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猫妹,来源:大猫财经(ID:caimao_shuangq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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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36%的中国人65岁后还在继续工作!
看到这个数字时,“上班狗”猫妹觉得眼前一黑,我是多么热切地盼望60岁后云游四海的生活啊。但是现实很残酷,36%这个数字,在亚洲不算最高。
先来看一张扎心的图:
这是经合组织(OECD)发布的数据:
●65岁至69岁群体的就业率,排除个别国家,亚洲和欧洲真的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
●亚洲包揽前三,印尼最高为50.6%,韩国、日本紧随其后。
●而排在最后的法国和西班牙分别仅为6.3%和5.3%。
●中国的老龄人口就业比例是36%,排名第六,在亚洲国家中处于比较靠后的位置,但整体看比例也非常高了。
现实情况确实如此:
?在欧洲,即使退休年龄略微提高也会引发大规模抗议,老人退休后也不用带孙子,日子过的特别潇洒。
?而在亚洲,很多老人出去工作,比如猫妹去日本时开车的司机都是六七十岁的老爷爷,而且大部分地区均支持提高退休年龄。
?在中国,在网上关于延迟退休的意见特别大,但实际中很多到了退休年龄的人,还希望“再干几年”,问单位“能不能被返聘回去”。
?人们对“延迟退休”、“退休后再出去工作”,支持的理由也是多种多样的,有的人希望保持健康和积极的生活,还有的人是为了改善自己的财务状况,以备不时之需。
由于低生育率和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迅速,从“少年中国”到“银发中国”,仅仅用了18年(-年)时间。现在老龄人口的比例现在正以平均每年上升0.32个百分点的速度在膨胀。到年,全世界每5个人中有一位老人,而中国每3个人中就有一位老年人,数量达4.87亿,其中80岁以上老人高速增长,预计将达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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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退休,有些人的感觉是自由、机会、悠闲、享乐、兴奋,还有些人的感受是穷、无安全感、孤独。
很大的差别在于财务状况。
为什么这么多人在退休之后还在继续工作,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钱不够多,猫妹的一个长辈,退休后每月能拿三千多,在一个三线城市的大家族里,这个钱只够他随份子的!于是只能继续工作。中国的储蓄率高,也是没办法的事,大家都在吃老本。美国为什么储蓄率低?下面这个图能做一些解释:
从这个图中可以很清晰的看出,中美两国的退休储备相差是多么悬殊。
美国人退休后的经济来源有三个支柱:第一支柱指的是政府主导的基本养老金,第二支柱指的是雇主主导的企业年金,第三支柱指的是完全靠个人积累的个人税延养老金。其中公共养老只是最弱的一部分。
而中国则严重依赖社保养老,第二支柱、第三支柱完全不给力。所以为啥美国人不用存钱?因为养老的问题人家已经做好准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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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我们的养老金还有很多大家关切的问题:
?养老金空账4.1万亿,这个问题越想越心塞;
?记账利率达到了8.31%;
?这两年在搞基本养老保险“扩面”,为了完成任务,各地都采取了一些“非常”措施,比如降低灵活就业人员的缴费基数,比如针对临近法定退休年龄的未参保人群推出一次性补缴政策。如果吸纳进来的是年轻人为主倒还好说,拉进来的是交完钱马上就领钱的,还可能一领就是几十年的,你觉得从长远看是好事儿吗?
?养老金标准已经连续上涨了13年,前11年是连续以10%左右的幅度上涨的,从年起涨幅下降至6.5%,年的涨幅进一步下调至5.5%。明年的涨幅很快就会见分晓。据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杨燕绥预测,年养老金增长率可能是5%,未来可能是4.5%,呈现与通货膨胀率持平的状态。
?从这张图就可以看出来,基本养老保险的替代率总体趋势是逐年下降的。
年全部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元/年,年人均养老金水平是元左右,现在看,还可以。但随着替代率下降,会低到什么水平谁也不好说。所以,大家最好现在就有清醒的判断,要对基本养老保险的定位有明确的认识,那就是“保基本”。这个“基本”,如果是基本到“衣可遮体、食可果腹”的状态,你该怎么办?
