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河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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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族中老人一个接一个离世,我才意识到应该写些什么。

  上世纪之初,太爷和太奶奶还活着,他们和四位爷爷一起,都住在一间大房子里,靠跑船维持家族生计。那时的江汉平原,河流密布,水系通达,东可顺水而下入长江,经汉口,至湖口和鄱阳;西可逆流而上走岳阳,过洞庭,到汨罗和沅江;往西北,则可以沿汉水出天潜沔,至襄阳,再到丹江口沿岸。

  与之相反,像样的马路是鲜见的,一座县城,顶多繁华地段有柏油路面,稍往外走一点都是泥泞不堪。尤其在江汉平原,这里一马平川,雨量充足,泥土既肥沃且胶着。水运,是时代选择的最恰当最给力的运输方式。

  因此,船,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其功能等同于现在房车和货车的综合体。有人一旦出行就是累月甚至大半年,他们把当地的粗布、瓜果、鱼米等特产运出去,一路走一路贩卖。同时他们也会在途径的每一个集镇用心搜寻,把紧缺的丝绸、桐油、洋布、洋油、洋钉,等生活必需品再买回来,赚取中间的差价。

  在江汉平原腹地,有一座叫复州的小镇,它紧挨长江第一大支流——汉江。对岸是天门,往西是潜江,东边距离大武汉也就华里。这里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顾名思义,水系一定是很多的,可以通航的大小河流随处可见。

  太爷家就坐落在复州中部一个叫“东风”的村子里,村子不大,稀稀疏疏几十户人家沿河而居。按人口排列依次为刘姓、罗姓、和吴姓。吴姓最少,说到底仅有一户,虽然太爷有四个儿子,也各自娶妻生子了,但太爷根深蒂固的家族观念使他坚定认为,只要他还活着,就不允许孩子们分门立户,于是一家近二十口人,都住在一个大宅院里。宅院坐北朝南,是长江北岸典型的民居风格:远看青瓦飞檐,红柱白墙,近看其实分为两排,前排由围绕客厅的一间间正房组成的,后排是厨房和杂物间,两排房子中间是大小适中的院子,里面种着栀子花、鸡冠花、指甲花等作为点缀。宅院内外几乎都是木头打造,房梁、立柱、内墙、阁楼,包括桌椅板凳、床和衣柜啥的,都采用当时盛行的雕刻工艺。

  以前,太爷身体尚好的时候,家族外事都由他亲力亲为,内事由太奶奶打理,多年来倒也过得风生水起。后来眼看身子骨一天天走下坡路,家族掌事就交到长子吴生全手中,对此,其他三位爷爷并无异议。太爷和太奶奶也乐得垂帘听政,不是要紧的事绝不过问,闲来养养花、种种菜、逗弄逗弄孙子辈,偶尔去自己的田间地头巡视一番。

  多年四处跑船,太爷积攒了些许田产,自家无人劳作,就租给没有田地的人耕种,每年收回一些粮食,够自己吃饱就可以了,其它用品及花销,自有家里的船出去挣回来。太爷还收罗了一些字画和瓷器,虽然不精通收藏之道,主要为打发时间,也给后人留一些念想。

  家里有两条船,要保证一条船出行,另一条船在家修修补补。出去的船不知归期何期,也许几个月,也许是半年,那么多水路的颠沛流离,根本无法预知准确时间。日子久了,留守的人琢磨出了门道,比如临近端午节,中秋节,或是春节,通顺河面就陆续出现返回船只的身影。届时,老人和孩子就会守在岸边,远远分辨哪一条船是自家的,找到自家船只的会欢呼雀跃,尚未找到的会使劲伸长脖子,继续地找。船与船也是有区别的,有的会运回紧俏的货物,有的则装着芦苇或柴禾。

  那时的通顺河,河面宽阔,可以容五六条船并行。河水清澈,水中鱼虾甚多。尽管船只往来不断,有时也会因柴油滴漏造成小面积污染,再加上沿河两岸祖祖辈辈如一日捣衣洗菜、下网捞鱼、排放生活用水等,但是不得不佩服这条长华里,宽不到米的河流强大的洁净能力。多年来,河水始终保持甘甜可口,滋养着一代代人和两岸万亩良田。

