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今天是毛泽东诞生诞辰周年纪念日，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这段时期，毛泽东在医疗卫生工作方面有许多独创性的伟大实践。其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防治血吸虫病等传染病，建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及赤脚医生队伍等，都是毛泽东亲自推动的。《诊锁界》一直认为“基础医疗变革，开启强国之路”，在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系统回顾下昨日的“赤脚医生”。
年2月，毛泽东和著名中医施今墨(右一)交谈
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这段时期，毛泽东在医疗卫生工作方面有许多独创性的伟大实践。其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防治血吸虫病等传染病，建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及赤脚医生队伍等，都是毛泽东亲自推动的。
毛泽东明确指出党必须领导卫生工作毛泽东极为重视党对五生工作的领导。年，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又称《古田会议决议》)指出：“军政机关对于卫生问题，再不能像从前一样不注意，以后各种会议，应该充分讨论卫生问题。”年12月15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演说时指出：“各地政府与党组织，均应将报纸、学校、艺术、卫生四项文教工作，放在自己的日程里面。”年9月9日，他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加强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的指示》指出：“中央认为各级党委对于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的缺乏注意是党的工作中的一项重大缺点，必须加以改正。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极力发展这项工作。对卫生工作人员必须加以领导和帮助。对卫生工作必须及时加以检査。在经费方面，除中央预算所列者外，应尽其可能在地方上筹出经费。必须教育干部，使他们懂得，就现状来说，每年全国人民因为缺乏卫生知识和卫生工作引起疾病和死亡所受人力、畜力和经济上的损失，可能超过每年全国人民所受水、旱、风、虫各项灾荒所受的损失，因此至少要将卫生工作和救灾防灾工怍同等看待,而绝不应该轻视卫生工作。”这个指示深刻地阐述了卫生工作的重要性，给卫生工作做了明确的定位,为此后党和政府领导卫生工作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年4月3日，毛泽东对《关于军委卫生部情况报告》做出批示，严厉批评了军委卫生部是“无领导，无政治，也不认真管业务的部门——专门吃饭、做官、当老爷的官僚衙门”。年12月上旬，毛泽东在听取卫生部副部长贺诚等汇报工作时指示：“党必须领导一切，领导我们的各种工作。……卫生工作一定要受党的领导，绝不能离开党的领导搞独立王国。”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关于各级党委必须加强对卫生工作的政治领导的指示》中指出：“卫生工作是一件关系着全国人民生、老、病、死的大事,是一个大的政治问题，党必须把它管好。”年10月13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讲话时指出：“除四害是一个大的清洁卫生运动!是一个破除迷信的运动……如果动员全体人民来搞，搞出一点成绩来，我看人们的心理态是会变的!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就会为之一振。我们要使我们这个民族振作起来。”年，他起草的《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严肃批评了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对卫生工作的忽视，要求对卫生工作“由党委第一书记挂帅……立即将中央二月二日批示的文件发下去，直到人民公社;各省、市、区党委迅即做出自已的指示，重新恢复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组织和工作，发动群众，配合生产运动，大搞卫工作”。
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多次对卫生工作做出指示，强调党要加强对卫生工作的领导。通过调查研究，毛泽东亲自起草了对卫生工作的指示，倡导和发动爱国卫生运动，推动农村合作医疗发展，把改善人民健康状况作为移风易俗、发展经济、稳定社会、改善民生的重要途径。像毛泽东这样把卫生工作当作党的事业，提高到“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国家”的高度，提高到爱国的高度，是前无古人的。在毛泽东的主导下，各级党委和政府共同努力，农村医疗卫生工作出现了飞跃发展。
