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苏常熟的江南水乡，有一颗璀璨的明珠——蒋巷村。世外桃源般的美丽盛景，不仅吸引了天南海北的游客，更让中央领导驻足赞赏。这里虽不是天堂，却胜似天堂。
而就在几十年前，这里还是一块土瘠水恶、十年九荒的“烂泥地”。改变这一切的，是蒋巷村党委书记常德盛带领下的全体党员和村民。
“
天不能改，地一定要换。
——常德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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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德盛，中国农村在位最长的村支书之一。
蒋巷村，户、亩地，口人。40年前是一块低洼闭塞的蛮荒之地，血吸虫病流行，地不产粮，食不果腹。村支书常德盛提出：“天不能改，地一定要换。”
如今蒋巷村已建成工业园、粮食园、蔬果园、居住园、旅游公园，“五园”交错的新家园。蒋巷村展览室的墙上贴着一张历年人均收入统计表：上世纪60年代元，70年代元，去年元……
也许，蒋巷村在全国不是最富有的村子，但是要说农民内心的幸福指数，蒋巷村一定是中国最好的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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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散文家、人民日报原副总编梁衡随作家采风团来到苏州市的常熟蒋巷村。当他看到这里的老人们一个个活得滋润：吃得好、穿得好，跟子女们亲善和睦，很是惊诧与喜悦。因为走南闯北、跑遍了中国许多地方的他心头有杆秤：看一个地方的百姓生活好不好，不是看家里的存款有多少，也不是看是否都住上了洋房，或者有没有小车子，而是要看他们生活得是不是心情舒畅和精神快乐。
来蒋巷村之前，粱衡听说了常德盛的事迹，也听说了这里的村民家家户户住上了让城里羡慕的平方米的新别墅，所有的村民不仅就业有保障，医疗看病和上学也都实现了全部免费，而且男满58岁、女满55岁都可以退休并每月拿到几百元的养老金，几乎日常所需生活都有村上管，这样的日子用老百姓的话讲是“什么都不用愁”的好日子了。
蒋巷村的党委书记常德盛还让自己的村民做到了这样一件事：提倡上年岁的老人与子女们一起住，能这样做的人家一年奖励—元。有人问为什么要设这样的奖？常德盛说，在农村，上了年岁的人能与子女住在一起，证明这个家庭和睦，证明这个家庭的子女有孝敬老人之心，应当奖励。
可蒋巷村还有另一项措施，这似乎是个悖论：凡不愿与子女们住在一起的可以免费住进村上的“老年公寓”。有人因此又问常德盛：为什么两头都提倡？常德盛回答：农村老人大多是些旧社会过来的人，或者说都是从苦日子过来的人，他们的生活习惯、行为方式都是以前养成的，同现在的年轻人很不一样，即使是亲生子女、孙子孙女，也很难一致。如果要使一家人真正和睦亲善，一家三代、楼上楼下地住一栋别墅里，容易因为一些生活小事产生矛盾，分开居住，又相距在百米之间，天天能见上面，这样虽不在一栋房子里居住，却更觉和睦亲切。
蒋巷村的老年公寓确实很适合农村老年人居住。一律是平房，一般每户居室左右两间，外间是厨房加小客厅，里屋是卧室和卫生间，50多平方米，宽敞明亮。每户都有电视电话和小冰箱，灶具和厨柜及燃气，这些全是村上免费提供的。墙壁与墙壁之间隔音很好，出门是户与户相连3米宽的走廊，据说也是常德盛设计的，他说这样可以让老人们串门聊天方便。屋里屋外有自来水龙头，但公寓的院子两头却留有几口自动抽水的水井，这同样是常德盛的杰作，他认为井水冬温夏凉，一些跟他“改天换地苦干了一辈子”的老哥老姐们习惯用井水。
“总之，我们想得到的和没想到的，常书记都给我们备好了。”
蒋巷村的生态园，是常德盛一手设计搞起来的。虽然只有几百亩的占地面积，但对一个人口仅有多人的村子来说，不算小了。一片碧波荡漾，芦苇与茭白镶嵌在岸边的湖面，使得整个生态映衬出江南水乡的风情。这里的生态园完全是按照农民们的实际需要和发展生态旅游所规划和设计的。