  父亲说,爷爷们四处闯荡,也发生过惊心动魄的故事。比如一次在湖口镇,当满载的大米和粗布送到指定码头,买家却开始嫌米粒太细、粗布太粗。大爷爷吴生全性格沉稳,本着息事宁人的原则,一再解释和交涉,尽管那时,几乎每条船的大米和粗布都像一个模子刻出来似的,而买家得寸进尺,竟然将价格压低到白跑乃至亏本的地步。老三吴生银气不过,他大喝一声,抽出柴刀就架上买家脖子,青筋暴露,双眼圆睁,俨然猛张飞转世,把买家吓得当场尿了裤裆。当时,两边的人剑拔弩张,大战一触即发。还好,最后双方各让一步,价格也不高不低谈定了,一场危机就此化解于无形。

  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以后每次出行,太爷总会先揪着老大吴生全好一通叮嘱,说要看住老三,避免因一时激动干出傻事来,生意赔钱不要紧,兄弟几个平安出去,平安回来,这才是最要紧的。不过叮嘱归叮嘱,长期出门在外,不可预知的危险还是有的。又一年,赶上连续大雨,江河暴涨,洪水泛滥,江汉平原颗粒无收。那时,手中有钱也买不到粮食了,草根吃光了,地面除了积水就是泥巴,树皮也吃光了,远远望去白花花耀眼。

  等洪水稍稍退却,爷爷们一合计,一大家子人,不能坐吃山空啊,出去吧,至少能给家里省下油和米,遇到商机还可以赚一点回来。说走就走,收拾好物品驾船出发,从通顺河西去再向北,不用刻意寻找,到处都是路,条条水路通汉江。再沿汉江一路往东出长江口。渴了,就弯腰舀一瓢水,饿了,就甩开膀子撒一网鱼,偶尔能见到溺亡的尸体,在浑浊的水流中上下翻腾,然后紧贴船舷而过。

  不知走了多远,只记得白天和黑夜悄无声息更替了若干次。最后,当看到一大片陆地的时候,他们停船靠岸,顺着一条水沟往里走,一边走一边搜寻人家。按照他们的打算,如果能够收集一些粮食带回去,除了养活自家人,剩下的平价卖给村里人也算是功德一件。

  在水沟另一边,他们望见几棵树,上面好像还挂着黄黄的果实,深藏的饥渴立即蠢蠢欲动起来,支配着四人开始寻找趟过水沟的最佳位置。

  老大瞅见前面有一截树横躺于沟面,正好搭成独木桥的样子,他大喊一声,走,于是四人加快了脚步。

  等一等,好像不对劲!老四突然提醒。

  怎么啦?

  啥情况?

  老大也停下脚步,向老四投去询问的目光。

  你们看这桥,颜色和形状,是不是很怪异?

  三人仔细望去,又使劲擦擦眼睛。

  老四捡起一块土疙瘩,用尽浑身力气扔过去,土疙瘩落在独木桥几米开外处,扑通一声。

  随后发生的一幕令四人汗毛倒竖,脊背发冷。

  只见,受到惊扰的“桥”快速向对岸抽动,随后一头扎进草丛,再一转眼,已消失无踪。

  快跑!老大招呼一声,三人迅速紧跟。

  妈呀,是一条大蛇!

  不对,是大蟒蛇!

  差点要老命了!

  天啦,估计有水桶粗吧?

  不知道,我没敢仔细看。

  没有水桶粗也差不多!这大家伙,吓死人了!

  兄弟几个你一言我一语,一边跑一边气喘吁吁聊开了,也不知跑出多远才停下歇息。

  这次经历后来成为村里的传说,有人相信,也有人不相信,毕竟如此巨大的家伙十分罕见,也并不是谁都可以见到的。或许,那场大水冲毁了它的巢穴,它不得已外出觅食,还好,兄弟几个并没有成为它肚子里的食物。

  那次返回,家里的船上装着几百斤细米,几捆干柴,几条中华鲟。细米是在遭遇蟒蛇之后,在接下来路过的几个村里求爷爷告奶奶一点点拼凑来的,至于中华鲟,则是在返回时临近长江口遭遇风暴,它们主动跳上船的。

