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名师剪影》，这本近七百页的书，记录了复旦大学一位位名师大家的理想和追求，充分展现了他们的成就和风采。翻开“剪影”，让我们重新回味大师们的故事，发扬老一辈复旦人的精神，沿着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
谷镜汧（—），男，浙江余姚人。国家一级教授，病理学家、医学教育家，我国现代病理学奠基人之一。
执着追求
在童年朦胧的记忆中，我们这个知识分子家庭是平静而温馨的。父亲每天总是那么忙碌，忙于上班、写文章和学校的公事。他对孩子十分爱抚，从不疾言厉色，是一位寡言而慈祥的父亲。小时候，母亲曾对我们说：“你们爸爸只要有解剖做，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父亲一生亲自做了上千例尸体解剖。早年，他不分昼夜，独自一人，从吴淞乘火医院（医院）停尸房进行尸检。
抗战时期，上医内迁昆明又转迁重庆，在歌乐山时，条件十分简陋。尸检房只是一间泥土房，医院荒山坳的小道旁，人迹罕至。许多尸检是在半夜，在煤油灯或一二只手电筒下做的。有时，他饿了咬几口馒头，喝几口水，擦擦汗，接着做第二、第三例，连着干十来个小时。他总是饶有兴趣地边干边讲解，吸引着许多临床医生和高年级医学生。为了争取尸检，他不止一次为死者“披麻戴孝”，以求得死者家属的谅解。20世纪50年代，有一年的大年初一，乡下送来一例尸检。解剖结束后，他亲自洗净尸体，穿衣入殓，送上回程的汽车。他说：“死者为科学奉献了一切，为后人造福，我们应该以人道主义相待。”
年3月14日，他立下解剖志愿书，此志愿书曾刊载于年《大众医学》。他是我国倡导遗体捐赠第一人。他在报刊上多次撰写文章，呼吁重视尸检工作，发动签名活动，促进社会知名人士志愿捐赠遗体，重视和推动遗体捐赠活动。他还在上海市政协会上多次发言，申述开展尸检工作的重要意义，得到各级领导的支持，取得临床医学专家的密切配合。由于这些先辈的努力，上医病理解剖教研室的尸检工作和遗体捐赠，至今从未间断，也为今天上海市的遗体捐献工作奠定了基础。
在尸检中，他十分强调：检查务必周密不可疏漏，观察必须细致、到位。有一次，解剖一例多发性肝脓肿，肝门脉区严重粘连。他做在高凳上细致地逐一分离粘连的组织，沿胆总管向上探查，发现一侧肝管内有一灰色小条索，分辨不清是什么结构。他用镊子轻轻地一拉，原来是一条已经死亡的蛔虫！他显得很高兴，脱口而出：“哦，原来是这万恶的东西在作怪！”（注：这是一例因肠道蛔虫经十二指肠壶腹逆行，钻入胆总管、肝管，引起多发性肝脓肿的病例）。
父亲浓厚的钻研精神，以至对形态学的探索达到“着迷”的程度。他说：“虽然许多病变从大体上来说是相同或相似的，但个例与个例之间又有不同之处，要通过比较两者的异同，分析其可能的发展、后果······这样把死的标本就看活了，思路也随之开阔了。”又说：“看标本切片对我来说就好像欣赏国画，欣赏风景。”一旦有所发现，有所领悟，他就兴高采烈、妙语横生。比如：用“秋风扫落叶”形容急性红色肝萎缩的肝组织改变；用“凤去楼空”形容小脑浦顷野细胞脱失等。
他极力主张科学研究要紧密结合我国的实际，并自己将毕生精力倾注于对人民健康危害最大的疾病。20世纪30年代初，他就开始致力于血吸虫病、蛲虫病和肺吸虫病的研究。50年代，他研究血吸虫病的发病机制和病变，取得重大成果，为该病的防治作出了重大贡献。他还与吴绍青教授等对“结核早期病变，空洞愈合机制”“结核灶良性液化”“结核分枝杆菌耐药性”等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研究，为控制结核病的传播、降低结核病的发病率、提高治愈率提供了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不断将研究工作扩展，对慢性肝炎、肝硬化和肝癌的形态学研究，明确了肝炎是引起肝硬化导致肝癌的证据。同时，他还预见大米霉变产生的的真菌毒素可能与肝硬化和肝癌有关，教研室后续的研究成果证明了他的预见的科学性。
他40余年的病理教学研究，开拓和创造性的工作，为上医的病理学科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也为我国的病理学界树立了执著追求的楷模。
严师慈父
20世纪40年代在大后方办学时，父亲得知母校同济大学医学院缺少病理师资，毅然承担起上医和同济两校的病理学教学重担，不顾自己体弱和条件艰苦，奔波于重庆、宜宾之间。他一人讲授病理学全部内容，在教学器材及教学标本匮乏的情况下，克服困难开实习课，亲自担任实习辅导。每次实习，他一个不漏地指导学生观察标本，有问必答，循循善诱。他诲人不倦的态度和严谨的治学精神，使同学们深受感动。
他十分重视对青年教师的基本训练。年，他在教研室提出了加强青年教师“三基”（基本理论、基本技能、基本训练）的培养计划。他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单靠读书不行，必须深入病理实践，只有通过大量尸检、活检病理标本的观察、分析，才能培养出有经验的病理专家”。又说：“不要小看尸检记录，写起来要像做文章那样仔细推敲”。他坚持为青年教师、研究生及进修医生做尸检示教。在做尸检和看切片时，他总是那么仔细、认真、系统、全面地观察，不遗漏一点可疑的改变。他不惜花费半天甚至一天的时间和他们一起读片讨论，对他们的病理报告反复修改、核实、字斟句酌，连标点符号也不放过，并根据问题症结所在，说明为何如此修改，比较原句和修改句在科学性和逻辑上的差别。他说：“病理报告不同于一般文章，要有科学性、逻辑性。要突出重点，客观地反映事实，不能以诊断名词代替对病变的描写”。他还强调每一例尸检报告就是一份科研论文。除文字描写外，还要有一定质量的照片或简图、深入而有重点的讨论和总结以及主要参考文献。