入园后，顺着一条可以走汽车也可以自由行走的大道前行，左右两边是茂盛的树林和种有葡萄、桃树、枇杷等数十种适宜于苏南气候的果子飘香的果园，紧接着的是一片种植了各种花式的蔬菜地，井田式的小块蔬菜地很规则，但种植的蔬菜却奇花异彩，各不相同。一问，这又是常德盛的杰作：虽然村里已经将大米、面粉等主食免费供应给各家各户，但习惯了下地的农家人一方面需要改善自己菜碟子里的花样，更重要的是让他们在过上好日子之后仍有机会在种地劳作中获得精神上的快意，于是便在生态园里有了这样一片统一标准、花样各异的菜地。
蒋巷村的农民尤其是年老者对村上给他们的“自留地”给予了高度赞赏，说这是常德盛书记办的无数件符合民意的大好事之一，尤其是像孙敬宗这样的老年人，称这蔬菜地是“开心田”。
出生态园，是这个村的千亩良田，这些良田现在由16户种田能手承包着，他们负责全村的粮食种植和供应，并将多余的粮食按质论价销售到市场上去。即使是这些承包出去的良田建设，其水利设施，田埂道路、河道沟渠，也都由村上统一规划投资。比如嵌落在粮田间的多亩河道，也都由村上出资每年疏浚一次，而四通八达的20多公里的田间主干道的水泥路也都由村上修建。
“在村上承包种地最叫我开心的一件事是：每年村上给我们每家种田大户免费提供几十吨有机肥……”种粮大户的一句话让参观者感慨万千。
即使是不种田的人也懂得这个理：地里要种出最好吃、最有营养、最安全的东西，就得靠有机肥。有机肥种出的庄稼和粮食在市场可以卖出几倍甚至十几倍的价。蒋巷村敢为种田大户免费提供有机肥，仅此一点，足让人敬佩之至。
当我问起常德盛为何这样做和怎能如此慷慨去做这样的事时，这位憨厚的老书记掏出了一句心里话：中国是个农业大国，我们的老祖宗教我们如何种地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过去我们一直知道种地讲究的是要施有机肥，近几十年我们的国家富裕了，化肥也越来越多了，弄得种田人只知往庄稼地里撒化肥、喷农药，害的是谁？是我们自己。所以我告诉蒋巷村的人，不管别人怎么干，我们蒋巷村的粮食蔬菜果树包括水产品，一定要施有机肥，一定要保护好生态，为的是不害自己，也不害别人。
正是在这样的理念下，蒋巷村的每一个局部和细节，都会令人肃然起敬。常德盛告诉我：他能免费向种粮大户提供有机肥，是因为他早在20多年前就在村里办起了畜牧场和养殖场，这些畜牧养殖场不仅为村上农民们提供高质量的牛奶与肉食，每天还有数吨有机肥料。而在常德盛看来，蒋巷村虽然通过其他工业来实现全村的富裕，但家里再多存款、村上再有更现代化的条件，却仍然实现不了村上人内心的幸福感。要让全村人过上真正又富裕又幸福的生活，多亩良田才是蒋巷村的命根子。知道了这多亩良田是蒋巷村人的命根子，我们也就知道了如何可以不惜代价地为它做些实实在在的事。
难怪那一年走在蒋巷村千亩良田的田埂上的温家宝总理，异常兴奋地拉着常德盛的手说，你跟我一起走走……
一位大国总理，一位乡村支书，他们一起漫步在清风吹拂、麦苗飘香的田埂上，那一刻是怎样的心旷神怡！
“学校像花园，工厂像公园，宅前屋后像果园，全村像个天然大公园。”这话是10多年前常德盛在村民大会上许下的承诺。凡是到过蒋巷村的人对上面的四句话都不会提出任何疑义，因为现今的蒋巷村无论哪个角落，你都可以深切地感受到自己身置一个天然大公园的美好环境。曾经有很多参观者包括中央领导在内来到蒋巷村后都发出过这样的感叹，说蒋巷村虽然可能在全国不是最富有的村子，但这里的精细和恰到好处及农民们从内心流露出的幸福感则是全国最好的村庄之一。
“这样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才是我们所提倡的，因为它学得来，也学得会。”这是一批考察调研的领导对蒋巷村的评价。
的确，在现代的历史进程中，各个地区的差异很大，可以说，什么样的富有都可能有，尤其是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中，什么样的理解和模式都在产生，然而真正站在老百姓的真情实感上来评判，“民风淳朴，社风正派，干群情深，家庭幸福，邻里和睦，经济富足，发展持续”这样的标准，并不容易实现，然而蒋巷村做到了。
蒋巷村的百姓们因此感叹自己现在的生活“胜过在天堂”。这样的话从那些吃过苦、经历艰苦奋斗年代的老一代农民的嘴里说出来并不困难，可是从在甜水中泡大的“80后”、“90后”的嘴说出来就不易了。年7月中旬，蒋巷村利用学生暑假时间，举行了一次全村在外读书的大中专学子回村“迎建国60华诞，看家乡巨变”的征文活动，几十名本村籍的大学生、中专生在实地感受自己家乡的一草一木后纷纷写下了一篇篇精彩的心得文章，其中有位在南京上大学的学生这样写道：