年，毛泽东视察四川农村卫生工作时，拿着蟑螂标本，问娃娃们认识不认识
毛泽东创建了世界上最大、最高效的合作医疗休系早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时期，毛泽东就确立了根据地的卫生工作要为军民健康服务，增强部队的战斗力，保证革命战争胜利的指导思想。
年，毛泽东提出“一切为了人民健康”的卫生工作宗旨，提出医疗卫生工作要面向大多数人，为大多数人服务。年，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时指出：“疾病是苏区中一大仇敌，因为它减弱我们的革命力量。如长冈乡一样，发动广大群众的卫生运动，减少疾病以至消灭疾病，是每个乡苏维埃的责任。”年12月，毛泽东为白求恩题词：“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的讲话中指出：“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并指出“应当积极地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推广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年，毛泽东为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政府努力创新并实践了极为有效的、综合性的“人民卫生观”，大力发展医疗卫生事业，不仅注重疾病医疗，更重视卫生防疫，实行“预防为主”的方针，普遍开展群众性的卫生防疫运动，注重社会保障和移风易俗，整治卫生环境，引导人民群众同封建迷信和不卫生习惯作斗争，把发展人民群众卫生事业视为党和政府的责任。在合作医疗体系建立之前，农民看病必须自己掏钱支付医疗费用。随着农业合作化的发展，个体支付方法同集体经济之间越来越不协调。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农业合作化发展高潮时期，很多合作社开始实验性地为解决农民医疗保健而建立起合作筹措资金及支付体系。
年6月26日，毛泽东提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多次强调要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到农村，解决广大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
年9月，毛泽东对调查报告《从江镇公社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做出批示和修改，号召广大城市医务工作者向赤脚医生学习。最高峰时全国约有万赤脚医生和农村卫生员，分布在广大农村，赤脚医生成为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的主力军，大大改善了城乡医疗服务不公平的状况。赤脚医生是广大农民名副其实的健康“守护神”，也是农村合作医疗体系中推荐病人的“看门人”，即决定病医院进一步治疗。这一政策实行的结果，使得新中国可以从容面对农村专业医疗人员严重短缺形成的挑战。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在年至年的年报中称：“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在落后的农村地区提供了初级护理，为不发达国家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提供了样板。”在毛泽东的号召下，新中国充分发挥人民的创造力，在相对较短时间内培训出大量的赤脚医生。
为了让合作医疗制度更好地服务广大农民，解决农民的看病就医吃药问题，毛泽东推动全国农村实现了“合作医疗遍地开花”。年11月，毛泽东批转了湖北省长阳县乐园人民公社举办合作医疗的经验，并称赞“合作医疗好”。年12月5日，《人民日报》刊发《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的报道，介绍了乐园人民公社的合作医疗经验：“实行合作医疗的办法是这样的：根据社员历年来的医疗情况、用药水平，确定每人每年交一元钱的合作医疗费，每个生产队按照参加人数，由公益金中再交一角钱。除个别痼疾需要常年吃药的以外，社员每次看病只交五分钱的挂号费，吃药就不要钱了。公社卫生所十二名医务人员，除两人暂时拿固定工资以外，其余十人都和大队主要干部一样记工分。为了照顾医生流动性大、花费比较多的特点，每月按情况不同补助三元到五元。”随后《人民日报》用一年时间，连续组织了23期专稿，开展大讨论。在此推动下，从年起全国出现了大办农村合作医疗的热潮，到年农村合作医疗生产大队覆盖率超过90%。
在毛译东的倡导下，各级政府在全国城乡组织开展了诸多医疗卫生实践活动，如宣传医疗和疾病防治常识，培训乡村接生员、保育员、保健员、赤脚医生等医务工作人员，在乡村建立保健站、产院、保育院等基层卫生组织系统，开展合作医疗等，还通过各种传播媒介树立许多模范标兵和农村卫生模范村在全国广为宣传。毛泽东推动建立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赤脚医生队伍，创造了世界瞩目的中国式初级卫生保健模式，它也是世界上最大、最高效的合作医疗体系。
年9月17日，毛泽东到安徽省博物馆视察防治血吸虫病规划情况