?指望企业年金吗?别闹了,企业年金一直以来都是国企、事业单位的专属福利,而且现在随着改革,企业年金这两年的规模也已经停滞不前了。
所以,还是靠自己吧。存款、理财、股票等金融资产;除了自住的房子,再来几套可以产生租金和灵活变现的房子(说得好像我买得起一样......);买点商业养老保险……记住这句话,活得越久越费钱。未来最大的悲哀不会是“人没了,钱还在”,更可能是“人还在,钱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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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妹的一位长辈,已经70多岁了,每周要和自己70来岁的妹妹轮流去照顾自己90多岁的父亲。因为老人坚持不去住养老院,两个人只能轮班去父亲家里住48小时,陪伴行动不便的父亲、给父亲做饭,如此循环往复已有10年时间。这位长辈时常感叹,多亏自己还算身体好,又不是独生子,至少还有妹妹可以两人轮班。
目前,我们国家已经进入长寿时代,60岁以上老人的平均余寿已经超过20岁,而且未来的人均寿命还会延长。但现在的家庭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子女由于工作、学习、结婚等原因而离家,猫妹觉得,未来老人空巢、独居的情况不会得到改善,反而可能更严重。
而且子女越有出息可能就越指望不上子孙承欢膝下,现在清华大学里就住着几百名子女都在国外的“空巢”老教授,因为子女太优秀,基本都在国外,他们的养老、护理问题都急需解决。
现在,北京的公立养老院就要排队,据说排个几年都不新鲜。随着重度老龄化高原期的到来,未来养老看护方面的专业人才会越来越缺乏。届时,六七十岁的老人去照顾八九十岁的老人,七八十岁的老人互相照顾,或许会成为新常态。
这也是为什么《你爸躺在地上,而你在通讯录里》这篇文章会成为爆款的原因。多少空巢老人,不怕死却怕生病。一旦家有失能老人,问题会更棘手。目前中国市场上还没有大型的、知名的护理服务公司。而且,这方面的服务人员数量也相当匮乏,很多人宁可保洁、育儿嫂都不愿意去照顾老人。
举个例子,就说对正常人来说非常简单的洗澡,对失能老人来说,却成了难以完成的任务。那篇文章提到“春节女儿回来过年,和妈妈一起要给老爸洗个澡,干干净净过年。娘俩找个大床单,一人拽一头儿,把老爷子抬进卫生间,浴房里铺上瑜伽垫,给一年多只是擦擦身的老爸洗了个痛快澡。”
在步入老龄化社会更早的日本,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但日本人发明了“行动到宅沐浴车”,由1名护理师、2名居家照顾员随车到住家提供洗澡服务。不知道在中国,还要多久才能建立起这样的便利护理手段。即便有了,这么消耗人工的服务,得多贵呢?
活到老干到老,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宿命。
延伸阅读:
我们究竟会不会老无所依?