“虽然我不知道世界上富有到底是个什么样，但我知道我们村里的百姓家家户户有了他们想要的新房别墅、车子票子；我不知道什么样才算环境优美、天人合一，但我知道我们村里每一户的宅居四周花木簇拥、全村的道路整洁四通八达、千亩田园鸟语花香、河湖碧净；我不知道什么样的生活才叫舒心和美，但我知道在我们村上的长辈与儿女之间、邻里与邻里之间、亲戚与亲戚之间、干部与群众之间几乎听不到吵吵嚷嚷、相互指责埋怨的不和谐声音，有的是此起彼伏的欢声笑语……难道这不是农家人和世上的人所追求的那种真正的幸福与美满吗？我为自己有这样的家乡而感到自豪。”
是的，蒋巷村的人都有这样的权利自豪。而最令我们感动的是为蒋巷村创造这种自豪感的像常德盛这样一位大德于民的共产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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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德盛这个名字是在解放后他读书时大人给他起的，诚朴的父母希望自己的娃儿永远做个常积德的人。而成为了共产党干部的常德盛则从此这样说：共产党的干部讲德，就是一生要为国家、为集体、为百姓办实事、做好事，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长盛不衰，共产党人所追求的共产主义理想也不会永远只是猜想了。
瞧，这就是“常——德——盛”的独特意味。
常德盛
生活中的常德盛其实是个出生在极度穷困家庭的苦孩子。现在常德盛所在的蒋巷村看上去像大花园一样，可几十年前这里是有名的低洼水塘地，更要命的还是个血吸虫病重灾区。当地的史志上记载：蒋巷村共有11个自然村，其中有个黄米泾自然村。年时有30多户人家，共人居住此地，而到了时隔20年后的年，有一半人家因患血吸虫病而死绝。蒋巷村是名副其实的“万户萧疏鬼唱歌”之地。即使到了上世纪60年代初，全村人患血吸虫病率还高达70%。他们都是些“脖子像丝瓜，肚皮像冬瓜，四肢像黄瓜”的“活死人”。
蒋巷地处常熟，太仓、昆山交界的江南水乡，在现在看来是一块风水宝地，可在过去这里几乎没有当地人在此定居，只有那些从苏北、安徽、河南等地逃荒、乞讨的人落户此地。据土改时统计，在蒋巷村落户扎根的外乡客竟有5省26个县共多人。常德盛的家是其中之一。
常德盛的父母都是这块土地上的外乡人，当年他们是搭着一艘又破又小的漏水拖泥船来到蒋巷村旁的一个既贫困又有血吸虫病的马沙村落户的。常德盛10岁之前，全家8口人没有一个固定的宅居，在迁居蒋巷村前曾经搬过4次家，那个所谓的家实际上只有用泥草垒起的一间避风躲雨的泥棚子。为了维系全家人的生活，常德盛的姐姐4次被卖。幼年的常德盛尝尽人间苦涩，无论寒冬腊月，还是滚烫泥泞的夏天，他的脚上没有穿过一双布鞋。
年土改之时，作为特困户的常家分得蒋巷村14亩低洼地，从此成为蒋巷村人。然而迁居此地的常德盛一家，仍然没有一砖一瓦，住的是田埂边垒起的三间草房。一家8口人仅有一床捡来的旧席子和两条棉毯。与常德盛一家共同生活的伯父48岁便病逝，那时常德盛的姐姐哥哥和弟弟妹妹都还小，又逢当时忽一会儿“大跃进”，忽一会儿“改天换地”，所以搬到蒋巷村后的常家，又先后5次搬家，直到年才算落地生根。
幼年和少年时代的常德盛饱尝了贫困之苦。年至22岁，常德盛觉得自己到了娶媳妇的年龄，为了不让人瞧不起，他下狠心在一块被废弃的低洼地上填土，并在那上面垒了三间泥草房。然而常德盛哪里想到他垒的这房在别人看来哪像是个“家”，所以几次开始相中的“准媳妇”最后都因为常家太穷而告吹了……
但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为几块钱给伯父和姐姐看病需要到处向人磕头求情的人，数十年后当他执掌几亿资产、每年可以按劳取酬几十万、几百万元奖金时，竟会慷慨无私地将这些资产和收入全部献给了村里。尤其是5年前当他一手经营的江苏省级著名企业——“常盛集团”转制时，他常德盛本可以毫无争议地将亿万资产转到自己名下，而他却拱手相让于村上，同时又继续像一头老黄牛似的带领村民朝着更加幸福、富裕的现代化新农村大踏步前行，将蒋巷村建设成全国农民乐园的典范。