  太爷染上了痢疾,身体每况愈下,太奶奶也未能幸免。这时四位爷爷尚未返回。因为长期洪水围困,到处都是死猫烂狗尸体,江汉平原好多人都染上相同病症,其中老人和孩子居多。粮食又短缺,一些人实在扛不住就打捞死猫烂狗为食,这更加剧了痢疾的传播和泛滥,因此隔三差五就听闻谁谁谁又死了,谁谁谁又快死了。

  兄弟四人赶回家的时候,太爷和太奶奶已卧病在床多日,尽管几位奶奶精心照顾,却一直没见好转。之后,也就是四位爷爷回家后不久,太奶奶先一步去了,刚处理完后事,还没来得及给太爷置办棺木,太爷几天后也与世长辞。弥留之际,太爷把四兄弟叫到床头,再次重申,家族不散,家运不衰!

  一大家人依旧住在一起,出行依然是四人,有时能满载而归,有时只装回不值钱的东西。老大吴生全开始琢磨,要再打制两条船,雇人帮工,把水运业务做全做大,就像道上有些人一样,不仅运送大米、鱼虾、布匹,还运送柴油、盐、皮货等等,个个赚的盆满钵满。

  当两条船终于打制完毕,浸好水,刷好桐油,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终于来了。有人举家搬迁,有人把多余的房屋转卖,四位爷爷因势而动,短时间就把家里的田产处理一空,只留下少许口粮地。房屋是不能卖的,祖产要留着,而且一大家子人,目前只有这一处住所。

  一切准备就绪,该来的终于来了。那天没有任何预兆,尽管附近村里早发生过类似事件,他们也作为旁观者目睹过,但真正落到自己头上的时候,所有人还是感觉有些突兀。一些人涌到吴家门前,他们群情激愤,义正言辞。作为家族主事,吴生全被揪了出来,有人还趁乱扯烂几副字画,砸烂几个瓶子。理由是,吴家是富农,坏分子,欺压过穷苦老百姓,要带出去游街,批斗,悔过。老三吴生银气不过,勇敢地站了出来,用身体护住老大吴生全,不过很快就被冲上来的人群淹没了,按在地上一通胖揍。人群推搡着吴生全走远的时候,吴生银还蜷缩在地上,满嘴都是血,满身都是脚印,悲愤不平又无可奈何。

  吴生全被送回时已是傍晚,准确地说,是被拖了回来,又像麻袋一样扔在门口,身上布满脚印和血迹,身体里面的内伤令他咳嗽不止。

  第二天事情升级,从老大一人发展到兄弟四人。

  第三天继续升级,把大奶奶也拉出去羞辱了一通。

  第四天…….

  老大吴生全一直默默忍受,也告诫兄弟们要坚持住。他知道,大势面前,任何反抗都是多余的,只会遭受更严重皮肉之苦。他也交待了一些问题,比如承认自己是富农,是坏分子,承认剥削过老百姓,也承认四处跑船投机倒把,私运违禁物品。所有这些认罪,只为换得肉体上的轻松和活下去的希望。

  一天夜里,四位爷爷和往常一般,擦拭好伤痕累累的身体刚欲上床休息,忽然,二房那边传来呼天抢地的哭喊声,随后就是桌椅板凳叮叮哐哐一阵响。仨兄弟不明就地,披上衣服就往二房跑。推开门,只见二奶奶头发散乱坐在地上,怀里搂着软塌塌的吴生远,两个孩子跪在一旁不停颤抖抽泣。房梁上方垂下来一根灰色的麻绳,麻绳下端挽着一个解不开的死结,它还在无风的状态下兀自轻轻摇摆。

  吴生远上吊自杀了!这个外表深沉、心思缜密的老二,生前并没有给家里人留下一丝端倪。当时,老二媳妇正在后院收拾棉花,等发现后招呼孩子们解救时已是生机全无。对此,兄弟三人顿足痛惜,老大吴生全更是深深自责,作为家中长子,他觉得这一切都是自己失职所致,如果对兄弟们再多一分叮嘱,多一点关爱,或许这件事就不会发生。最后,吴生远被草草安葬了,墓地就在太爷的坟墓旁边。

  而一个无关紧要的生命的离去,并没有换回任何宽大与怜悯,接下来的日子里,吴生全他们依然像麻袋一般,被人从清晨的阳光中揪出去,再从黄昏的血色中扔回来。这或许与老二下定决心去死的初衷是相违背的,他过于高估了自己的价值,也过于低估了人性的恶。活着的人,更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为了家族,必须坚强活下去,活下去!只有活着,才有机会看到新生!