毛泽东领导建立了不同于西方模式的公共卫生体系毛泽东的公共卫生思想发轫于革命战争时期。当时，因根据地卫生基础条件差，又加上敌人“围剿”，以致缺医少药，疫病流行，生存和发展都十分困难，毛泽东产生了开展群众性卫生防疫运动的思想。年在闽赣苏区，面对当时严重疫情，毛泽东对时任红军军医处处长的贺诚说：“红军的卫生工作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得好，对保持红军的战斗力，发展革命斗争的胜利极其重要。……现在许多人生疮害病，苦于没有办法来防治。卫生工作人员要向全体红军干部战士宣传卫生防病知识。发动群众改变生活环境，减少疾病滋生和传播。”年3月22日，毛泽东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时指出：“群众没有旁的方法战胜疾病、死亡的威胁，只有相信神仙。……现在应该把医药卫生的知识和工作大大推广一下，想办法在每一个分区训练一些医药人才。……要老百姓不敬神，就要有科学的发展和普及。科学不发展、不普及，敬神在他们是完全霈要的。如果多有几个阿洛夫这样的人物，当然就没有人再敬送子观音了。有了科学知识，迷信自然就可以打破，没有这一着，他还是要迷信的。”年11月1日，毛泽东又在边区文教大会上说：“边区文教会议的任务，无论教育、艺术、卫生、报纸哪一项，就都是告诉边区一百五十万人民自己起来和自己封建、迷信、文盲、不卫生等旧习惯做斗争。”
毛泽东强调全民参与，主张预防为主。新中国成立后，他提出了医疗卫生事业要“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指导方针，这也确定了新中国成立后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发展方向。他为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题词：“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他号召全国人民开展“以移风易俗、改造世界的伟大气概大搞卫生运动”，重点在于预防疾病，包括预防免疫注射，整治环境卫生，消灭传播疾病的昆虫等，大力开展“除四害”运动。毛泽东还针对学生的健康问题做出批示，对高级干部的保健工作提出批评，提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主张对于没有严重疾病的人，提倡经常到户外活动，锻炼身体，增进健康，预防疾病。
毛泽东指示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当时，在中央、各省市自治区、县区、公社以及小队层次，都设有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负责运动的开展，农村小队的委员会通常由赤脚医生来负责。在运动期间，各种资讯传播手段(如报纸、收音机、小册子、壁报、漫画、戏剧、街道宣传、展览等)都用来鼓动人们参与到简单的公共卫生行动中，如清扫街道、灭杀钉螺等。在政权治理层面，面对多年来外侵内乱造成的鸦片等毒品为患和伪劣药品大量充斥市场的局面，颁布《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并授权卫生行政部门负责药品监督管理工作，不到三年时间，便解决了旧中国长期解决不了并令世界各国政府难以解决的严重社会问题，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和世界舆论的普遍赞扬。
毛泽东强调采用适宜的医疗技术。在“六二六”指示(年6月26日，毛泽东提出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中，毛泽东指出，医学工作“脱离群众……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难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样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小。尖端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去”，严肃批评了当时医疗卫生界存在的忽视普通群众的需求而专注于那些在学术上有价值的、但是面向少数人群的高精尖技术的做法。因为这种做法不仅会导致人群之间的不公平，而且会不断推高医疗费用。毛泽东认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完全可以，也有必要，通过合适的机制设计走适宜技术和适宜药品的发展道路。
毛泽东倡导的是一种不同于西方医学“以治疗为本”的思路，即通过全民预防、群防群控、大规模的健康教育、爱国卫生运动，把群众运动和医疗卫生服务结合起来。这种思路的核心在于，用社会组织的手段，来替代专业性的高成本、高技术投入，实践证明是有效的。基于这种思想，大量赤脚医生遍布城乡，他们不仅是医疗服务的提供者，更是农村社会的组织者，把农民组织起来进行健康教育、自我保健、卫生运动、心理疏导。这种机制既弥补了专业力量的不足，也创造了改善健康状况的新模式。毛泽东让卫生工作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做法，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其中最突出的是中国在防治血吸虫病上取得的成就。毛泽东推动各地通过广泛发动群众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方式，建立了有效的、不同于西方模式的公共卫生体系。
