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用城市命名的疾病们
毛静
记得初中时上生物课，课本上说，困扰我们很多年，并造成重大生命财产损失的血吸虫病，是一种叫“日本血吸虫”的害虫引发。从小看着抗日神剧长大的同学们一看到这个说法，也不分青红皂白，莫不义愤填膺地拍案而起，愤怒控诉日本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不但侵略我们的国家，杀害我们的人民，除了制造罪恶的细菌武器，居然贼心不改，投降了还给我们留下了日本血吸虫，祸害我们这么多年，让伟大领袖操碎了心。同学们此情此景，大有虽远必诛、灭此朝食的气概。
后来才知道是我们理解错了，所谓“日本血吸虫”是因为日本科学家在年发现这种寄生虫并进行了命名而已。这种血吸虫广泛分布于亚洲各地，因为当时日本科学太发达了，很多在本土新发现的物种或重新定义的物种，都被日本科学家首先发现并“抢注”了地理标识，他们并不忌讳用自己的伟大祖国来命名一款新物种，哪怕它是病毒或害虫。二十世纪初的日本接连打败中国和俄国，正是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空前泛滥的时候，也没见科学家用国名地名来命名害虫而被训诫、坐牢或送命，更没见日本政府来要求他们甩锅到别国来切割或剥离某种责任，因为科学就是科学，政治就是政治。
同样的例子，还是发生在驰援我们还要慷慨“秀”诗的日本。年，熊本县水俣镇水俣湾出现的一种奇怪的病，这种怪病就是日后轰动世界的“水俣病”，起因为日本战后重建，把日本氮肥公司建在这里，这些大型企业排放大量含汞的工业废水造成了大面积污染，其症状表现轻者口齿不清、步履蹒跚、面部痴呆、手足麻痹、感觉障碍、视觉丧失、震颤（多像在家宅了两个月的我们），重者神经失常，或酣睡，或兴奋，猫着身体大声喊叫，直至气绝而死，简直跟《唐伯虎点秋香》中吹嘘的“含笑半步颠”功效一样。只是电影是虚构的，现实当中的“水俣病”是一种不折不扣的人祸，被称为世界八大公害事件之一。
其实我们曾经也有几款“国产”城市病，所幸今天它已经被医学家们消灭。如“察布查尔病”，这种病名字有点拗口，那是因为它主要出现在新疆伊犁的察布查尔县而得名。-年代，这个县流行一种怪病，得病的人先是精神萎靡，同时伴有头晕、眼睛睁不开、视物重影、眼球转动困难和失语等症状，近一半的人会最终因呼吸衰竭而死亡。年，科学家才揭开谜底：得病的人基本上都是锡伯族同胞，而且患者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这是因为他们喜欢吃一种名为“米送乎乎”的食物，这种中残留有肉毒梭菌毒素，被肉毒梭菌芽孢污染的米送乎乎在发酵过程中并产生毒素，导致食用者中毒。原因找到以后，治愈就非常容易，所以现在这种以城市命名的病很快销声匿迹了，所以正告那些吃货们，病从口入，被污染变质的食品千万吃不得。
我国还曾治愈过一种心源性病症“克山病”，年以黑龙江克山县（发病率最高）命名，这是一种先天性心脏发育不全带来的地域性疾病，据称缺硒是原因之一，该病年消失。
谈完亚洲，再谈一谈欧洲和非洲。
欧洲最著名的以城市命名的病症，莫过于以挪威首都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种病不是身体的病症，而是一种心理现象，简单地说，就是在某个事件发生时，受害者在与施害者相处的过程中，会慢慢原谅施害者，甚至产生感情或某种精神依赖，继而协助施害者继续或影响其行为。
斯德哥尔摩症的得名原因几乎可以拍一部电影。年8月23日，4名劫匪打劫了斯德哥尔摩市的一家银行。在与警方6天的对峙当中，被劫持的银行职员与劫匪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操练、同娱乐，“五同”的结果，银行的姑娘们与劫匪产生感情，劫匪领悟到人生的真谛，放弃武器投降；而女主Christian则华丽丽地爱上了劫匪Olofsson，并在后者入狱时与其订婚；其他人质则在法庭上为劫匪说情甚至开脱罪责，令法官们感到匪夷所思。