  家里值钱的物件基本被洗劫毁坏一空,如果太爷还活着,估计也会气得再次背过气去。而这还不是最悲惨的,一天凌晨,整座村子还在梦中酣睡,吴家宅院却莫名其妙地起火了。家里人迅速展开自救,也有邻居陆续赶来救援。奈何火势越来越旺,其实说到底,也怪那几位奶奶,妯娌几个多年来以织布、弹棉花来补贴生计,家里存放的棉絮和粗布甚多,这无疑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大火扑灭之后,大宅院彻底消失了,除了几截还未燃尽的焦黑的外墙。

  这或许是压倒二奶奶的最后一棵稻草。不过,她并没有像二爷爷一样选择悬梁自尽,因为此时,连找一根可以上吊的房梁都成了奢望。她趁着夜深人静,悄悄离开那几堆临时搭建的帐篷,安静地来到通顺河边,来到她熟悉的捣衣取水的码头,一步一步地往河中间走。当时的河水应该是冰凉刺骨的,而她面无表情,心无旁骛,坦然而又决绝。

  尸体是在家里人几天寻找未果,第四天,有人在通顺河下游闸口发现的,全身浮肿,穿着一套平时舍不得穿的新衣服。

  之后,针对吴家兄弟的揪斗总算停歇了,毕竟对这样一户人家,再继续揪斗下去也会于心不忍,多保留一些精力和激情对付那些更坏的坏分子岂不是更好。比如村西头某地主家,一家人被从祖屋里赶出来,偌大的房子被拆解成几百份,分给了那些真正需要的人。他家房子是十里八乡最高大,最宏伟,最精雕细刻的建筑,如果再留存半个世纪,说不定价值不可估量。

  而随后一个必须面对的现实又摆在兄弟三人的面前,分家!

  尽管太爷临走时一再交待,家族不散,家运不衰!兄弟几个也含泪遵从。但此刻面对一片废墟,自立门户才是唯一的出路,因为他们根本没能力再造一所能容纳所有人的大房子。

  在废墟前边还有一片空地,原是用作菜园,现在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建房子要紧。大爷爷吴生全安排划定,从水沟边平地开始丈量,往西8米,是自己家;其次是老三和老二家,宽度都为8米,老四就在废墟之上另建房舍。在搭建房子的过程中可谓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破砖头、旧瓦片、大石头、黄泥巴、稻草芦苇、木头树根,只要貌似有用的东西就使劲收罗。虽说是分家了,但如此庞大的工程还是人多力量大的好,兄弟几个依然是齐力合力,如小鸟筑巢一样,一户一户将房子搭建完毕。

  和以前大宅院相比,除了数量从一间变成四间,其他的,就丝毫没有可比性。如果非要说得再形象一些,以前的大宅院是一只凤凰,现在的房子充其量是四只小鸡仔,而且是毛色灰暗,头颅低垂,羽翼稀疏的小鸡仔。俗话说有毛不算秃子,至少,孩子们再也不用在雨布搭成的三角帐篷中坐立不安了,虽然新建的房子也很小,一家六七口人住着十分拥挤,但办法总是有的,上下铺也好,甚至上中下铺也罢,好歹有了安身立命之处。

  家里的四条船已被充为公有,其中三条给了邻近的村子,东风村留了一条,用来在村后水路转运农作物。

  通顺河上,曾经来来往往的船只不见了,它们都是同样的命运,从宽阔的河面转入狭窄的沟渠里,没日没夜地忙碌着;它们此生不会再走出汉水,走进长江,游览这小镇之外的广阔天地;它们也终将在一双双轮流执掌的手中,腐烂,锈蚀,最后因支离破碎而被遗弃在田间地头。

