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物质文明瞬间消失
据我们所知，自宇宙大爆炸以来，一切变化都是形式的变化，所以“物质文明的消失”如何落实，也应该按照两种情况分开讨论：一种是字面意义的凭空消失，另一种是恢复成资源未开发的状态。
这真是一件非常讽刺的事情：人类是唯一的全生态系统顶级掠食者，但也是唯一不能直接食用其他生物的动物——我们几乎只吃熟食，甚至几乎只吃驯化物种。
也就是说，在资源有限、生产低下，而公民文明程度极高的后现代早期，恐怕无法形成任何专制制度，也很难形成奴隶制。
《四郎探母》复出四十年
学美术、教美术
母亲善良贤惠，话不多，对长辈孝顺，与妯娌（zhoúli，已婚妇女称呼丈夫兄弟的老婆）相处和睦，为人坦诚、直率、有分寸。父亲常年在外，母亲做家务之外，还要做些地里的活儿，有空就做针线活儿。做衣服、绣花、纳鞋底，把花样子缝在肚兜、枕头上。小的时候，母亲做针线活儿时，给我一块布，教我穿针线、锁扣、锁花边等等。每天早晨，她起床很早，起来后也叫醒我，洗漱后去给祖母请安。母亲表里如一、淳朴善良的品行，对我们几个孩子都很大影响。
他在讲话时说过：“有人说我主张死读书。死读书、读死书，我觉得，比不读书还要强。”
艺专入学后，要填写一张详细的表，从籍贯、家里几口人到爱好、志向都要填写。在志向一栏，我就写了“教育”。因为我能来艺专，就是教育的结果。如果没有老师们的引导、支持，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而且我初三时也代过课，有当老师的体会，我也喜欢当老师。由此我便选择了教育作为自己的毕生事业。后来工作中，即使做了学院领导，我也没有中断教学工作，仍然兼课。我宁可少看文件、少休息，挤出时间来也想做教学工作，我认为教学工作是重中之重，不能牺牲，其他方面我倒是没有那么看重。这也是受徐悲鸿校长的影响。徐悲鸿先生就是深入教学，成绩会看时，他经常去看学生们的画作，发现一些被低估的作品，比如老师给了八十二分，徐先生看了后，认为还可以再高些，改成八十四分。这样也很鼓励同学们好好画。
进艺专后的冬季，徐悲鸿校长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请他题写校名。毛主席题写了“中央美术学院”这几个字。徐先生把这封信原封不动地放在一间教室里，我们都去参观了。我印象很深的是，毛泽东很谦虚，“悲鸿先生，来函收悉。写了一张，未知可用否？顺颂钧祺（书信常用语，祝你时时吉祥或身体时时健康）”，这些对我的性格养成都是一种陶冶。小时候读连环画，其中有一句“能人背后有能人”，给我教益。
越是国家强大，越要有博大的胸怀。
到了武汉，胡一川校长亲自去接我们，这种平易近人的态度也影响了我，让我知道老一辈学者的好传统。就像季羡林先生在北大做副校长时，还去帮新来的学生看行李。
黾（m?n）勉自重
有人问我，为什么那么看重办美术教育、培养中小学美术老师。我说你们不要小看中小学生，二十年后他们就是家长。他们如果受的教育不全、不良，会影响他们的孩子，关系到民族的未来。家长的素质高低直接影响到孩子。
我们的老院长是延安干部，他从来不去做那些私下工作。开会就去开会，就事论事，有要求就提要求，上级批就批，不批就不批。我们后来也继承了这个风格。
在我的职业生涯里，看重的是工作能力、经验与艺术、教学专长，重工作成效不重官位。所以我说“学以公，退而升”。“学以公”，以公而学，为公而做，学术观点要尽量公正。公，也包括学术上、专业分工、社会分工，我都主张公正平等。我为什么要办教育系？我并没有强调哪个画种，而是要平等对待。在美术院校里，往往按照国油版雕的顺序排序。其实各个画种应该都是平等的。“退而升”，退下了，我觉得很轻松，没有失落感。退下了，专门从事专业、学术，反而自由。
回顾这几十年，我知道我的机遇是不错的。我自己尽量珍惜这些机遇，可我不去利用这些机遇。我没有浪费时间、我在下功夫，这样就足够了。
送瘟神
日本的吸血虫治理措施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秘技。他们能根除吸血虫病，主要是三点：第一，理论认识透彻；第二，政策执行认真；第三，卫生习惯良好。
年底，解放军一度考虑跨海追击蒋介石余部。陕北壮大起来的中共军队，水战不是长项，这就需要临时训练。担负这个任务的是中共第三野战军二十七军。他们在华东“某地”进行水上练兵时，迅速出现吸血虫感染，发病人数多达例，疫情相当严重，不少战士死亡。没有死亡的也失去了战斗力。根据发病率推测，这支野战军很可能是在淀山湖训练。淀山湖区的青浦，那个年代血吸虫病发病率%，当地户人家有户死绝。
谈虎色变：只要提到可怕的事情，紧张的连脸色都变了。
沈钧儒：第一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主席。
卫生部现在感觉到了压力，立即展开全面调查。问题有多严重，我们只需要看报告中几个段落就足以窥豹：“年代，中国钉螺面积一万四千平方公里，最高感染人数大约一千万。一百二十万头畜牲感染。畜牲感染率20%-40%”；“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全国大约40%的血吸虫病患者劳动能力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江西全省疫区贫病交加，因吸血虫病死亡32万人，绝户5.4万户，绝户村上千。江西省丰城县白富乡埂头村原有余人，因血吸虫病危害，到年全村仅剩一个寡妇和一个小女孩，大片土地荒芜”……
农业合作化需要劳动力，政府现在意识到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重要。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找来卫生部副部长徐运北，让他汇报全国血吸虫病流行状况。听完汇报之后，毛泽东发出指示：“要把消灭血吸虫病作为当前的政治任务。”
毛泽东发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之后，曾出席一个血防（血吸虫病防治）会议。会上他看到上海第一医学院流行病学教授苏德隆。苏德隆是国内传染病学权威。于是毛就问苏：“三年内能不能消灭血吸虫？”
苏德隆研究的是烈性传染病，比如天花、霍乱、血吸虫治理这个课题，他经验不多，不过大致情况还是了解的。传统血吸虫流行地区，比如埃及和南美国家，从来都没能消灭血吸虫。日本在美国支援之下，当时已经奋斗了四十多年，也没能消灭血吸虫。苏德隆知道这个工程的难度有多大，于是如实回答：“不能。”
毛接着问：“五年呢？”
苏回答：“也不能。”
毛又问：“那七八年呢？”
苏还没来得及回答，身后有人用手指头捅他。苏只好给了个含糊的回答：“限定年限消灭是可能的。”
血防九人小组原来已经制定了计划，预计十五年消灭血吸虫。这段对话之后，血防小组把计划中的十五年改成了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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