毛泽东挽救了中医和中药毛泽东在学生时期就提出：“医道中西，各有所长。中言气脉，西言实验。然言气脉者，理太微妙，常人难识，故常失之虚。言实验者，求专质而气则离矣，故常失其本，则二者又各有所偏矣。”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毛泽东对中西医学方面的最早论述。在革命战争时期，环境恶劣，面对根据地极为困难的医疗问题，提出“中西医两法治疗”。抗日战争时期，在各抗日根据地的医药卫生合作社中，“中西医结合”是合作医疗所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全面纠正影响中西医团结的错误倾向，提出“中西医结合”的基本原则开展中西医互学运动。与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和汪伪政府曾经抵制、否定甚至极力取消传统中医药的做法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毛泽东领导的人民政府对中华民族长期流传下来的传统中医药釆取了务实的肯定态度，坚决反对以西医理论作为衡量中医理论科学与否的标准，提出了继承发扬袓国医药遗产、实行中西医结合的方针，并提出建立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的宏伟目标，制定各种政策措施积极支持传统中医药的应用和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为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大会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医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并将“团结中西医”列为新中国卫生工作方针之―。在他看来，中医西医皆有道，是不可偏废的。他认为：“中西医比较起来，中医有几千年历史，而西医传入中国不过几十年。直到今天，全国人民疾病的诊疗依靠中医的仍占五万万以上，依靠西医的则仅数千万(而且多半在大城市里)。因此，若就中国从有史以来的卫生保健事业来说，中医的贡献与功劳是很大的。”具体说就是，“中医对我国人民的贡献是很大的。中国有六万万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我们人民所以能够繁衍，日益兴盛，当然有许多原因，但卫生保健事业所起的作用必须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这方面首先应归功于中医”。
年6月5日，毛医院院长的周泽昭谈话时，说：“对中医问题，不只是给几个人看好病的问题，而是文化遗产的问题，要把中医提高到对全世界有贡献的问题。……看不起本国的东西，看不起中医，这种思想作风是很坏的，很恶劣的。西医要向中医学习。第一，思想作风要转变。要尊重我国有悠久历史的文化遗产，看得起中医，也才能学得进去。第二，要建立研究机构。不尊重，不学习，就谈不上研究。不研究，就不能提高。总是有精华和糟粕的嘛。这项工作，卫生部没有人干，我来干。”毛泽东的态度十分坚决，提出“我来干”，其实是严厉地批评了卫生部。
毛泽东重视中医药的保护和发展。毛泽东在中医药材的种植、流通，中医药典籍的保护、整理，中医师的培训等方面做了很多具体的指示：“中药应当很好地保护和发展。我国的中药有几千年历史，是祖国宝贵的财产。如果任其衰落下去，那就是我们的罪过。……至于对中药研究，光做化学分析是不够的，应进而做药理实验和临床实验,特别是对中药的配合作用更应注意。”“中医医书如不整理，就将绝版，应组织有学问的中医，有计划有重点地先将那些有用的……编出一套系统的中医书来。”
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写给杨尚昆的信中指出：“我看如能在一九五八年每个省、市、自治区办一个七十到八十人的西医离职学习班，以两年为期，则在一九六〇年冬或一九六一年春，我们就有大约二千名这样的中西结合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髙明的理论家。……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挖掘，加以提高。”毛泽东这种纵横古今、横跨中外的宏观思维和中医治病用药讲究整体辨证、君臣佐使，在思维特点上也是有相通之处的，也是基于共同的文化底蕴，更能理解和认同中医隐喻的哲学内涵。
更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社会上有“压制中医、敌视祖国医学遗产”，“盲目否定中医，且提出了一套同党的团结中医的政策正相对抗的排挤和消灭中医的实施办法”的错误倾向和错误做法，中央政治局对此进行了讨论。随后，卫生部开展了全面讨论、批判，正本清源，统一了思想。
毛泽东始终强调努力发掘中国古代医学遗产，加以继续利用，主张中西医结合，提出要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的伟大目标，除着眼于继承传统文化之外，也是出于中医具有“简、便、验、廉”的特点，符合中国当时经济发展水平低、人力资源丰富的国情，中医药在农村合作医疗、保护人民健康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毫无疑问，毛泽东挽救了中医和中药。