  吴登华是大爷爷吴生全长子,在吴家第三代七兄弟中最为勤奋好学,因此在太爷尚在世时就颇得偏爱,并被寄予振兴家声的厚望。到五十年代末,他考上了邻县一所师范学校,由于离家太远,一般一个月左右回家一次,要些钱米,再带一些腌菜。大爷爷次子吴登贵,包括其他几位堂兄堂弟们,都早早加入了修补地球的行列。吴生全一家人省吃俭用,为的是全力支持吴登华完成学业。但是,在泥巴里刨食连解决温饱都成问题,更不用说支撑看似不多,在当时却是大笔金额的开销。为了给家族培养一名知识分子,三位爷爷团结一心,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却总是入不敷出,捉襟见肘。

  吴生全找人一打听,说有人在湖南某地做账房,也有做苦力的,虽然要抛家舍业,但一年下来收入还算可观,于是他二话不说直奔湖南。老天有眼,几番周折后找到一家正好需要账房先生的山货商铺,这对于吴生全来说再适合不过了,算盘记账啥的他早就驾轻就熟,而且收入也比做苦力高一些。

  这一干就是数年,每年的收入除了支付大儿子的学费和家里花销之外,还略有盈余。只是可惜,安逸的生活并不会长久,有一年,商铺被一伙土匪光顾,所有货物被席卷一空。东家老板召集所有人说,钱是一分也没有了,你们看看有什么就拿什么吧,反正这里我是不准备再呆了,以后你们也各自保重吧!

  环顾四周,根本就找不到值钱的东西,又不甘心空手而归。有人开始收拾小物件,有人卷被褥,有人取锅碗瓢盆。大爷爷瞅见角落里有一副石磨,因为太过沉重而无人搭理,他找来棍子和绳子,捆好,一声吆喝,石磨应声而起。

  大爷爷挑起石磨踏上回家的路,同行的还有几位老乡。在穿越一大片树林的时候,他们再次遭遇了土匪。尽管,大规模剿匪行动已过去了十多年,在一些偏僻的地方,还是会发生拦路抢劫的事情。不过,对这帮土匪来说,并没有捞到油水,钱一分没有,不值钱的东西倒有一大堆。最后,便于携带的物件都被搜刮走了,其中一个土匪尝试挑起石磨走人,结果没走几步就无奈地扔到地上,嘴里还不干不净骂骂咧咧。

  在跨越千山万水终于踏进复州境内时,大爷爷并没察觉身体有崩溃的预兆,只是感觉呼吸粗重,大脑眩晕,肌肉胀痛,他以为是因为太累,回家休息几天就好了。眼前熟悉的环境不停调动他最后的气力,支配着他马不停蹄往家赶。他一只脚迈进家门就重重地倒下了,再也没有醒来。

  太爷坟墓一侧,又多了一座新坟,从东往西数,依次是太爷和太奶奶,二爷爷和二奶奶,然后是大爷爷吴生全。那时还有一种说法,说老两口只要有一个不在了,另一个也就时日不多了。两年后,大奶奶无疾而终,追随大爷爷去了。

  接二连三的打击对吴登华是有影响的,比如当年的揪斗,比如那场突发的大火。家族的繁荣与衰败在心里纠结成怨恨的种子,生根,萌发,蔓延,最后形成顽固不化的人生观,这对他自己,包括在今后对吴家后人,都产生了不大不小的冲击。

  数年之后,人民公社如雨后春笋一般在全国各地冒出来。每天早上,天刚蒙蒙亮,生产队长家门口悬挂的铁片一响,家家户户就摸黑穿衣起床,男女老少都会到指定地点集合,领取农具和生产任务。每出工一次,会按人头记工分一分,半大小孩记半分,等到了收获的季节,再按照个人所得的工分分配粮食。

  那时的公社就好比一个大家庭,生产队就像是亲兄弟,大家一起劳动,一起用餐,步调一致,其乐融融,大有一幅共产主义社会提前到来的景象。只是看似没白没黑地一年忙到头,最后分到人头的粮食少的可怜,即使往米饭里掺进一大半野菜也不够填饱肚皮。说白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大家都不会珍惜,耕作的时候敷衍了事,养护的时候走走过场,收获的时候再漫不经心抛洒,一亩水田的产量赶不上以前的一半。还有,集体吃饭的时候都使劲把自己碗里的米饭压实,吃不完的若是带回家给孩子继续吃也好啊,可气的是总有人把吃不完的饭菜偷偷倒掉,造成极大的浪费。