作者:戴老板,来源:饭统戴老板(ID:worldofboss)
年6月底,陈竺接任卫生部部长,前任部长高强转任副部,此时的中国新医改方案已经筹划近一年。陈竺上任后的第十天,原国家药监局长郑筱萸被枪决祭旗,牵动朝野利益的医改开始向深水区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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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卫生运动,宣传海报,年
年,安徽凤阳的武店公社有个赤脚医生叫做王善生,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全国上下闹饥荒,武店公社也有许多人患有浮肿、闭经和子宫下垂。公社干部找王善生来给大伙儿瞧病,他看了看社员的情况,说治不了,因为“少了一味药。”公社干部忙问是哪儿味药,王善生说:“粮食。”
这个故事精确折射了改开前的中国医疗体系的困境。年之前的中国医疗系统,最大的创新在于将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以革命的热忱消除四害推广疫苗,以此控制了天花、疟疾、血吸虫病等疫病。但在此期间建立的两套体系:城镇公费医疗体系和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却受制于积弱的经济,处于“有体系无能力,有免费无医疗”的状态,尤其是广大农村,大病重病要么中医要么等死。
改革开放之后,全国医疗体系也跟随潮流开展了改革,偷懒般地效仿其他行业的改革方式:给政策不给钞票,找市场不找市长。年元旦,时任卫生部部长钱信忠直言不讳地说:“要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此后政府直接投入比例逐年减少,年卫生部更是提出了“建设靠国家,吃饭靠自己”的口号,医院搞创收的潘多拉魔盒,此后几十年的医疗乱象,大部分都在此期间埋下了种子。
这个时期的卫生管理工作也是一塌糊涂。年,爱开奔驰S的郑筱萸出任药管局局长(后来改为药监局),新药审批进入长期的混乱阶段。年后,中央先是查了药监局医疗器械司司长郝和平,郝和平牵出了药品注册司司长曹文庄,曹文庄又咬出了局长郑筱萸,一个萝卜带出一个窝案。当然,那会儿的卫生部也没有好到那里去,早在国务院有人读《货币战争》前的十几年,卫生部的老领导就已经去找王林看病了。
从年到非典爆发的年,全国医疗卫生费用中政府支出部分整体呈现急剧下降趋势,“以药养医”和“科室承包”均在此背景下诞生。90年代后,医院创收的新工具,城乡居民看病成本飙升,因病返贫现象大幅增加。到了年,个人支付部分占医疗总费用的比例居然逼近60%,也正是在这一年,这种“找市场不找市长”的医改模式在江苏宿迁迎来了高潮:医院。
操刀此事的是时任宿迁市委书记的仇和。从年开始,在这位明星人物的主导下,宿迁市政府完全退出医疗领域,将宿迁10医院和个乡镇公立卫生院全部卖掉,使宿迁这个万人口的地级市,成为国内医院的地方,仇和这套做法被总结为“宿迁模式”,全国学者官员纷纷赶赴宿迁调研取经,并对此形成泾渭分明的两派。
一派是以海归教授李玲为代表的“政府主导派”,她调研归来后发表长篇报告,认为宿迁的一把梭卖光模式问题重重,让已经不堪重负的老百姓雪上加霜;另一派是“市场机制派”,人多势众,例如经济学家周其仁,其在媒体上与李玲展开了唇枪舌战,一边逐条反驳李玲的观点,一边“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这位剑及履及的改革人物(仇和)的拜服”。当时崇信西方模式的经济学家圈,基本站在周其仁这一边。
但无论周其仁对“市场机制”如何赞誉,政府缺位的年前后,却是中国老百姓看病痛苦指数最高的阶段:个人医疗费用比例历史最高,大多数民众没有任何医疗保障,医患问题积弊如山。年,突如其来的“非典”又让中国医疗基础设施的薄弱暴露无遗。年7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出具报告,毫不留情面地给予了打脸式的评价:“中国卫生医疗体制改革基本不成功”。
