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医海行舟
作者：周行涛复旦大医院眼科上海市眼视光学研究中心
晓瑛教授曾为一对度以上的高度近视的双胞胎兄弟做过眼内镜ICL手术，她每每讲到这对成功的病例时，就说到“像变了一个人”，既为他们的明亮视觉加油，又提醒术后随访的重要性，她展示的照片过目难忘，着实助力了那对年轻人的生活之路。
我十多年前也做过一对高度近视的双胞胎姐妹的ICL手术。记得当时是由其爷爷带过来，看得出他特别疼爱她们，反反复复地问相同的问题，安全性如何，有效性如何，特别是长期并发症如何，“有后遗症吗？有后遗症吗？！”他非常急迫地问我，我对他解释，ICL植入到眼睛内的一个小小“房间”，相当于“梳妆镜”台前，是稳稳妥妥的。但是，近视眼特别是高度近视眼，底板也就是视网膜和脉络膜是有变化的可能性，需要随访，不用怕，定期随访，若发现高度近视本身的并发症如视网膜裂孔，可以及时激光光凝干预，可保障安全性。
双胞胎姐妹的爷爷在手术当天亲自陪来，我诧异地问，她们的爸妈呢？他不耐烦地说，就我陪，我说了我来陪的，不管他们，就听我的！我不知他是什么意思。双眼手术是分开做的，第一天做了右眼，第二天做了左眼，妹妹先做，然后是姐姐，手术很顺利，视力比预期的还好，俩姐妹露出温婉的笑容。出乎意料的是，她俩的爷爷连一句其他的话都没有，仍一个劲地追问，那以后呢？以后会有并发症吗？以后结婚可以吗？生孩子可以吗？我对他说，只要定期随访，不必太担心。
后来随访几次，我隐约感觉到，老爷爷如此溺爱她们，是因为她们的父母对高度近视有惶恐，也有些嫌弃，邻居或亲友之间，看到她们厚厚的啤酒瓶底一样的眼镜，或多或少也有些歧视，她们的祖父为此很不平，自幼就特别护着她们。而她们自己，自小有些自卑心理，总觉得长期戴厚厚眼镜，眼睛都变形了，很难看。长大之后，每次听到其他人在求职时因近视而被卡被刷的消息，觉得自己也属于低人一等的群体，想手术治疗，又特别顾虑手术风险。
因为ICL位置好，拱高也好，眼压等也很好，她们的眉目越来越舒展，来复查的次数越来越少，几乎就不来了。前年的十一月份，我翻开记录，想到她们，就让助手联系她们，一定要来复查一次。她们终于来复查了，长期效果良好，我很宽心。在极其狭小的裂隙灯检查室里，她俩同时进来，妹妹轻轻地说，一会是否可以不提术前的近视度数，我说好的，我本来也只记录现在的数据，不会写之前的。这次是她们的丈夫陪来的，她们都生活顺好，都已经有了可爱的孩子。我相信她们不会让自己的孩子经历被异样目光注视的童年，至少她们自己不会对近视有偏见，因为从健康生活的指标而言，她们的近视是可防可治，也确实治对了。我也对她们说，早些把孩子带来让我检查，以便早干预。
通常医生会把度以上的近视认定为高度近视，当下门诊中超过度，度，度的近视也很多。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近视焦虑已较普遍，加上高度近视确实可有一些眼底并发症，而招工、招生、招兵等又有视力或度数限制的条款，近视家庭于是也添焦虑。渐渐地，高度近视者不仅有健康焦虑，在现实生活中也面临隐性歧视，最常见的如谈恋爱，父母亲往往对于未来婿媳的近视眼，左看右看不顺眼。将心比心，高度近视患者是最需要关怀和爱护的，不应该受到歧视。歧视贫穷，歧视地位，歧视容貌与健康缺陷，源自蒙昧、偏见和惰性，乙肝就业歧视早已被拨乱反正，日常社交和生活中的近视歧视何时能完全消弭呢？
那对姐妹并没有再来复诊，也没有带孩子来检查，我在想着再去联系她们。我的门诊平常仍然忙碌，最近手术的是小藤双胞胎兄弟俩，他们近视度数高而角膜偏薄，适合ICL矫正。他们的父母陪来手术，活力四射的兄弟俩一直有说有笑。我们的手术是越来越标准流畅了，前几年是一眼一眼分开二天手术，这些年是同一天双眼分别连台手术，我们之前是用粘弹剂的，这几年探索了新方法，我与晓瑛教授最先在国际上报告的“onestep”一步法无粘弹剂技术已应用到了较多患者，力求更微创的技术创新真正惠及患者，让患者在术后更快恢复自然用眼。这对双胞胎也用到了一步法，术后复查特别好，我在门口与他们拍照片，告诉他们要注意术后随访，他们似乎听进去了，也似乎显得太轻松随意，可不能对我的医嘱置若罔闻啊！
我回到手术室，手术是做不完的，防毕竟先于治，结合国家战略，近视防治的局面比之前要好多了。我记得在健康报社史馆，我被那些旧新闻图片深深震撼，年党中央发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号召，直到年虹桥地区这个曾是血吸虫严重流行的区域，彻底消灭血吸虫病送走“瘟神”。原虹桥人民公社一位社员罹患血吸虫病，他挺着巨大的蛙腹让人触目惊心，他治愈后完全变了一个人似的，在田间劳作间隙，露出重生的笑容。没有健康哪来幸福！健康路上需要每一个人自身的勇气与坚忍不拔，需要科学与奉献精神，更需要全社会的信心与合力。年八部委联合通知，要求全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