与“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相反的，是以智利首都利马命名的“利马综合症”。年，日本驻秘鲁首都利马的大使馆正在搞大型宴会，图帕克·阿马鲁革命运动的14名激进分子挟持了数百名外交官、政府和军方官员和企业高管，并将他们扣押为人质。这批劫匪千不该万不该劫持外交官，这些靠嘴巴吃饭的外交官个个都是天才演说家，在旷日持久的谈判过程中，劫匪被这些擅长心理学的外交官说得精神崩溃，痛哭流涕地释放人质，向警方投降。
与上两个案例不同，还有第三种所谓“伦敦综合症”，被劫持的人质往往变得情绪激动，个个想做超人，不讲求方式方法，而更倾向选择与劫匪拼命。这种病症因年伊朗驻英国大使馆发生劫持事件得名，26名伊朗劫匪杀害了一名使馆中与他们争吵并要同归于尽的伊朗外交官。
后来人们分析这三个以首都命名的心理学病症时得出结论：在某些特定环境下，对立双方立场和身份是可以模糊甚至逐渐转换的。后两个发生在使馆的案例还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外交官不好对付，比较难缠。
再说说令人谈之色变的埃博拉病毒。相比SARS（非典）、MERS（中东呼吸综合症）和H1N1（病毒型流感），来势凶猛的EBoV病毒不太好记，于是人们把EBoV直接称为埃博拉病毒。埃博拉不是人名，而是是刚果（金）北部一条河流的名字，年，一种不知名的急性病毒横扫埃博拉河附近村庄。年它再次爆发，近年又卷土重来，三次灾难共让人送命，说明它是一种高致死率的病毒。现在埃博拉病毒已演化了4个新的版本，有意思的是，这4个版本都是以三个非洲国家和发现新版的美国城市命名，分别叫扎伊尔（刚果旧名）型、苏丹型、科特迪瓦型和雷斯顿（美国弗吉尼亚州的城市）型。当世卫组织进行命名的时候，没见非洲和美国外事部门出来抗议，也没见当地民众发帖愤怒指责。因为科学家不会故意把病毒与特定国家或城市捆绑命名，它不是一种污名化的政治阴谋，而只是单纯的科学。到现在，没有人向这几个发生疫情国家要求赔偿，或追查法律或道德责任。作为全球性的公共卫生事件，谁都难以置身事外、独善其国，我们是同呼吸、共命运的大家庭，只有在这个时候，“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才会变得如此清晰，并成为我们感同身受的深刻体会。
所以说，我们没有必要把科学事务政治化，简单事物复杂化，否则这样就违背了科学的本质。长久以来，我们逐渐养成用人名地名命名美好事务的习惯，如乐见用城市名、地名或古今人物来命名航天器或月球等天体的地理面貌，使它们成为飞船、彗星、小行星和月球环形山的主人，例如嫦娥、玉兔和张衡；但不可以用城市地名或人物来命名某些不美好的东西，包括病毒。所以国外那些案例，在我们这里几乎不会发生。诸如以英国医生帕金森命名的身体震颤“帕金森病”（年命名），德国医生阿尔茨海默命名的老年痴呆“阿尔茨海默病”（年命名），以及用地名命名的疾病，如著名的梅毒，分别叫过那不勒斯病、葡萄牙病和广东疮；还有地中海贫血症、广东癌（鼻咽癌症）、心理疾病则有巴黎综合症（强烈失落感引发的自杀行为）、佛罗伦萨综合症（因沉浸艺术而过度亢奋导致生活失序），因文化背景的差异，这些以人名、地名命名病症的做法在我们这里很难让人接受，否则就是医学工作者和科学家不讲政治的表现。
也许有人开玩笑反驳说，我们还有一款出口转内销的病症，就被大家喜闻乐见，那就是：香港脚。
“香港脚”其实是一种真菌感染的脚气病，现在这个约定俗成的叫法更多有调侃的成份，与香港没有特定关系，自然也没有香港人为此上街用脚来反对“香港脚”。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以城市或地名来为疾病命名，是医学惯例之一，它是科学规范，而不是政治图谋。讨论这些问题的场景，是医学家的孜孜不倦，而不是外交官的喋喋不休，如此而已。
为武汉人民加油！
毛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