甚至被广泛赞誉的“宿迁模式”,结局也充满讽刺。医院十年之后,宿迁医院水平提升缓慢,诊治能力收缩到水平较低但稳赚不赔的常见病多发病,大病如食道癌手术“以前一年能做60台,现在只能做20台”,医院数量更是远落后于周边地市。政府筹划向上市公司金陵药业买回当年医院,报价超过10亿,仍然被拒绝,不得不在年掏近20医院。
年换上的新领导看到如此医疗乱局,感觉自己来晚了。于是国务院开始筹划新一轮的医改。在其他领域推行“国进民退”的新政府,自然不会给“市场机制派”任何机会,“政府主导派”的李玲被请到海里给长老们讲课,晋为国师。年9月,医改协调小组在京成立,新一轮医改正式启动;年6月,陈竺接任卫生部长,主导具体方案的制定和协调。
医疗大变革的年代由此到来,政策和资金源源不断涌入医疗行业。比如,针对看病贵的问题,新医改推动三大医保覆盖全国,总参保人数从年的2亿飙升至年的13亿。在陈竺接手卫生部的年,全国卫生总费用只有不到1.2万亿,到他卸任的年,已经达到了3.2万亿,而其中个人支出比例在不断下降,年已降低到30%以下,相对世纪之初直接折半。
再如,针对弊病丛生的“以药养医”,卫生部于年发布基本药物制度。具体是国家给一个能够满足大部分需求的基本药物目录,各省根据自己情况适当增补。然后每个省按品种来招标,让一群药企自己杀价,然后用套打分体系选一个中标,集中生产直接配送,减少中间环节。医院的药品加成制度,进价多少,卖价也得是多少,斩断了回扣的源头。
但中国的问题往往在于东墙拆来西墙补,按下葫芦浮起瓢。一个问题的解决,往往带来更多问题的诞生。比如基本药物制度的出发点不错,但却又带来了药品质量下降、药品种类太少,回扣绕道重现等问题。另如,医院取消药品加成后,医院收入大幅下滑,但相应资金缺口应该由财政补贴和诊费提价来弥补,但在执行过程中往往不到位,导致医生收入出现停滞,进而造成医疗人才的流失。
对于医疗服务来说,廉价、便利、高水平,组成一个不可能三角,因此医改政策天然地无法满足所有人的需求。陈竺们在制定政策时,往往只能聚焦于主要矛盾,放弃次要矛盾,用俗话来说就是“顾头不顾腚”,例如:顾得了价格顾不了质量、顾得了病人顾不了医生、顾得了公立顾不了民营、顾得了短期顾不了长期。
但平心而论,06年开始启动的新医改,尤其是覆盖95%国民的全面医保制度,相当大程度上解决了从80年代开始积累下来的诸多问题。讽刺的是,在媒体上很少能看到表扬声音,医院和医生甚至成为政治不正确。对中国医疗体系满意度最高的,反而是体验过国内和国外两种不同医疗体系的留学生群体,以及在国外遭遇“看病难”的李冰冰们。
年,新医改的第一阶段结束,全民医保体系和基本药物制度的框架搭建完毕,医改进入更为深入的第二阶段。年3月陈竺卸任部长,从部级干部变成副国级的领导人。临近离职,有一名相熟的医界前辈问他,“医改像不像在打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陈竺摇摇头说医改不是战争,前辈问为什么,这位科学家回答道:“因为战争总有结束的那天。”
他的话并没有错,刚刚获得一些成绩的中国医改,马上就会面临两个更严重和更长期的问题:一个是医保缺钱,医院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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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名义》,李路/周梅森,年
广东台山人邝安堃有五大弟子,福建莆田人陈德良有四大门徒,前者专注发论文,后者专注发大财。在闷声低调地数了几十年钱后,善用百度的莆田系遇到了爱玩知乎的魏则西,这门生意才真正地大白于天下。但莆田对中国医疗的荼毒,医院体系,诊疗量是民营体系8医院体系,却被另一个福建地级市给深刻搅动,这个地方叫三明。
中国式医改有个很有意思的特色,就是以地方上作为医改试验田,总结出带有强烈领导个人色彩的“xx模式”,模式里被认为可行的举措,进入到高层视野并向全国推广,主导的官员大多能得到重用。“宿迁模式”的仇和,“神木模式”的郭宝成,“安徽模式”的孙志刚和李斌等均属此类。最新来趟这条路的,是“三明模式”的詹积富。