这就是常德盛过去和现在的传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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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年前集体账面上仅有3元6角钱的蒋巷村，在常德盛的带领下，一副肩膀，两只竹筐，将亩低洼地整整填高了一米！这个概念就是说，蒋巷村不足个劳力，每人填堆了一座三四个足球场那么大、比四五层楼还要高的泥山！
如今的蒋巷村，有道必有渠，有道必有林，郁郁葱葱的林带气宇昂然地伴着水渠环绕全村。河池里种满了水菱，荷花，水面上鱼欢鸟飞，一派生机；拖拉机，小汽车，运肥车辆可通往任何一方大田；行船可划入每一条河流与湖泊……
常德盛提倡的“庄浜式”种植法，使油菜籽亩产达到斤，比“新华式”翻了将近一番。年，他又发明了“免耕法”，播种的麦田使他们的三麦亩产超过斤，加上水稻的高产量，一年粮食亩产超一吨。全国著名水稻专家，老劳模陈永康说：“我建议省政府在江苏大面积推广蒋巷村的成功经验。”
农民怕穷，是因为穷苦的日子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更没有做人的尊严。几千年来中国农民为了摆脱一个“穷”字，子子孙孙曾为之做过前赴后继地拼搏和抗争。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人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而给广大农民的最大益处是将土地还给了他们。
然而要将贫瘠的土地变成米粮仓、变成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是需要艰苦奋斗和勇气、智慧与创造的。自担任村领导之后，常德盛把农民们的这种美梦变成了现实，而这中间如果缺了一个“德”字，穷依然成不了富……因为是这个“德”守住了只为他人而不为己利的信条。
蒋巷村虽说地处江南鱼米之乡，但它很特殊。有首当地的民谣这样形容道；“蒋巷泽坞锅底塘，十年九涝一旱荒，泥垛墙头茅草房，树皮菜根拌青糠。”俗话说：“水乡人，最愁涝，逢涝就要收裤腰，收完裤腰等上吊。”蒋巷所在地最要命的还不是涝，而是“万户萧疏鬼唱歌”的严重血吸虫病。如上面所述，从年到年的20年里，全村因血吸虫病死掉一半人的记录就足以证明这是一块名副其实的“地狱之域”。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甚至到七八十年代，中国农村走的几乎都是一条以粮为纲的单一农业经济发展道路。在土地上种庄稼养活自己、养活全家并传宗接代，是中国农民几千年传承的同一种生存方式。但像蒋巷村这样的地薄水涝又有瘟疫的地方想靠种地过日子实在太难了。
中国农村在年实行了人民公社化制度，人民公社下设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这个时候蒋巷村已经开始尝试“改天换地”，但终因地薄人乏，不见多少改变，村民们外出讨饭度日的比比皆是。那时年轻的常德盛是生产小队的会计，他凭借着上过农中的“高学历”和苦孩子出身的勤奋与忠厚，获得乡亲们的好评。
蒋巷大队的第十生产队会计常德盛，不但账目理得一清二楚，而且干起活来样样抢在前头，人又忠厚老实，做好事从不留名。尤其在农忙时，每天一早戴着月亮星星下地的是他，最后一个披着夕阳回家的也是他。而且常有人一早起来走到田头便惊奇地喊：“咦，啥人替我把田里的菜秸拔好了？”或者是：“咦，我地里的沟是啥人帮我开的呀？”
开始大伙儿不知是谁干的。时间一长，社员们就不用去猜了，“肯定是德盛做的好事”。一次，常德盛从十队到大队开会，他见大队东头那条木桥上的栏杆断了好几根，当天傍晚就领着徐瑞芬等一群小伙子大姑娘拿着木棍树条钉的钉绑的绑，把小桥修好了。
年5月，小队会计常德盛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同年9月被推举为蒋巷大队大队长，后来，又当了大队支书，从此在这个位置上一直干到今天，成为中国农村在位最长的村支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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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年后的蒋巷村我们已经看到了，它如天堂一般的美丽富裕。可44年前的蒋巷村是个什么样呢？上年纪的村民们记得，常德盛更记得——