毛泽东主导建立了高效的医药供应体系毛泽东对贫困农村缺医少药感同身受，革命战争时期，更是因药品短缺受尽困扰，对药品的重要性自然认识深刻。不管在井冈山根据地，还是在闽赣苏区、延安，他都非常重视药品的生产工作。年3月22日，毛泽东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时指出：“至于药品问题，边区应该发展这方面的工业。普通的药尽量自己制造，必要的还可以到边区以外去买，为了人民的福利当然可以到外边去买。”强调自力更生，自办药厂、医疗材料厂，保证了药品供应，保证了根据地的生存发展，也保证了军民的健康，从而才有了革命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张医药生产也要坚持“革命和建设都要靠自己”。他对中医药的生产和配送十分重视，在年提出：“对各省生产药材应加以调査保护，鼓励生产，便利运输，改进推销。……过去一些中药因加工设备的技术不良，浪费很大，包装和贮藏方法不好，霉烂损坏的现象很严重，亦应加以改进。从事这些工作的机构，今后应采取公私合营，制药人员应按技术水平分别给予技术干部看待。”在经济建设问题上，毛泽东始终坚持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走中国经济的发展之路。年6月，他又提出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要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正是在这一信念的激励和引导下，中国人民克服了资金、技术、设备等均严重不足的不利情况，在医药方面，取得了成功研制青蒿素、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等成就。
毛泽东强调，不能以赚不赚钱来看药品医疗。他一直认为医药是为人民服务的，药品是保护劳动力的，不能以药医院的作用。年7月19日，毛泽东和医务人员谈话时指出：“县卫生院认为赚钱的医疗队就好，不赚的、少赚的就不好，医院?”“药品医疗不能以赚钱不嫌钱来看。一个壮劳力病了，给他治好病不要钱，看上去赔钱，可是他因此能进行农业或工业生产，你看这是嫌还是赔?”“医院，医生就是嫌钱，病人病不大或没有什么病也要他一次次看，无非是赚钱。甚至用假药骗人。有两个十七八岁的青年，说检查了，有脊柱病。我说不要信，这是他们骗。要他们去休养，两三个星期回来了还不是照常上班。医院、赚钱的医生、假药，花了钱治不了病，我看还不如拜菩萨，花几个铜板，买点香灰吃，还不是一样?”
年8月15日，在听取卫生部部长钱信忠等人的汇报谈到药品问题时，毛泽东插话指示:“药品应当降价。”“看来国家出了钱，实际是划得来的。国家出点钱保护生产力是合算的。药钱拿不起也可以不拿。”“使用在农民身上的那部分药费，由国家出。”在毛泽东的主张下，国家对药品供应、医疗卫生服务实行免费、半免费和低价供应的政策，既帮助群众解决了防治疾病的问题，又减轻了群众经济上的负担，群众真正得到了实惠。
毛泽东重视医药工业产业的发展。年，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及生物制品规程，兴建了北京、上海、成都等六大生物制品研究所，接管并调整医药院校，协调药品生产经营和使用的管理。年，轻工业部、卫生部、商业部联合召开全国医疗器械专业会议，要求各地有计划、有步骤地对私营医疗器械厂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对进口药物也开始了规范管理检验。先后成立了中国药材公司、中国医药公司和中国医药工业公司，建立了新中国药品生产、经营、科研的完整产业体系。年4月，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从中央和地方、管理单位和生产单位之间的关系出发，认为：“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利，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年1月7日，毛泽东和刘少奇听取薄一波等关于年12月召开的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情况的汇报，当谈到试办托拉斯问题时说：(试办托拉斯)目前这种按行政方法管理经济的办法，不好，要改。年4月17日，北京市的一份材料《全国医药托拉斯成立后的新情况》反映：医药托拉斯统一安排生产后，北京市药品品种减少，供应量下降，一批常用药严重脱销，这种统法不能适应医药生产供需的特殊情况。4月29日，毛泽东就该材料所反映的情况批示薄一波等：“迅速、周密地解决。”随后，北京等六大城市医药生产服务站成立，主要配合解决各医疗单位和市场急需的药品，安排“零星小包装、小规格、小批量”的“三小”药品以及特殊配方药品的生产任务。年，国家成立化工部医药局负责药品的研发和生产。在这期间各省、专署和县、公社都成立了医药公司、医药站，负责药品的采购和配送。
综上所述，回顾新中国成立后这段时期，国民健康水平大幅度跃升，平均寿命从新中国成立前的35岁增加到了年的68岁;初生婴儿死亡率从年约‰下降到年的低于50‰;很多流行性疾病，如天花、霍乱、性病等得到较彻底的消除，而寄生虫病如血吸虫病和疟疾等得到了大幅度的控制。新中国在改善人民健康状况方面取得的这些成就，同当时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是十分突出的。这些成就，离不开毛泽东的精心指导，医疗卫生领域的许多重大举措都是毛泽东指示、部署、推动的。他把“一切为了人民健康”作为社会主义医疗卫生事业的根本宗旨，体现了人民的根本利益，明确了社会主义卫生事业的人民性、社会性、公益性，坚持卫生工作为人民服务，使新中国的卫生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