  四爷爷吴生林现在是家族领头人。自老二和老大相继离开不久,老三也因感染血吸虫病,挺着硕大的肚子去世了。自那场揪斗后,他身体情况就不容乐观,经常会阶段性地卧床不起,有时甚至会咳嗽出大块大块的血。

  家族担子自然落在最小的老四肩膀上,毕竟血浓于水,太爷临终前的叮嘱犹在耳边回荡。四爷爷除了管好自家的事,还要分出精力,照顾好其他兄弟的孩子们。这些年,在吴生林直接或间接的帮助下,那些成家的第三代孩子辈再一次分门立户。

  老大一房,女儿已出嫁,大儿子吴登华搬出去,在原房子前面填土造地另建新房,老房子留给小儿子吴登贵;老二一房,女儿出嫁之后,儿子吴登成继续住原来的房子;老三一房,大儿子吴登宇已招工到国营农场,不需要住房,二儿子吴登堂在原房子前边填土另建新房,与吴登华做邻居,老三吴登洪住老房子并抚养三奶奶。

  随着家族人口逐渐增多,需要吴生林处理的事情也越来越多,比如吴登贵与吴登洪,为一棵树的归属差点大打出手,险些酿成大房与三房间的乱斗。这棵树长在两间房子分界线上,天知道哪年哪月又是谁种下的,这里面,自然少不了媳妇们的挑唆。吴生林十分恼怒,立刻以族长的身份主持了调解,虽然那时早就没有了族长制度。几个侄子还算是听话的,在一番说教训斥之后握手言和。村里类似兄弟操戈,父子反目,打得头破血流的事件比比皆是,有时是因为宅基地分界线不明,有时是因为一个鸡蛋落错了窝,有时是因为家产分配不均,有时是因为都不愿赡养一无是处的老人,如此种种。原因只有一个,因为太穷,人一穷就志短,就想多占有,就会漠视亲情。对此,吴生林也时常感觉力不从心,但是他想,只要他活着一天,这些子辈孙辈们就都是自己的家人,至于身后之事,那就听天由命吧!

  转眼到了六十年代末期,也就是生产队和大集体劳动已经走过十多年之后,这时农村政策已开始松动,允许一部分出去搞副业,前提是要交回等额的钱补齐生产队的工分。村里一些人坐不住了,开始去镇上县上找活干。

  二房吴登成不甘心留在生产队,他敏锐捕捉到镇里小商品市场正规划兴建的商机,当机立断,拿出所有积蓄买了摊位。从此,小商品市场就有了他一席之地。他的摊位上什么都可以卖,布鞋凉鞋,棉衣雨伞,手套袜子等等,都是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活用品。

  三房吴登宇被农场招工后过得不错,因为小时候习过武术,加上身材魁梧,为人豪爽仗义,在厂里很受器重。他在工作之余,经常会帮助工友及周边百姓打针灸,敷膏药,治疗跌打损伤。老三吴登洪,进了镇上一家养殖厂当了工人。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过着,该上班的上班,该教书的教书,该出摊的出摊,该修补地球的修补地球。相对于村里其他家族而言,吴家人的生活算是丰富的。有人开玩笑说,工、农、商、学、兵,吴家占了四样,唯独缺一样“兵”了。说起这个事来,其实三房老三吴登洪,多年前就尝试过,在征兵体检时,身体各方面条件都没问题,最后填表,他先写上自己名字,然后在成份一栏规规矩矩地写上“富农”两个字。

  负责征兵的同志当时就说了,你回去吧,有消息我再找你。

  吴登洪刚想申辩几句,那人把手臂挥得像划桨一般,说,走吧,后面好多人等着,走吧走吧。

  吴登洪好像意识到什么,默默离开了征兵现场。

  当兵的愿望是泡汤了,不过还算幸运,街道养殖厂也是不错的,比起种地来要轻松许多,还能领到微薄的工资。

  正当所有人都安于眼下生活状态时,吴登华看似平常的一次回家却又引起家族的震动。

  那天,吴登华没有像往常一般去兄弟们家中打招呼,也没有召见几个上学的晚辈板起脸训一通,而是把自己关进屋里,不吃饭,也不说话。媳妇以为他因为劳累,想安静一会,后来越想越不对劲,几次追问之下才得知,丈夫因为说错了话,被开除了公职!这不次于晴天霹雳。