“我到任后开的一次骨干会是几个人蹲在地上开的，你问为啥？因为大队部穷得连一间房子都没有。”常德盛对自己新官上任后的“就职演说”光景记忆犹新。
那天他让人通知全大队四五十个生产队和大队干部一起开会，由于没有大队部，他就找了一户农民家当做临时会场。可几十个人得有地方坐呀，于是他便到邻近的农家去借凳子，一圈走过，串了六七家竟没有借到一条凳子！
这件事给年轻大队长常德盛的内心震撼太大了：解放17年，穷村蒋巷，还是一个“穷”字，再看看集体账面上仅有的3元6角钱，他的泪水一下流满双颊……全村一半以上的农民家里连一条完整的凳子都没有，这日子怎么过？
“坐坐，大伙儿坐。现在开会……”常德盛清楚地记得自己上任后第一次召开的干部会，所有的人都坐在泥地上，只有他自己是站着的。他站着，是因为他要用一颗悲怆的心向自己的“臣民”、向苍天老爷立一句誓言：蒋巷村不改变贫苦日子，天地不容！我当不好这个村干部，就不是共产党员！
共产党员应该干什么？应该让自己的百姓过上好日子，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常德盛从入党的那天起就在心头牢牢烙上了这样一个印记。
那一年，常德盛22岁。后来他又被推举为大队党支部书记。
“德盛啊，蒋巷地薄人杂，穷困潦倒，你有啥能耐让全村人过上好日子？”
常德盛望着妻子的脸，正色说：“我有一颗火热滚烫的心，有共产党员这块特殊材料……”
新中国的农业革命，在解决土地归属权后，农民对土地的再一次革命基本上靠的都是一种模式：人拉肩扛，以力气和汗水面对穷山恶水、薄土瘦地，进行整治与改造。
常德盛，一米六五个头，瘦巴巴的一个年轻人，能挑得起这副重担吗？你看看蒋巷村这些七零八落、一泓泓死潭与低洼地，能把它改变得了吗？
有人无奈地摇着头。有人干脆挽起破竹篮远走他乡讨饭去了……面对这个赤贫之地和瘟疫蔓延的“死亡之乡”，许多人都在苦苦地叹气，一筹莫展。
“村穷，根子在于地薄。蒋巷要翻身，关键要改造低洼地，兴修水利，给土地增加肥力是唯一的出路。”第一次村干部会上，常德盛这样说。
都是农家人，没有人对这个主张有意见。问题是：“兴修水利得靠人。可我们蒋巷个老老小小中有个大肚子得血吸虫病的，怎么挖土，怎么挑土方啊？只要血吸虫病留在蒋巷，我们干啥也不行……”三队队长说。
“这话点到了要害，但事在人为，关键在于决心，在于是不是拿出真正的强有力措施来送瘟神、治薄地。”
“可不是。德盛，你领着大伙干吧，我们队的全体社员一定会听从你的安排。”十队队长直着嗓子表态道。
“我们也支持你。只要你领着大伙儿奔好日子，就是刀山火海，我们也敢闯！”
骨干会整整开了3个小时，开得群情激昂，开得热血沸腾。新官上任的常德盛更是心潮澎湃，结束时他说：“大家的意见都很好，这对我来说，更增强了改变蒋巷面貌的决心。有句话叫做改天换地，可我认为，天不能改，但地一定要换。蒋巷村现有亩土地，都是地势低洼、荒芜贫瘠的地，可我们有愚公精神，有两只肩膀一双手，一定能重新安排蒋巷河山，让全大队人过上好日子！”
“天不能改，地一定要换！”这是常德盛的话，也是蒋巷村人的话，这话让一群瘦骨伶仃的庄稼汉支撑起了理想和信仰，同时也使瘟疫肆虐之地重见天日……
现在，年轻的领路人常德盛首先要做的事是如何领导全村人赶走和根治血吸虫。于是，蒋巷村很快掀起了一场空前绝后的灭钉螺大战。“那阵势才叫群众运动哟！”上年岁的蒋巷村民们谈起当年的“送瘟神”战斗，依然记忆犹新。
“常书记，上头阵，不分白日和夜晚，赶走瘟神来精神。”这支小曲后来上了县广播。
经过两年苦战，蒋巷村的所有河、塘、潭、池逐一得到治理，并且分阶段通过干河积肥等灭钉螺手段，彻底铲除了血吸虫的孳生地。与此同时，常德盛又与县、公社的医疗卫生部门取得联系，组成卫生医疗小组，为村里的所有血吸虫病患者治病，用他的话说，这叫“先强身，再治水改土”。之后，村里腆大肚子的人没了，村民们身体渐趋强壮，为日后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想象先辈们当年是如何艰苦奋斗的，那是真正的吃苦——饿着肚子、一天干十几小时甚至二十四个小时；光着脚、淋着雨，冬天寒风刺骨，夏天烈日炎炎，只要活没干完，就是大年初一也会留出半天出工干活。这是我们的父辈所经历的岁月，他们几乎都是这样走过来的。蒋巷村底子薄，他们干得比别人更艰辛、更漫长……