永不褪色的六二六——纪念毛泽东“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指示51周年
江宇
年6月26日
毛泽东的新中国比旧中国在三种方式上有更多的社会正义：酬劳主要取决于工作而不再是出身或者土地和资本的占有；产品分配成为世界上最为平等的分配方式之一，绝对贫困和死于身无分文的人极少；进步的基本手段——首先是卫生保健和初级教育——不再是只有少数人才可购买的商品。
——罗斯?特里尔
中国年前在扩大初等教育、提供基本医疗保障和实行土地改革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使改革后更加成功成为可能。中国的改革后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受惠于早些时候中国的改革前政策。
——阿玛蒂亚森
人民的身心健康，不仅是个人全面发展的基础，也是一个国家精神面貌和国家力量的象征。只有有了健康的国民，才能有健康的社会、健康的国家，也才有条件谈经济发展。
在旧中国，“东亚病夫”不仅指体质低下，也是民族精神麻木愚昧、社会溃败、治理无力、缺乏信仰的体现。年10月17日，有英国人在《字林西报》上撰写题为《中国实情》的文章。文中说，“夫中国——东方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不少仁人志士都把改善国民健康作为救亡图存的道路。孙中山提出，“强国必先强种”;梁启超说:“勇武刚强，乃中国第一急务”;毛泽东一生第一次发表的文章《体育之研究》，提出“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强调“国力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
但是，身心健康不仅仅是医疗和体育决定的，而是受经济、政治、社会发展影响的系统工程。尽管国民党政府也致医院和基本医疗服务，但是在外国入侵、经济凋敝、治理能力不足的情况下，这些目标没有实现。到年前，不同的调查都显示，中国的健康状况还处在传统农业社会的水平。
新中国成立后，以新的经济和社会制度为依托，建立了一套崭新和独特的医疗卫生制度。这一制度不同于西方医学模式，也不完全等同于苏联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工业化任务繁重的情况下，以有限的资源实现了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全覆盖。一直到70年代末，中国的卫生总费用只占GDP的3%，既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但健康水平却实现了跃升。
当时，其他发展中国家大都仿照西方国家的医疗体制，其主要特点是：依赖高成本培养的专科医生;强调使用高新技术;治疗为主; 而中国选择了一条不同道路，那就是年确定的新中国医疗卫生工作的四大方针——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其中，“卫生工作和群众运动相结合”是年周恩来在第二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增加的)。
这一时期的医疗卫生制度也同经济体制的演变相似：50年代，在城市建立了医疗卫生制度。50年代末的“大跃进”时期，是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发展的一个高峰，但60年代初的调整时期又有所反弹。到年，中共中央在批评官僚主义和过于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同时，也批评了医疗领域存在的“医院”、“城市老爷卫生部”现象，并做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决定。此后十多年，是农村医疗卫生大发展的时期，出现了赤脚医生、合作医疗的高峰，城乡医疗卫生水平差距也大幅度缩小。
年前后，面对医疗卫生领域存在的城乡差异大，以及预防为主措施落实不到位、对常见病多发病投入较少的状况，中央领导人多次进行了批评。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年6月26日毛泽东的谈话，后来被称为“六二六指示”。他谈到：
“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生，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与巫医的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现在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农民。
“脱离群众，工作把大量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难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样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少”