  之后一段时间,家里人都笼罩在惋惜压抑的气氛之中。吴登华在开导完自己之后,走出关闭自己的屋子,将事情经过对兄弟们做了讲述。原来,一次学校开大会,校长说,每人都可以畅所欲言,充分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不要有任何顾虑。其中有一位教师说着说着竟然跑题了,开始哭诉起家族遭受批斗的经历。吴登华一听,竟然和自己有八分相似。他虽然没有像那位教师一样一把鼻涕一把泪,却也走上台,不恰当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指出当年存在着不人性、一刀切的现象,导致好多家庭的命运从此改变。当时他还没有完全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这些言论后来被有心人悄悄地整理上报,经过添油加醋就变成了另一种论调,再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说到这里,吴登华嗓门一提,对在场晚辈喊道,你们都听好了,知识改变命运,我们想出人头地只有考试这一条路,以后都给我努力学习,本份做人!但是,不要想着加入这个组织那个组织,否则,我这一关先过不去!

  这种观点无疑是偏执的,是带有情绪的,是不识时务的,也是站在家族小立场上泄私愤的。后来,吴登华老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多多少少感到了歉疚,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

  生活还得继续过下去,当不成人民教师,也不能坐吃等死吧。吴登华放下教书先生的矜持,跟着自己的弟弟,也就是吴登成开始操练摆摊卖货。

  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这片土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地撤县设市,市政府驻地搬到复州,下设3个办事处,10多个乡镇,还规划了数片工业园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落实到位;大小工厂如雨后春笋般崭露头角。改革开放的春风以不可阻挡之势,唤醒了一片又一片沉睡已久的土地。

  仿佛一夜之间,“精干麻厂”星罗棋布,通顺河两岸,数不清的粗大污水管,红色或是黑色的水柱不分昼夜的排泄着。

  此时,家里第二代长辈中,三奶奶和四奶奶已分别于七十年代末期离开人世,四爷爷是唯一活到最后的幸存者,第三代兄弟七人,已步入中年或是中老年,第四代孙辈男子17人,女子10人,大半都散落在全国各地,有手艺人,知识分子,国家职工,还有机关工作人员。每逢春节,当所有人都聚集在四爷爷家门口时,老人总是会想起那间大宅院,想起太爷,他想,如果太爷还健在,看到这一大堆子子孙孙,会是怎样的心情呢?

  四爷爷之独子吴登柱,先是在村里任职,因为工作能力出众又被提拔到乡里。在四爷爷晚年,吴登柱牵回两头牛,说是要养大了卖肉挣钱,其实只是给老人找点事干,免得一个人孤单寂寞。因此更多的时候,四爷爷就牵着自家的牛,沿着通顺河寻找最肥美的草地。此时河面又喧闹起来,过往船只不断,其中不乏大型铁壳货船,它们装载满满的棉,麻,还有砂子水泥等建材,时不时吼出震耳欲聋的汽笛声。

  受众多“精干麻厂”的影响,两岸村民开始大量种植棉麻,尤其是麻,它收割后要先成捆成捆地在河水中浸泡,少则一个月,多则几个月。然后,一撮一撮的人会来到河边,将麻捆捞起来扒皮。不值钱的麻杆随意堆放,扒下来的皮,则还要再分层一次,外层已经泡烂的青皮是没有用的,就剥离下来,扔得满河滩都是,里面白色的麻丝,正是精干麻厂制作半成品的原材料。

  通顺河水开始变得浑浊,不知从哪一天开始,村民都不去河里挑水、做饭、洗衣服了。又不知道又过了多久,河水变成了红色,有时通红,有时红得发紫,即使没有风,空气中都弥漫着难闻的恶臭。