平坟堆、倒杂树、挖深沟、搬宅基，是蒋巷村农田基本建设的第一战役。当年的蒋巷村啊，亩农田里，河汉渠塘星罗棋布，大小田块零乱而高低不平，且茅草坟堆遍地尽是。为搬移多个坟堆，常德盛需要一家一户去口干舌燥地做工作、挨骂受辱的事是“家常便饭”。
由于蒋巷村民构成复杂，本地人与外迁户之间的隔阂，巷与巷之间的宗族矛盾，像河湖港汉纠结在一起。有人扬言“谁敢动我家祖坟，就让他死无葬身之地”，所以，每搬迁一座坟茔，对常德盛就是一次生死劫难。有人在观望：“别看常德盛夸下海口，他小小年纪，嫩肩能挑千斤担？还不是虎头蛇尾没长性！”
一年冬天，常德盛正带领一帮年轻人去铲一处杂草齐腰的坟堆，不想刚落锄，年过七旬的张家阿婆披头散发、连哭带骂地在草丛里打滚，还站起来指着常德盛大骂：“你常家人是外来的野种，你的祖坟不在蒋巷，凭什么铲别人家的祖坟？你这样造孽是要遭天打雷劈的！”说着，用力一搡，将常德盛推倒在冰冷的娄塘里。众人惊呆了，发怒了，都说张家阿婆太过分。
落水上岸的常德盛一边簌簌发抖，反过来劝众人别在意，一边过来耐心地安慰张家阿婆：“老阿婆，你不理解是情有可原的，因为几百年来没有哪人来动过你家的祖坟，可我常德盛来动了，但你要知道，你和我们蒋巷人要想过上好日子，就必须铲除穷根，要铲除穷根，我们农民靠啥？就得把地整好。你想想，如果全村到处这边是一块块坟地，那边是一个个泥塘，这地咋能整好？整不好地，我们的庄稼就种不好，种不好地，哪来大伙的好日子？再说，各家的坟堆搬掉后，我们把它们集中起来建公墓，让我们的祖宗们也过上集体生活，这样不是更好吗？”
张家阿婆终于醒悟了：“你的话说得有道理，我听你的。”
常德盛做事从来不让村民们感到不踏实。第二年，他和村干部一起选了一块向阳的地，建起一座花园式的公墓，让全村的祖宗亡灵集居在绿树成荫、四季长青的花木之中。村民皆大欢喜。据说在蒋巷村废除土葬时，当年这位张家阿婆是第一个带头火葬的。
这件事让常德盛印象很深，他深切体会到：老百姓是善良的，你只要把事做得实在，做到他们的心坎上，他们都会是你的同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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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建设其实是一门大学问，对农村和农民来说，绝对是天大的事情。泥里打、雨里走的常德盛太了解和熟悉自己的土地了。在铲坟堆的同时，常德盛在降低地下水位上做文章。当时全国农村都在贯彻农业八字宪法：“水、肥、土、种、密、保、工、管”，水放在首位。常德盛在全村提出了“学四泾（蔡泾、岐泾、浩泾、杏泾）赶马沙（马沙大队），力争实现全公社第五名”的口号，发动全村村民在每块田地里开深沟。做到小沟通中沟，中沟通深沟，深沟通河道的“三沟”配套，同时又在每岔田块里打鼠洞。通过两年的艰苦奋战，效果十分明显，蒋巷村过去“小雨水汪汪，大雨白茫茫”的现象基本消除。
接下去，常德盛发动村民大举进行割青草、罱河泥积肥运动。这两样活儿，现在农村的人都很少看到了，但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江南农村，那是农民积肥的主要途径。听蒋巷村的人说，常德盛为了改善自己村里的地质，每年都要带领群众用上几个月的时间到周边的太仓、昆山等地，甚至远到上海浦东或隔湖相望的吴江等地割草罱泥。
笔者年轻时生活在常德盛的江南农村，干过罱河泥的活儿，那是农活中最繁重的劳动之一。因为有任务、记工分，所以上船罱泥一舱又一舱，一天下来累得筋骨酸痛是小事，重则几天直不起腰来。割草看起来是人人可以干的轻活，但问题是那个年代，每个生产大队、每个人民公社都在干同一种积肥的活儿，这样割草便成了“寻宝”一般。雨里去、泥里蹬、水里行、露天宿，这是割草人的基本状态。一般到远处割草，几十人只能挤在一只小船上吃住，那日子难以想象。
割草罱泥是苦，而另一种积肥则是既苦又辛酸，那就是开船到上海等城市里掏粪、运氨水——俗话说：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大城市里的粪便源源不断，而像上海这样的工业城市其可做农田施肥所用的处理氨水也是农民们争先恐后所要的。从蒋巷到上海也就一百多里路，但那时只有一种运输工具——船只。穷村没有大船，只有小木船或人力水泥船。去一次上海，空船顺水而行算是幸事，满载肥料又逢逆水行舟则只能靠拉纤行进。几吨、十几吨的粪便船靠一两只肩膀拉着前行，这样的纤夫即使跑瘦了腿筋、流干了汗水也只能一天走上二三十里。