“四清结束，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没结束啊！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
“六二六指示”的主要精神是：(1)在资源配置上，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2)在医疗技术路线上，优先发展面向大多数人常见病技术，而不是把过多精力放在攻克疑难杂症上;(3)医学教育也要适应这一趋势，培养低成本、养得起、适合农村的医疗卫生人员。
除此之外，毛泽东还批评了在医疗卫生领域存在的特权现象。年他在卫生部关于改进干部保健工作的报告上批评到：“衣、食、住、行受太好的照顾，是高级干部生病的四个原因”;“保健局应当取消”;“医院医生多，病人少，是一个医院，应当开放”。同一时期，周恩来、刘少奇等也对医疗资源过度集中城市的现象进行了批评。
毛泽东不是把医疗卫生仅仅看作一般的民生问题，而是将其作为缩小城乡差距、实现革命理想、保持党的无产阶级本色的途径。此后十多年间，中国医疗卫生制度发生了显著变化。农村卫生事业蓬勃发展，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赤脚医生以及农村三级转诊体系成为农村卫生的“三大法宝”。
农村合作医疗是依托集体经济为农民提供医疗服务的制度。这种制度是50年代随着农村合作化产生的，但是曾经几起几落。国民党政府时期，一些知识分子在推动农村合作化和乡村建设运动的过程中，将合作医疗作为内容之一。但是由于缺乏实行合作化的社会基础，并未成功。新中国成立后，合作医疗出现于年前后的人民公社化时期，是人民公社制度的一部分。年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河南省遂平县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案)第18条对“合作医疗”做出规定：
“社员按照家庭人口多少，每年交纳一定数量的合作医疗费，就诊不另交费。医院对无法治疗的特殊重病号，医院治疗，并负责开支旅费和医药费”。
20天之后，《人民日报》再次报道，河南已有71.1%的公社实行了合作医疗，报道还详细介绍了当地合作医疗的实施办法：以人民公社或县为单位，协作使用经费，统筹统支,群众每人每年交一定数量的医疗费(当时为一元或两元)，不足部分由公社补助。年，卫生部副部长徐运北发表文章肯定了合作医疗。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合作医疗作为新生事物，迅速推广，年，合作医疗在全国农村的覆盖率达到46%。
但是，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之后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经济调整中，不少地方也把合作医疗和公共食堂等一样，作为“左”的对象进行调整。年8月，卫生部批评过去几年“在治病方面，一个时期有公社包下来的倾向”。到年，全国农村只有不到30%的社队还维持合作医疗，年下降到20%，农村卫生人员的数量和机构也大幅减少。
年，在乡村医生覃祥官的带领下，湖北长阳县的农民又自发办起合作医疗。11月，毛泽东亲自批转了湖北省长阳县乐园人民公社举办合作医疗的经验，并称赞“合作医疗好”。12月5日，《人民日报》刊发《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的报道，介绍了乐园人民公社的合作医疗经验。这一报道总结了合作医疗的四点意义：解决了贫下中农看不起病、吃不起药的困难;使“预防为主”的方针真正落实在行动上;进一步发挥了广大贫下中农的阶级友爱精神;防止了资产阶级思想泛滥，加速了医务人员思想革命化和工作革命化。从这天起，到年12月30日止，《人民日报》用两年时间开展了40期“关于农村医疗卫生制度的讨论”，共发表篇文章，这是迄今为止在中央主要媒体上对医疗卫生问题规模最大的一次大讨论。
同合作医疗相配套的，是赤脚医生制度。赤脚医生是农民对不脱离农业劳动、半农半医卫生员的亲切称呼。年，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一些地方组织医疗卫生人员下乡，短期培训了大批不脱离农业生产的卫生员，并且依托人民公社建立了乡村卫生院、卫生室等基层卫生机构。年之后，在整顿人民公社化带来的问题时，也把一些卫生院、卫生室取消了，农村医疗卫生人员队伍也减少甚至解散了。年，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地方又恢复了培养赤脚医生的做法，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都呈现恢复和发展。
年，毛泽东还批转了《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方向》的调查报告，也就是在这篇报告中，第一次把农村半医半农的卫生员正式称为“赤脚医生”。报告以上海市川沙县江镇公社为例，认为“贫下中农需要这样一支新型的医疗卫生队伍”，赤脚医生一半时间参加劳动，生产大队对他们的补贴不多，贫下中农养得起，他们的收入保持农村一般同等劳动力的水平。“赤脚医生”是改变农村医疗卫生状况的尖兵，贫下中农需要他们。报告说：