三明地处福建省中西部山区,是一个老工业城市,未富先老特征明显,城镇职工赡养比年为2.06:1,到年更是降为1.71:1,而全国年还在3.04:1的水平上。因此,三明之所以成为近年来医改最重要的试验田,基于一个冷峻的现实:三明老龄化比全国提前十年左右,三明的困境就是十年后中国的困境。于是,此地医改的意义因此被骤然拔高。
年中央启动新医改之时,三明的医保基金就已经严重穿底,年职工医保统筹基金收不抵支1.44亿元,年扩大到2.08亿元,医保体系已经实质性破产。陈竺们在中央出台的各种医改制度和方案,包括筹钱的扩大医保范围和省钱的基本药物制度,对于三明来说仍嫌太慢太迟太温柔,他们需要的不是文火慢熬的良方,而是一剂能够紧急保命的猛药。
年8月,出身三明山区的詹积富从省城回到故乡,担任三明市副市长,主管医改。借助全国性的医改浪潮,三明市以每个月出台一个文件的速度,开启了“三明模式”。到年,三明一共出台了90多份文件,给出的概念、名词、模式眼花缭乱,但其核心只有一条:在卫生部的基本药物制度的基础上,“二次议价”,继续压低药品价格,并在流通环节采用“两票制”,细抠环节上的其他费用。
此举效果显著。年三明的医保基金尚且“收不抵支”2个多亿,到了年已经做平,药价的下降居功至伟:年药费9个亿,年药费只有7.5亿,省了1.5亿出来,年在此基础上又省了2个亿,下降到5.7亿。药费占医疗费用的总比例,由年47%下降到年的28%,远低于福建全省40%的水平。
数据如此靓丽,三明一战成名。年底,首先来三明调研的不是卫计委官员,而是财政部副部长王保安,从某种程度上暗示了“三明模式”的最大受益者。此后三明医改先后4次登上新闻联播和焦点访谈,并在年初直接向深改组汇报,其核心内容如两票制,三保合一等陆续被加入到新医改的全国政策序列之中,迅速推往全国。
动作神速的背后,是医保资金的全国性紧张。在经过-年的高速覆盖后,医保的支出增速开始超过收入增速,结余率从高峰时的30%下降到年的14%,部分地区如三明市甚至出现了亏空。要知道,现在尚处于x年,计划生育的恶果才刚刚开始而已,人口结构在未来20年只会更加恶化,此时医保资金就已经捉襟见肘,未来更加不敢想象。在这种紧迫之下,尚有许多不足的“三明模式”被火线提拔,推向全国。
理解了这层背景,很多看似独立的事情就可以被串起来。例如,在今年12月,一些良心医生发动对莎普爱思等“神药”的批判,出乎他们意料的是,这种触及多方利益的揭黑却迅速得到了主管部门的回应,国家药监局、地方药监局、央视、新华社等一起上阵助威,“神药”们(大部分为辅助用药)迅速成为过街老鼠。
此事的大背景就是以三明模式为核心的第二阶段医改,已经把刀举向了花钱不怎么治病的辅助用药。例如,此次被自媒体揭露出来的“神药”小牛血去蛋白提取物,年高居三明市药品销量第一位,“三明模式”实行后,年的用量减少了九成多,销量连前20都没有进去。在打击神药这个问题上,医疗部门和舆论媒体利益罕见地达到一致,相互助攻了一把,但在其他领域,情况就远没有如此和谐美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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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劫》,王竞/谢晓东/周荣扬,年
广大人民群众对医保的捉襟见肘口诛笔伐,但对于另外一个长期困局:越来越少的人愿意当医生这个问题,却积极地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今年年初,顶级医学杂志《柳叶刀》公布了一项研究,引爆了朋友圈:-这10年中,中国有万医学生毕业,而医生总数只增加75万,人才流失严重。而中国医生群体老龄化现象突出,25-34岁的青年医生比例从31.3%降至22.6%,而60岁以上的医生比例从2.5%增加至11.6%。
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很多,比如医改后医疗系统收入的实质性下滑,医院医生压力的骤然增大,但收入和压力问题并非医疗行业独有,仅凭“白衣天使“的光环就可以吸引源源不断的生源,所以它们不是造成这一现状的主要原因。真正的恶因,是不断升级的医患关系。事实上,随着众多伤医事件接连不断的发生,医院已经变成了人性丑态的集中展示区。