常德盛知道村子穷，别人家五天一次上海往返，他的运肥船只三天往返一次是最长的日子。靠啥？靠他比别人多拉一倍的纤路、多划两倍的水道……干农活的纤夫绝对没有半点浪漫，他们体会的只有纤夫的苦，而不是“纤夫的爱”。苦，对常德盛和他的村民而言算不了什么，最让人难受的是常常被上海人“白眼”。上海人叫农民为“乡下人”，是居高临下看的。一些自以为是的城里人很喜欢欺负“乡下人”，更瞧不起淘粪拉下水的“乡下人”。常德盛和他的村民在上海受侮辱挨痛骂的事不知碰到过多少次。
听蒋巷村的老农说，他们的“常书记”也是堂堂的上海女婿——他妻子俞秀英是上海姑娘，当年因“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才屈尊到了蒋巷，被“好会计”常德盛的事迹感动而“下嫁”成了农民。“乡下人”女婿到上海本该注意三分形象，可一上手淘粪的常德盛就自然而然地变了模样。乡亲们说，他一到了上海，就仿佛天生是个淘粪工，你看他头戴草帽，手拉粪车，满街小跑着吆喝。
妻子有几回正好也在上海探亲，叮嘱丈夫“注意点形象”，谁知一心想着“多装点粪回去”的常德盛根本不顾这些，上岳父家歇歇腿，而他满嘴打听的是附近有没有粪池可以淘，弄得妻子秀英一家再不敢轻易招他上门。但常德盛很得意，因为他有“上海女婿”这层面子，总能比别人多淘回几船大粪给村里……蒋巷村的亩地，就是靠他带领全体村民一船船河泥、一船船青草、一船船粪水下料一船船的城市生活垃圾渐渐改变了质量。
常德盛常说：当农村干部，若不知农田的情况，就好比家长不知自己的子女啥样子。要想让自己的子女健康成长，就必须呕心沥血。
由于常年东奔西走，费力劳神，常德盛患上了严重的胃病，终于有一年医院。可他人在病床上，心里却惦念田地里的庄稼，住医院来去不便，他坚持搬到村卫生室边治病边工作。他搬回村的头一个晚上，村民们都去探望他，可他却早已溜到田间去看稻苗长势了。当他走到村头一块田头时，发现那里的稻苗正呈现发红苗情……是何原因呢？常德盛着急起来。次日赤脚医生给他输液，未输到一半时他嫌太慢了，拔去针头就往外走，说要召开现场会研究稻苗的病症，急得爱人俞秀英直跺脚。现场会“会诊”下来，是缺磷。果然，几袋磷肥施下去，稻苗由红变绿、变嫩了。
蒋巷村的庄稼地一年比一年肥沃，那是常德盛用心血浇灌的结果。
6
“天不能改，地一定要换”的蒋巷村在常德盛领导下干的第二件惊天动地的事是大搞农田基本建设。
这个战役是从年开始的，这一战役称为平整土地、填河填浜、开凿新河战役，它也是蒋巷村有史以来最艰苦的战役。
那时候，农业学大寨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蒋巷村借鉴大寨人整治穷山恶水、积极创造条件摆脱贫困的可贵经验，发扬艰苦奋斗，改天换地的精神，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大力治水治土。
常德盛按照公社的统一规划，把县里的水利专家请来，让他们帮助蒋巷村在零乱的田块上规划新河。经过认真勘查，最后确定开凿一纵二横的三条新河。“一纵”就是新蒋巷河，“二横”便是四、五队的两条河。此外，还要对高低不平的田块统一规划，将农田格子成片成方，高度也将在同一水平线上。如此高标准的平整土地，所要挑动的土方达50余万。依然没有任何的机械设备，只有两只肩膀一副扁担。
为此，常德盛采取的方法是一次规划、分期实施、化整为零。
蒋巷村人清楚地记得，那是年的春节，天色灰蒙蒙，五队的张老伯去任阳镇喝早茶，路过姜阳圈子时，忽见田地里有个人影在晃动，不禁上前细看：啊，是常德盛！只见他独自一人，脱剩一件衬衣，正汗流浃背地在默默地挑土填河……
“常书记，是你啊？怎么起得这么早！”
“睡不着啊，就来这里了。”常德盛道。
“今天是大年初一，你也不歇歇？”
“唉，任务重着哩，得抓紧点啊！”
望着常德盛瘦小的身影，张老伯的心头一阵热乎。他知道怎么劝也不会将书记劝回家的，干脆折回家，叫醒了左邻右台，带上扁担和竹筐，与常德盛一起上工地干了起来……“那些年里，我们蒋巷村的人都是这样跟着常书记干的。”村民们这样说。
蒋巷人干得辛苦，干得拼命，每天跟着常德盛从清晨广播喇叭传出《东方红》乐曲起床，一直干到晚上《国际歌》声响止。据说不少蒋巷人现在双腿有点罗圈形，就是当年挑担子压出来的。然而蒋巷村自豪地说，我们人矮了几厘米，可亩的低洼地却长高了l米。