医院都设立在远离农村的城镇，就医不便，真是“救护车一响，家里一只猪白养”。一九六三年，陈湖大队一个贫农的孩子得乙型脑炎，医院，病情恶化，送到上海医疗，住院一个月，小孩残废了，还花了三百多元钱。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个大队又有一个贫农的孩子得乙型脑炎，“赤脚医生”及时发现，迅速施药，控制病变，医院治疗，一个星期就好了，只花了二十元钱。“赤脚医生”在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中，也起了巨大的作用。有一个大队的“赤脚医生”，在大队的领导下，与贫下中农一起大搞粪水管理和饮水消毒，使蚊蝇大量减少，有效地预防了流行疾病。仅以流脑、乙脑为例，一九六六年为二百病例，今年几乎没有发生。他们的粪、水管理工作，受到前来公社参观群众卫生状况的人们的赞扬。
在这些推动下，农村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制度，60年代末已经基本成型，其主要特点是：
——以公社为保障单位。社员每年缴纳合作医疗费，生产队从公益金中补贴，也有些地方则直接由公社从总预算中支出。如湖北乐园公社缴费水平为1元，社员每次看病只交5分钱挂号费，吃药免费，其他公社在筹资水平上因地制宜，但制度都是类似的。廉价或者免费服务的方式。
——大量培养赤脚医生。年9月，毛泽东对调查报告《从江镇公社“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做出批示和修改，号召广大城市医务工作者向赤脚医生学习。赤脚医生成为为我国农民提供医疗卫生服务的主力军，最高峰时全国有约万赤脚医生和农村卫生员，大大改善了城乡医疗服务不公平的状况。到70年代末，全国赤脚医生人数达到万人，生产队卫生员人数达到万人，农村接生员人数到75万人，远远超过了当时卫生部所拥有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数量，成为农村医疗卫生人才队伍的核心力量。
——城市支援农村。通过派遣城市医疗队下乡;扩建公社卫生院;建立村为单位的合作医疗站;赤脚医生的培训使得广大农村人口享受到了基本的卫生服务，大大提高了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这段时期内，乡镇卫生院数量迅速增加，年全国共有乡镇卫生院家，经过短短5年，到了年，这一数字就变成了家，增长率达到了57.76%，而同一时期，医院的增长速度仅为10.74%。
——中草药和适宜技术的大范围发掘和使用。全民动员，人人动手，上山下乡发掘中草药资源。鼓励人民公社社员采集中草药，鼓励老中医、赤脚医生提供推广验方、秘方，用中药研制出土疫苗”。
——通过总额预算和预防为主控制费用。合作医疗是有比较完善的控制成本的制度。由于赤脚医生实行“预防为主”的方针，做到小病早治，大病早防，减少费用。一些公社为了使合作医疗经费合理使用，还作了一些具体规定。如一家公社的规定是：每人每次生病的治疗费用超过一百元的，超过部分就由本人和生产队协商解决，根据病人的经济情况，经贫下中农讨论酌情减免;慢性病急性发作的治疗费用由合作医疗经费内开支，一般慢性病的药费用自理，非治疗药品和补药费用自理，对一些不影响健康的疾病(如狐臭、脂肪瘤)施行手术费用自理。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几个月来我们公社的合作医疗基金不但没有超支，并有结余。(.12.08)
——发动群众进行公共卫生干预，包括认真调查研究常见病多发病”，搞好三改(改猪圈、改水井、改厕所)四灭(灭四害)工作。同时，由于建立了严密的医疗卫生防疫网，。每个区有卫生院，公社有卫生所，生产大队有“赤脚医生”，生产队有卫生员、接生员，由这些医务人员组成一个医疗卫生防疫网，上下呼应、通风报信。“赤脚医生”生活在群众中，最清楚贫下中农的病情，最了解当地疾病的防治规律，对做好预防工作起了很大作用。
从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农村的医疗条件有了迅速的改变。农村病床占全国的比例，从年的40%上升到年的60%。全国卫生经费的65%以上用于农村。合作医疗的覆盖率，从年的20%，上升到年，全国农村约有90%的生产大队(行政村)实行了合作医疗，形成了集预防、医疗、保健功能于一身的三级(县、乡、村)卫生服务网络。这个网络，除了51万正规医生外，拥有万不脱产的生产大队赤脚医生、万生产队卫生员、还有63万多农村接生员。中国农村这次卫生革命基本上实现了“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乡”的目标，被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誉为“以最少投入获得了最大健康收益”的“中国模式”。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在—年年报中称：“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在落后的农村地区提供了初级护理，为不发达国家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提供了样板”。年，当世界卫生组织呼吁全球重新重视初级卫生保健时，再一次引用中国经验指出：“在年以前就已将国人的期望寿命提高到远高于20世纪70年代其他低收入国家的水平，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和城市医疗保险对这一成绩的贡献是有据可查的”
备注：部分资料来自网上，不完全代表《诊锁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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