  对于这种变化,四爷爷有深刻的体会。刚开始他发现,在本应万物生长的春夏之交,水草却一天一天在变黄、减少,这无形中拉长了他放牧的路程。渐渐地,即使是牛,面对泥土中偶尔冒出的草尖,也表示了强烈的抵触,它们宁愿缰绳扯掉鼻子,就是不愿意再吃一口。不断有大片大片漂浮的鱼群翻滚着白色肚皮,在颠簸不破的泡沫中随波逐流,如果有阳光正好照射过来,四爷爷觉得,它们和当年那些吃光了皮的树干一样耀眼。

  吴登柱是吴家第三代兄弟中,唯一进入乡镇机构任职并有机会继续高升的人。在他负责乡里企业管理多年中,因思路新颖,措施得力,注重实效,逐渐崭露头角,并一度参加过县里组织的后备人才培训班。但因为受到吴登华潜移默化的教导,这些年一直没有加入组织,这是一条硬伤。在一次职务任命的关键时刻,他败下阵来,因为本身还不是正式国家干部,按照哪里来哪里去的规定,只能再次回到村里。对此,吴登柱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怨言,毕竟事实就摆在面前,或许这都是命中注定,该接受的就要接受,该面对的还得去面对。

  四爷爷在一次放牛时,被一头受到汽笛惊吓的牛撞倒在地,慌乱中牛蹄子又重重地踏上了胸口,这对年近八旬的老人是致命伤。短短几天后,四爷爷,吴家最后一位老人,就撒手西去了。一个家族的时代印记彻底消失,那些还在后人嘴里口口相传的,无非只是七零八落拼凑的只言片语,它们永远无法完整地复原。

  送葬的那一天,吴家子孙后代都赶回了老家,身着素衣,腰系麻绳,在老人的棺木前久久跪拜。

  八十年代末期,吴登华平反,每月能领到退休金,儿子也顶替自己成为了一名中学教师。作为家族第三代的长子,吴登华没有忘记自己的责任,他关心家族之事,尤其对那些还在上学的晚辈,时常会召集起来训示一通。不同以往的是,他对是否能加入组织已经有了松动。此时,距他上一次义正言辞表示反对已经过去了很多年。当年的很多孩子,有的已进了中年,并且都有了自己的孩子。松动也好,反对也罢,一切都已是过眼云烟。年冬,吴登华以九十岁高龄离世,在他尚能模糊吐出断断续续的话语时,他说:“菩萨,并没有错,是一些小和尚,把经,给念歪了,我,对不住……”

  年春,三房吴登洪因肺癌去世,这位吴登洪,也就是我的父亲。此时三房老大吴登宇,我的大伯,他已老年痴呆多年,在家人的带领下从农场回到复州老家,在父亲灵前坐定,目光呆滞、神情麻木。大娘说,这是你弟弟,你怎么不哭啊?吴登宇就笑着说,谁啊,我弟弟,哪个弟弟呀?大娘说,你二弟早就死了,这是你小弟,登洪啊!

  大娘口中所说的二弟,是我的二伯,他是在二十世纪初因病走的。二房吴登成则走得更早一些,是在九十年代末期。

  吴登宇颤抖起来,嘴角不停哆嗦,却没有再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来。谁知道这位85岁痴呆的老人,还能不能记得自己的亲弟弟,还能不能记得那些陈年旧事呢?

  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算起,一个家族,先一分为四,后四分为七,再七分为天南地北!

  通顺河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繁荣和衰败,这种繁荣和衰败与千千万万个家族密不可分。

  我一直认为,一个家族跟一条河,是一样一样的,河有源头,家族有血脉,河会枯竭或重生,家族会死亡或延续。

  如今,我欣喜地看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逐步朝纵深推进,习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强势回归,当地政府下重手、出重拳,关停污染企业的措施铿锵落地,工业园区科学筹建,通顺河水又重现了往日的清澈,通顺河两岸又渐渐显露出生生不息的繁荣。

(作者简介:吴朝标,出生于湖北仙桃,现居山东东营,系中国石化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山东省二十三届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有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等在《中国校园文学》《山东文学》《石油文学》《延河》《青岛文学》《知音》《唐山文学》《青少年文学》《中华文学》《山东诗人》等刊物发表,屡有作品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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