此事媒体功不可没。医患关系是博眼球的绝妙良机,在挑动医患关系这一节上,市场化媒体和官方媒体门都争先恐后,百舸争流。自年以来,媒体泡制的黑新闻已经是长长的一串,年的缝肛门,年的八毛门,年的裸死门,年的烤婴门,年的丢肾门等等,数不胜数。这里面给医生和患者造成最大伤害的,当属山东电视台策划的“纱布门”事件。
年,山东潍坊一女子在剖腹产过程中出现凶险性前置胎盘,医生没有用简单粗暴的子宫切除术,而是用宫腔纱布填塞的方式保住了产妇的子宫,为了彻底止血,医生盲缝了一针,挂到了一块2cm的纱布,留在子宫内没有取出,并及时向家属说明:可自行脱落并无大碍。但在贪欲的驱使下,医院讹钱的工具,并在山东电视台的包装下,上演了一场70多天的闹剧。
此事之后,全国的产科医生遇到产妇凶险性前置胎盘,再也不敢用宫腔纱布填塞来保住产妇子宫,而是选择不用个人承担责任的直接切除,免得再被讹诈。这件事最大的受害群体当属全国的产妇。最受益的自然是山东电视台《生活帮》节目组,他们水平堪比《演员的诞生》,一边执导拍摄产妇家属声情并茂的表演,一边在节目下方播出莆田系的字幕广告。
但历史除了是媒体创造的之外,同样也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老百姓在网上医院骂体制,在网下也管不住扇向医生护士的手。而且,我国群众向来都实事求是用脚投票,在年代医疗乱象红包肆虐的时候,群众们一边骂医疗黑暗一边劝孩子去当医生收红包;在年代打医伤医事件频发的时候,群众们又一边同情医生一边阻拦子女考医学院。
跟医保缺钱一样,医院缺人也会是“新常态“。但医保没钱尚可以勒紧裤腰带从其他地方来省来抠,医生供给的减少却更要命:一个合格医生的培养周期超过10年,等你发现医生不够用时,再去吃后悔药就已经来不及了,此时老龄化已经在敲门,未来我们需要大量的医生,这个矛盾一定会越发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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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劫》,王竞/谢晓东/周荣扬,年
在陈竺卸任的年,一部叫做《大明劫》的电影上映,放了十几天,票房只有万,还不到同年冠军《西游降魔篇》12.46亿票房的零头的零头。
这部被掩埋的电影,讲述了这么一个故事:崇祯十五年,华北遭遇了严重的鼠疫,兵部尚书孙传庭奉旨镇压李自成的闯军,但军中遭遇瘟疫士兵大批倒毙。神医吴又可在孙传庭军中自创祛病良方,殚精竭虑治疗瘟疫,医治好了大批官兵。但吴又可的妙手挽救不了大明王朝的劫数,孙传庭带兵出潼关战闯王,最终兵败身亡,吴又可的治瘟经验却总结成《温疫论》,穿越王朝兴衰流传下去。
这部电影的内涵非常多。首先,电影揭开了一个事实:明末华北的鼠疫导致官军战斗力剧减,成为压倒大明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其次,通过对孙传庭和吴又可的刻画,阐述了一个道理:长期问题没有办法通过短期手段来解决,无论是妙手仁心的神医,还是铁血冷酷的名将,都挽救不了积弊已久沉珂无数的王朝,纵有救世之才,也是回天乏术。
什么是长期问题?人口结构是长期问题,医保筹资是长期问题,人才培养是长期问题,尊医重卫是长期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未雨绸缪和长期布局,才能换来一代人晚年的老有所医。如果拖到病入膏肓,短期手段或许会是一剂猛药,但只能用来保命,却不能用来救人,而且通常代价惨重。
在电影《大明劫》的最后,崇祯皇帝催促孙传庭出潼关,解围开封城。此时军中还有大量没有治好的士兵,孙传庭既没有粮食养活这些士兵(缺钱),也没有足够的吴又可们来诊治(缺人),于是他用了一个简单的办法来解决:把患病的士兵集中起来,一把火全部烧死。
历史的劫数,希望永远都不要再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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