蒋巷村的地长高了，蒋巷村的人也不再比别人矮一截了。他们以自己的艰辛和汗水换得了让自然低头和别人的尊重。
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后，各家各户分头耕种，劳动力难以组织，有不少地方水利逐渐失管，田地淤积严重，稻麦产量明显下降。然而蒋巷村在常德盛的带领下，农田基本建设依然做到“三不”：目标不移，任务不减，标准不降，并且将任务落实到各家各户。
在全国实施联产承包责任制那一年的秋收秋种结束到春节前后这段农闲时间里，其他地方的农村都忙着自家的活，唯有蒋巷村的干部群众聚集到他们的领路人身边，又一次摆开了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战场，其劲头和热情丝毫不减。时任常熟市委书记的孟金元同志闻讯赶来，当他看了蒋巷村人的那股热火朝天的劲头后，不无感慨道：“蒋巷村人就是不一样，也许这样的情景在别的地方再也不容易看到了……”
当地平了、洼填了、田头的庄稼长得比别人的更加繁茂时，常德盛想到了蒋巷村的另一个大目标——把散落在各处的自然村落进行集中规划和修建。“改天换地，包括了村容村貌的整治。蒋巷村要彻底换掉穷相，得把旧房子推倒重建！”常德盛在会上让自己久积在心头的话一出口，便得到了全村人的一致拥护。然而，盖房和将零星散落的自然村落集中起来规划整修，是件远比治理低洼地和“送瘟神”要难得多的大事。
那会儿，农民们大多手中无钱，谁家造得起新房呀？
“统一规划，靠集体力量。”常德盛说。
其实，那会儿蒋巷村的集体底子很薄，怎么办？常德盛想口一招：农民盖新房，先由村里垫付资金，再同协作单位沟通后，统一供应黄沙、水泥、砖瓦，木材等建筑材料，在此基础上分片分批实施。其后，他们先将蒋巷片的4个生产队规划统一推旧房、盖新房。之后又将黄米泾片的4个生产队的改造旧房工程完成，最后又将徐巷片的3个生产队的新房盖齐。年、年两年中，除极少数房屋未建造外，全村拆旧房、盖新房的工作基本完成，80%以上的房屋翻建一新，齐刷刷的二层农家小楼将整个蒋巷村彻底换了样，处处呈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万千气象。
当一幢幢整齐的农家小楼崛起在绿色田野的另一头时，常德盛发现昔日他与农友们战天斗地填平垒高的农田及河网湖泊仍然零乱无序，于是一幅新的农田规划蓝图又在他脑海里呈现……
这回他不再是自己在那儿比比划划了——他请来了市里和省里的农业专家及设计师，并向他们要求道：“蒋巷村的新农村，不单单是农民们有洋楼别墅住，每一块田地、每一条河流也要方整划一，有讲究，有美感……”
“瞧这常书记，他把村子里的庄稼地当做花园建。”专家和设计师们敬佩这位新农村的带头人。
这一仗不易，整整10年工夫。
再看这10年后的蒋巷村，处处路见方正、田如棋块；再看河道，弯直有序，水路整洁，活渠相接，完全的标准化设计。且有道必有渠，有道必有林，郁郁葱葱的林带气宇昂然地伴着水渠环绕全村，成排成行，形成独特的自然景观。宽阔笔直的河道两旁，都是水泥板修建了驳岸，河池里种满了水菱、荷花，把田野装点得分外美丽。
而好看加实用是蒋巷村田野风光的一大特色，你若驾驶拖拉机，小汽车和运肥车辆，则可通往任何一方大田。你若行船，每一条河流与湖泊之间是相通的，水面上鱼欢鸟飞，一派生机盎然。田间的灌渠，更是四通八达，或固定的埋地管渠，或敞开的明道分沟……
“像是电脑里打出的彩图。”农民们这样形容自己的新天地。
君不知，为了这番景象，常德盛带领全村多劳力，历时苦战32年，累计投放劳力60万余工日……
昔日为人歧视、闻声即逃的“泽国”加“血吸虫病瘟疫区”的蒋巷村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人见人称美的苏南佳景。
本文选自《天堂创造者》，作家出版社年版
作者简介
何建明，著名作家，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报告文学作家，曾三次获得鲁迅文学奖、五次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四次获得徐迟报告文学奖。代表作有《落泪是金》《国家》《忠诚与背叛》《南京大屠杀全纪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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