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上了年纪的衢州人都耳熟能详，记忆犹新。
医院的幕后那些鲜活的故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存在了只有28医院，就像一本厚厚的书,打开她,仔细品味,你会从中感受到，她是老一辈衢州人心中挥之不去的记忆符号。
记者刘剑
医院的“前世今生”
衢县医院的前身是“医院”。
年，衢州市区的一些私人诊所，自发成立了三个联合诊所。
年11月，在“一化二改造”的运动中，为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当时城区的三家联合诊所合并组建了“医院”。
衢城四大名中医中有三大中医名家：龚香圃（“六一子”）、叶伯敬、医院坐诊。叶伯敬、江钟灵先后任职院长。
医院成立后，龚香圃（“六一子”）、叶伯敬相医院。
当时，医院的业务以中医门诊为主，靠门诊收入维持各种开支。
年至年，在“人民公社化”的热潮中，医院先后又吸收了水亭街联合诊所、牙科联合诊所、城关接生站、红十字会急救站及部分个体开业医生，进一步扩大了联合，并改名为“医院”。医院增设了城关美俗坊、水亭街、上街三个门诊分部，并设立了血吸虫病医疗点，组织医务人员参加“血防大会战”。
这期间，医院自筹资金设立病房，开始收治内、外科常见病，血吸虫病及住院分娩。
年至年期间，原“城关大公社”撤销，医院归属县卫生局领导。同时撤并了美俗坊第二门诊分部，增设了化验室、理疗室、针灸科以及X光室。医疗业务仍以中医各科为主，西医为辅。
十年动乱（年—年）期间，医院撤并了上街门诊分部，并下放由“城关镇革委会”“一元化”领导。
粉碎“四人帮”后，医院进行了整顿，恢复和建立了各项规章制度。医疗业务以外、妇科为重点，时任院长的赵元华主持并开展了以“晚血”切脾为主的各项大、中手术，内科也开始收治疑难重症及晚血病人。
医院工作开始走上正轨，院风院容也有了新的改观。医院重归县卫生局领导，成为医院。
进入八十年代后，医院有了较大的发展。医院自筹资金，扩建医疗用房，增设各科门诊，扩大手术室、检验室，设立二个住院病区，改善病房设施。
同时引进人才，并有计划地选送各科卫技人员外出进修、培训，医院医疗技术水平。
年4月，由于行政区域调整，撤销了原医院建制，医院，改为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
年，经国务院批准撤县设区随之医院。
年，改名为“医院”。
山不在高有“仙”则灵
医院创建之初，有着江钟灵、叶龙生、陈树和、朱兴中、龚生四（“六一子”之子）、黄多能、张元本、王绍朱等一批颇有影响的名中医。
正是有了这么一批中医界的“大腕”，医院一时名声鹊起，求医者络绎不绝。挂号大厅里常常人满为患，甚至是在半夜里，医院门口就坐满来自乡下的病人。就连周边的遂昌、建德等地的患者也慕名而来。
由于交通不便，一些来自上方、乌溪江等偏远山区的农民，进城看病需要提前一两天赶路，家人们用毛竹躺椅抬着病人，四五个人一路轮流换着抬。那时，山区的农民生活比较艰苦，医院就诊，能熬就熬，实在挺不住了，才往城里送。
江钟灵是医院的“招牌”，仅他一人，平均每天要接诊多号病人。许多曾经的病人回忆说：江大夫为人随和，对病人很耐心。他看病的时候，总是手指上夹了一枝香烟，可以说是烟不离手。
家住严家圩（淤）的蒋老汉说，当年村里有一位老人摔坏了腰，他非要让儿子帮他挂江钟灵的号。别人劝他说，江医生又不是看跌打损伤的，老人坚持说；“我相信江医生一定能看好我的病。”结果，服了江钟灵开的三帖中药和外敷药膏，老人的腰果真不疼了，一个星期后，竟然能下地走路了。他逢人就夸：“江医生真是华佗在世啊！”
年8月，朱金林从浙江医科大学医学系毕业，第二年，被分配到当时的医院，那年他刚好24岁。后来，成为了医院的最后一任院长。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老百姓对西医的认知度不是很高，对中医比较信赖，甚至达到了顶礼膜拜的程度，朱金林回忆说。
医院骨伤科的“黄麻子”，或许老一辈衢州人还能记得。
“黄麻子”，大名叫黄多能，是医院的创始人之一。上世纪初，出生于花园缸窑村的大户人家。据说，现在的小南门村和当年的千塘畈等都是黄家的田产。
缸窑黄家的骨伤科几代相传，黄多能虽然行医，却有几分侠肝义胆。他的一生，可以说是命运多舛。抗战时期，黄多能他从国民党部队的粮库盗出粮食，分给受灾的当地的村民，事发后被判了八年有期徒刑。据他女儿黄雪英回忆，当时，关押犯人的看守所，就在以前的老电影院边上。直到衢州解放，黄多能才被放出来。
黄多能出狱后，在市区上街的三桥街（市农行旁边）开了家骨伤科诊所。年，黄多能加入了第一联合诊所。后又并入“医院。”“文革”期间，黄多能被打成“反革命”，清除出了医院。
黄多能被剥夺了行医资格，靠儿女的一点微薄的工资收入接济生活。
年，黄多能含冤离世。年，才得到平反昭雪。
如今，医院的创始人，大多数都已故去。
但有关他们的故事，仍然流传于坊间。
那份难以割舍的情怀
今年岁的黄美玉老人，是原医院的药剂师。
由于老人已经百岁，许多记忆已经模糊，只能通过她儿子的讲述，来还原这位世纪老人所经历的沧桑。
