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镜汧（-），浙江余姚人。国家一级教授，病理学家、医学教育家，我国现代病理学奠基人之一。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医学院。-年赴德国海岱山大学和柏林大学留学，获医学博士学位。年起任教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上海医学院前身），曾任上海医学院病理科主任、病理学教研室主任，医学院教务主任、代理院长，上海第一医学院院务委员，中华医学会病理学会上海分会主任委员，《中华病理学杂志》副总编辑。当选为上海市第四届政协委员。著有《病理学总论》、《病理学各论》等。
炉边夜话
在童年朦胧记忆中，我们这个知识分子家庭是平静而温馨的。父亲每天总是那么忙碌，忙于上班、写文章和学校的公事。他对孩子十分爱抚，从不疾言厉色，是一位寡言而慈祥的父亲。业余时间，或看报读书、访友交流，或漫步庭院。偶尔打开留声机，听上一段余叔岩、马连良的精彩唱段。“七?七”事变前，每到周末总要带领全家到公园或郊区去散散心。抗战爆发后，随学校举家内迁至昆明郊区白龙潭，他对家门前的潺潺溪流、行行翠柏和那独具风格的凹形茅屋十分欣赏，戏称ParkHotel。虽然两度留洋，无论是在和平时期还是战火纷飞的年代，面对祖国的壮丽山河，他总是满怀激情和热爱。
抗战时期，千万家庭颠沛流离，生离死别，历尽艰辛，家家都有刻骨铭心的故事。母亲回忆：20世纪40年代，上医内迁昆明又转迁重庆。在歌乐山重建校舍，竹墙茅屋，缺水无电，物质条件匮乏。病理制片需要纯酒精脱水，内地根本无法购到，父亲设法将废弃酒精重新蒸馏以应急需。一次不慎，由于炉温过高，烧瓶瓶塞被冲开，瓶内酒精喷出溅到炉火，立刻引起燃烧。他怕火焰烧到竹墙波及房屋，急忙把桌子拉开。不料，顷刻间火苗扑向他的脸面、头发。面部、衣服立刻被烧着。他急中生智迅速倒地在外，就地一滚，火才得以扑灭。房屋保住了！可他的脸部被烧伤，头发被烧焦，眼睛也睁不开。把母亲吓得魂不附体。好在经同事们抢救，三四天后，脸部逐渐消肿，眼睛也能睁开了。父亲当时庆幸地说：“办公室没被烧毁，我命还在，前方将士流血牺牲，受点皮肉之苦，算不了什么！”
年夏，上医师生分南北两路复员回沪。学校档案资料、仪器分装两艘木船，由火轮牵引经长江南下。船抵万县附近，船队失火，随即木船沉入大江。押运人员经抢救后死里逃生，木船所载物资尽沉大江。噩讯传来，父亲被惊呆了。他那辛劳半世的脸上顿时愁云密布，眉头紧锁，热泪夺眶而出。船上装的是全校师生抗战时期，艰苦奋斗的劳动成果，特别是那些经他无数日夜收集起来的珍贵病理标本，是他毕生的心血，现竟付诸东流，怎不让老人心碎！
20世纪50年代，一个隆冬之夜，一家人围炉话旧。父亲回忆早年在国外学习的艰难和遭遇时说道：“两次世界大战，德国之所以能够复兴，靠的是德国人勤奋和实干精神。美国科技再发达，只有百余年建国历史，它的文化历史不能和中国相比。但在国外，中国人是被人看不起的，稍有成就的常被认为是日本人，我就碰到过这样的事。”他认为，中华民族是优秀的民族，绝不比外国人差，中国要有出头之日，只有自力更生，发愤图强，除此别无他途。父亲的一生正印证了这些话语，他身上体现的是民族精神，走过的是自力更生、发愤图强的人生之路。
执著追求
父亲一生亲自做了上千例尸体解剖。他说：“死者为科学奉献了一切，为后人造福，我们应以人道主义相待。”年3月14日，他立下解剖志愿书，此志愿书曾刊载于年《大众医学》。他是我国倡导遗体捐献第一人。他在报刊上多次撰写文章，呼吁重视尸检工作，发动签名活动，促进社会知名人士志愿捐献遗体，重视和推动遗体捐献活动。他还在上海市政协会上多次发言，申述开展尸检工作的重要意义，得到各级领导的支持，取得临床医学专家的密切配合。由于这些先辈的努力，上医病理解剖教研室的尸检工作和遗体捐献，至今从未间断，也为今天上海市的遗体捐献工作奠定了基础。
在尸检中，他十分强调：检查务必周密不可疏漏，观察必须细致、到位。有一次，解剖一例多发性肝脓肿，肝门脉区严重粘连。他坐在高凳上细致地逐一分离粘连的组织，沿胆总管向上探查，发现一侧肝管内有一灰色小条索，分辨不清是什么结构。他用镊子轻轻地拉了一下，原来是一条已经死亡的蛔虫！他脱口而出：“哦，原来是这万恶的东西在作怪！”（注：这是一例因肠道蛔虫经十二指肠壶腹逆行，钻入胆总管、肝管，引起多发性肝脓肿的病例）。又有一次，是一例风湿性心脏病，解剖发现肺内有多处出血性梗死。在检查了两侧髂静脉和下肢静脉后，也找不到血栓的痕迹。最后，经组织切片进一步证实是肺动脉内膜炎症引起的血栓形成。
父亲浓厚的钻研精神以至对形态学的探索达到“着迷”的程度。他说：“虽然许多病变从大体上说是相同或相似的但各例与各例之间又有不同之处，要通过比较两者的异同，分析其可能的发展、后果……这样把死的标本就看活了，思路也随之开阔了。”一旦有所发现，有所领悟，他就兴高采烈，妙语横生。比如：用“秋风扫落叶”形容急性红色肝萎缩的肝组织改变；用“凤去楼空”形容小脑浦顷野细胞脱失等。
他极力主张科学研究要紧密结合我国的实际，并自己将毕生精力倾注于对人民健康危害最大的疾病。20世纪30年代初，他就开始致力于血吸虫病、蛲虫病和肺吸虫病的研究。50年代，他研究血吸虫病的发病机制和病变，取得重大成果，为该病的防治作出了重大贡献。他还与吴绍青教授等对“结核早期病变，空洞愈合机制”、“结核灶良性液化”、“结核分枝杆菌耐药性”等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研究，为控制结核病的传播、降低结核病的发病率、提高治愈率提供了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不断将研究工作扩展，对慢性肝炎、肝硬化和肝癌的形态学研究后，明确了肝炎引起肝硬化导致肝癌的证据。同时，他还预见大米霉变产生的真菌毒素可能与肝硬化和肝癌有关，教研室后续的研究成果证明了他的预见的科学性。他40余年的病理教学研究，开拓和创造性的工作，为上医的病理学科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也为我国的病理学界树立了执著追求的楷模。（未完待续）
节选自《复旦名师剪影（医学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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