些事情，而且这些事情做成以后他会积极地去进行总结推广，孙立哲也好、丁爱笛也好，好些事情都直接进入县委书记的视野里。像习近平的入党、上学，当时只有破除“文革”很多错误思想甚至错误路线，把他真正视为好娃娃、好后生、可信任的人，才可能让他入党，再让他当大队书记，最后让他能够被推荐上大学。如果没有县委书记的魄力，没有他对问题的认识以及他对知青的信任，这些事情在当时那个历史背景下是不可能办到的。我出身知识分子家庭，在当时来说政治背景也不好，我能够在年入党，年当上国家干部，中间的年还被推荐上北京化工学院，这在很多地方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在我们县，这些事情没有多大阻碍，起码在县委书记脑子里没有这个阻碍。所以他能够大胆地用这些干部，北京干部和北京知青都能够参与到整顿教育和整顿领导班子这些事情里。在这个过程中，他没把你当成一个知青，也没把你当成一个一般农民去看待，而是把你当成有知识有文化的青年，认为你的政治觉悟和综合素质可以推动延川县的工作。我曾经总结过一段话：我们知青夺了陕北老百姓的口粮，夺了他们的招工指标，夺了他们的招干指标，夺了他们的征兵指标，夺了他们的教师录取指标，但没有人认为我们把它“夺了”，而是心甘情愿地让出这些指标。就像路遥的小说《平凡的世界》里写的，当地的农村后生们多么渴望有一个指标，哪怕是当兵当老师呢！但是我们知青去了以后，这些指标几乎让我们占完了，老百姓没有怨言，而且欢天喜地地把我们送走。 所以说，陕北这个地方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正是由于它的这种包容才培养了一批人，成就了一批人。所以我觉得它是个福地，自然会给陕北人民带来许多造化。它就像人的胳膊弯儿似的，形成了一个怀抱，很多在这里生活过的人，他的成长，他走的道路，他取得的成就，很大程度上离不开这片土地，离不开当地的人，离不开当地有见识的领导干部。历史上之所以出现很多大人物，肯定是有土壤、环境的因素，也有他自己的积淀和后天的努力。习近平后来的成长之路之所以走得那么扎实稳健，我认为陕北七年的历练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
读后感征文活动｜《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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