黄美玉的老家在江西九江，抗战前，她从九江一所教会学校毕业后，在当地的一所中学当英语老师。
年8月下旬的一天，学校还在放暑假。当时黄美玉正在同学家玩。
突然，侵华日军出动70架飞机对九江城区猛烈轰炸，并投燃烧弹。整个九江，成为一片火海。
有家不能回的黄美玉，就随同学的父母一起坐上了往北的火车，从此开始了逃难的历程。途中，黄美玉与同学家人走散了。
当时，铁路、公路两边到处都是逃难的难民和从前线撤下来的伤兵。
黄美玉在教会学校曾经学过护理，便加入了战地救护队。在救护队里，她听从前线下来的伤兵说，九江已经沦陷，日本人在城里烧杀抢掠，许多地方都成了废墟。
黄美玉彻底断了回家的念想，一直随着后撤的部队和难民辗转来到了浙江金华。
医院用的西药，都是从外国进口的，由于黄美玉懂英语，医院的药房。
后来，黄美玉经金华教会的牧师介绍，到金华师范做校医。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黄坛口水电站开工建设，黄美玉被抽调去支援水电站建设，先在建设工地做医生，后医院当药剂员。
年，黄美玉调到医院药房。这时的医院已由单纯的中医向中西医结合转变。
黄美玉的儿子黄磊告诉记者，信奉基督教的母亲，一直都说，她跟医院有缘。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医疗资源一样非常珍贵。“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啥都缺。医院只有一两个氧气罐，只能放在病房里。病人们吸氧的时候只能从同一个氧气瓶通管子出去，病房里就像织了张蜘蛛网。”医院的老护士说，就连现在司空见惯的纱布，在那时也很宝贝，绝对不可能只使用一次。“用过的纱布，我们会洗干净后放在蒸笼里蒸了消毒，晾干后再拿出来重复使用。”
“那时，医院除了人才紧缺，医疗资源也是相当紧张。当时，医院的环境很简陋，大厅是砖木结构的老房子，挂号的地方，是三合土的地面。那破旧的墙皮与屋顶，夏季里，还会长出一些说不名字的绿色植物，墙脚上长满“白霜”。由于年久失修，雨水多的时候，雨水会顺着屋顶的瓦片滴下来，地上有几分泥泞。门诊室也都是旧平房，找不出一间像样一点的房子。“今年78岁的退休老医生袁明珠回忆道：“医院的住院部只有30多张床位，收治都是普通的病人和血吸虫病患者，有时候一张病床要睡两个人。”
许多医院的老医护人员，回忆起当年的情形，充满无限感慨：如此不堪的工作环境，大家“享受”了很多年。一直盼着建新的门诊大楼，可新楼落成使用后，大家才发现心里还有太多的依依不舍。或许环境并不是主要的，我们眷恋的是点点滴滴的过往。那里记录着开心的欢笑、苦涩的泪水和流去的岁月……医院旁边的那条鹅卵石的小路，我们曾经走了无数次。
医院
医院是由私人诊所整合而来，从建院之初，就秉承了“平民化”的办院理念。那个年代，医院在普通的老百姓看来太过“高大上”，戴着眼镜，穿着白大褂的医生，是需要“仰视”的存在。相比之下，医院的“郎中”在他们眼里觉得平易近人，有种亲切感。
家住童家巷的叶老先生，已年近九旬，他告诉记者，解放前，衢州城里很少有西医，老百姓看病大都是找中医。在他们看来，西医“动刀动针，开膛破肚”实在难以接受。老百姓对医院的认知度，很大程度是一种传统思维的延续，可以说是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
但有一点不可否认，医院服务“平民化”的办院理念深入人心，医院令许多“老衢州”念念不忘的根本所在。
医院的退休护士张斐娟，年进医院当护士。她回忆说，那时，如果病人有特殊情况，医院就诊，只要挂个“出诊”号，医生就会上门出诊。尤其是妇产科的助产士，出诊频率比较高。船上的、附近农村的有生小孩，医院都要派人上门接生。年过九旬王佩荷，是当年上门接生做多的医护人员。
“我祖祖辈辈都是船民，大多数时间在船上生活，一家人吃住都在船上。船就相当于是我们的家。”今年72岁的王合意告诉记者，“船民们整天在江上漂泊，连生小孩都在船上。我妈妈就是生在船上。那时，找不到接生婆，外婆只得自己动手剪断脐带。”解放后，成立了航运社，社里专门培训了2名接生员，每个组都安排一名接生员随船。那时，如果船停泊在洪山坝（柴埠头）码头，遇到船上有人生小孩，就会请医院的助产士上船接生。“直到20岁那年，好像是‘文革’刚刚开始，我们才结束漂泊的生活，全家人上岸定居。”王合意说：“我的三个儿女都是在医院生的，而且都是同一个医生。”
老百姓是非常善良的，如果你的心里装病人，他们的心里同样有你的位置。据坊门街的老街坊回忆，“文革”中，江钟灵同样也难逃厄运。从一个受人尊敬的名医，沦为“牛鬼蛇神”。
江钟灵作为“牛鬼蛇神”被“揪了出来”后，天天戴着白袖章，脖子上吊了块牌，在坊门街上扫马路。
那时候，江钟灵心里非常苦闷，平时不怎么喝酒的他，每天下午都要去街边的小酒馆借酒消愁。
一些曾经的病人，看到江医生扫大街，就会接过他手里扫把，默默地替他扫地。
在他们心里，江医生永远是个好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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