自20世纪50~60年代以来，凡来上医病理学教研室参观的外宾，都必到资料室和标本陈列室。资料室完整地保存着建室以来的尸检、活检记录；种类齐全、规模庞大的病理标本陈列室里展出多例珍贵的人体病理标本。这是他尽毕生的心血，留给后人最大的精神财富。郭寿延教授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谷老师学识渊博，病理造诣很深，理论和实践经验丰富。他品德高尚，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从不高傲自大。他对我们的学习和工作要求严格，同时又十分关心我们的生活，我们视之犹如慈父。讨论问题时，很尊重我们，总是以商量的口吻，让我们谈想法，耐心地听完后，再仔细地纠正我们不正确的看法。他不知道的就说不知道，这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使我们深感敬佩”。
父亲对学生视同亲人，关怀备至。年春，他的学生吴珏患大叶性肺炎，病后因缺课甚多，十分懊丧苦恼。父亲得知后，主动召吴谈话，劝慰有加，并建议吴先集中精力把细菌学等课程补上，病理移至秋后再补，实习可另行安排，使吴能够按时完成学业。无微不至的关怀，令吴十分感动，深深铭记于心。年夏，学生高摄渊因父病，家中经济拮据，不得不利用课余时间做家教以济家用，致期末大考失败，面临辍学。她向时任校教务主任的父亲陈述自己的实情。父亲得知她的情况后，当场命题“WhydidIfailandhowcanImakeup？”作文一篇，她用流利的英语如实将自己的家境遭遇，向老师做了汇报，得到父亲的首肯。高被破例保留学籍降级就读，使她免遭辍学。高至今念念不忘。教研室同事、年轻助教因病住院，他总要备慰问品，医院探视。外地来沪进修生，因学校一时未能安排住宿，他就让他们住在自己家里，亲自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抗战时期，在昆明，吴绍青、胡永芬、吴珏曾在我家搭伙3个月。因当时教职员均单身一人入滇，不带家眷，只有我家是全家迁至内地，有这样的方便条件。
年“五·二O”反内战学运风起云涌。父亲身为代理院长，每天去市政府开会。市长吴国桢要镇压学生，对全市校长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他既要顶住压力，又要苦口婆心劝阻学生和保护学生。每次回来只见他愁容满面，忧心忡忡。5月31日深夜，反动军警包围学生宿舍，搜捕学生。他与军警高声交涉：“这是学校，不许乱来！”他大声怒斥：“不许抓人！”“不许抓我的学生！”被捕学生开始被关在蓬莱警察分局。他心急如焚，寝食不安，多方奔走营救学生，多次亲自去探视他们。据被捕的学生回忆：他趁探视之机，机智地将鼓励学生的信件藏于手指缝隙间，递给狱中同学。当学生保释出狱后，军警当局逼迫他们立刻离开上海，但学校允许这些爱国学生跟班读书，不像其他学校宣布开除被捕学生的学籍。被捕学生深情地回顾这段历史时，称父亲是“爱国家、爱科学、爱学生、反对专制、反对内战、反对迫害的教授”。
科学家的良知
年，国内掀起一场批判魏尔啸细胞病理学的“风暴”，上医也被卷入其中。父亲在那众口铄金的形势下，表现得非常稳重。他不人云亦云，不俯仰随人，而是以其远见卓识，慎重对待。他坚持说话要有根据，批评要讲道理。他说：“魏尔啸的主要学术成就和观点，对当时医学起着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对整个医学发展是一个划时代的贡献。”他亲口对我说：“批判魏尔啸，应该首先学习他的学说。”他独自抽时间去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认真查阅魏尔啸的德文原著和有关资料，先后写出了“魏尔啸生平事迹简介”、“魏尔啸的细胞病理学”等文。后一篇文章投刊于《解放日报》，收到很好效果。像他这样公开、公正地去评价前人，而不超越历史时代去苛求前人，在当时，没有相当的毅力、勇气和科学家的良知是不可能做到的。
一日，父亲单独把一位写批判魏尔啸文章的进修医生叫到自己办公室，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我们应该历史地、辩证地看待魏尔啸的学说。”接着详细地向他介绍了魏尔啸的生平和事迹，并说：“对魏尔啸不能一棒子打死，更不能轻易下政治结论。青年人不要有偏激情绪，希望你能认真考虑。”他的态度是那么真诚、坦率和无私。在当时全国一片“反右倾”的声浪中，他无私无畏，敢于铮铮直言。他这种坚持原则、忠于科学的崇高品德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谷镜汧，一生对祖国无限热爱，对一切艰难困苦视若等闲，对心爱的事业执着追求、永不放弃，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作者：谷伯起，系谷镜汧教授长子，教授，上海医科大学病理学教研室前副主任。文章摘自《复旦名师剪影》，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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