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 恩娘，自幼我爹（黄万里）就让我们对母亲的称呼，她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上，当然对我们有恩。其实，恩娘是我爹小时候对他母亲的称呼。我的祖父非常敬重他的妻子，也要求他的子女尊敬和孝顺他们的母亲，父亲把这些都传承下来了。 我们之所以能在中国长大成人，要归功于娘。临解放时蒋介石撤到台湾，列出必须跟着去的人中就有我的外祖父丁惟汾，辛亥革命元老之一。我的舅舅和两个姨妈阖家随同外祖父去了台湾，而他疼爱的小女儿，我娘，却只到南京送别老父，坚决跟着我爹留在了新中国。她这样的选择并没有多少政治因素，那时她也不懂得政治，主要是为了支持我爹的事业。我爹搞水利，离不开祖国的大江大河，如到台湾，哪里有什么江河需要他的学问？要不是她和我爹留在大陆，我们兄弟姐妹几个还不知道在哪个异国长大呢。我们能在中国成长，饱吸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该是多么的幸运！如果我们不在中国大陆，又怎么能经历那么多风风雨雨，见到那么多的世面，学会那么多在斗争中成长的本领？ 解放前夕，爹还在香港，娘一人领着我们兄弟姐妹五人从兰州飞到上海。那是因为我爹痛恨腐败的国民党，认为上海会更早地获得解放，为了迎接解放，让我们先去上海。那是年3月，我快七岁了。记得飞机到了上海虹桥机场是晚上，已经戒严，我们全家在飞机上过了一夜，早晨才进入市区三姑姑家住下。解放军即将渡江，国民党狼狈逃窜，蒋介石命令把上海中央银行的黄金运往台湾，在那里工作的二伯伯黄竞武挺身而出，反对这种做法，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并受到酷刑。全家都很紧张，为了救援二伯父，娘求外祖父利用他在国民党里的一些影响，写了一封要求释放黄竞武的信。娘拿着信在一个夜晚去找在淞沪警备司令部任职的谷正纲。谷见到我娘，很吃惊地问她：“你怎么还没走啊？”我娘却坦然回答：“我走到哪儿去啊？”当时娘只有三十二岁不到，在白色恐怖之夜，这么大胆的行动，实在让我们佩服。可惜信送到已晚，二伯父已被处决。 娘在高中毕业后去日本东京女子医专留学，因年中日战争爆发，中断学业回到祖国。之后就和我爹结婚成家，养育我们几个儿女，直到最小的妹妹上了幼儿园后，她才有机会参加工作。她的第一份工作是年左右在唐山交通大学，通过考试进入大学图书馆任管理员。当时政治考试的题目之一，是问五星红旗上的五颗星都代表什么。其中，四颗小星所代表的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而娘只答出前三个，把民族资产阶级给忘掉了，后来我爹一直把这事当作笑话挂在嘴边。 年1月，全国各大学进行院系调整，全家随我爹到了清华园。医院保健科当一名职员，工作繁琐，但她非常认真负责，兢兢业业，与人无争，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直到我爹当了“右派”，先进工作者自然与她无缘了。记得每年到暑假，她便开始忙碌起来，因为招生后，大学生入学第一件事就是检查身体，她们保健科首当其冲负责这项繁重工作，十几年如一日。常听她叹息自己没有把学业进行到底，为没能成为一名大夫深感遗憾。她还谦虚地说那是因为自己年轻时贪玩不用功，并以此为训来教育和鞭策我们。
由于我爹的专业和工作性质，常年奔波，调动频繁，安家的地点多是比较艰苦落后的地方，我娘不畏艰苦跟随他，像四川三台、兰州、沈阳、唐山……娘特别注意卫生和我们的身体健康，对此我爹常十分骄傲地说，我们几个孩子从小到大，没有生过大病，医院。娘还教育我们要自力更生，养成独立生活、爱劳动的习惯。女孩子从小就让我们洗自己的内衣，尽管家里有保姆。她不但自己衣冠整洁，穿着大方，还把我们几个打扮得整齐干净、漂漂亮亮。每到一个孩子过生日，都要吃面条和生日蛋糕，赶在生日之前给我们织件新的毛衣。过生日时要照相，相片上由爹写上日期和地点。我娘把所有相片一一整理好，贴在相册上，成为可贵的资料，让我们成年后可以看到自己如何渐渐长大成人。小时候常翻看她的相册，印象最深的是她在日本上大学时拍的相片，有在富士山下与她的同学的合影，还有一张是她上解剖课时，解剖尸体的相片，虽然有点毛骨悚然，但仍然看过无数次，印象深刻。 可惜的是“文革”开始，相册被清华的红卫兵抄家抢走，后来下落不明。幸亏她曾把一些有特别意义的相片赠送给亲友，改革开放后，由在美国的姨妈寄过来。比如年11月爹和娘逃难入川途中成婚，于庐山他们下榻的旅馆前与众贺喜亲朋好友的合影，四姨保存下来，寄还给娘。前几年且圆姐和姐夫去庐山旅游，娘特地嘱咐他俩找到拍那张照片的地点，他俩还真找到并拍片留念，娘看到十分高兴。 娘还特别注意我们几个女儿的教育，到清华后，她听说有个李亚妹老师教孩子们弹钢琴，就让我姐姐、我和妹妹都陆续去李老师那里学钢琴。虽然时间不长，但受益匪浅。家里没有条件买钢琴，我们就去清华北头的音乐室练习。直到我们自己有了孩子，一有条件就都买了钢琴，也让自己的孩子学些音乐知识，扩大眼界，陶冶情操。 娘已近九十四岁高龄，她和我爹患难相伴六十四年，我爹虽屡经政治运动的打击，我娘始终默默相守，也使我们子女几人有个安定的生活环境，基本正常地长大成人，完成学业，进入社会。我爹年事渐高时多病，后患癌症，多亏娘尽心照料，使其能活至九十高龄。为了这些，感谢我的恩娘！我们也要尽心地照顾娘，让娘健康快乐！年，新婚的黄万里夫妇在武汉到重庆的轮船上。年春，黄万里全家于清华园。年5月1日，黄万里全家于清华园新林院合影。年11月，黄万里夫妇在庐山结婚时与亲友合影。年10月2日，黄万里全家合影。黄万里抱病上最后一堂课黄炎培、黄万里、黄观鸿
下面是丁玉隽女士口述的《我的父亲丁惟汾》（转自《国家历史杂志》网）：我的父亲丁惟汾
——丁玉隽/口述关昕/记录整理
提要：国民党元老丁惟汾和廖仲恺被同称为孙中山的“左膀右臂”。蒋介石独揽大权后，为巩固统治，让陈果夫、陈立夫制造出“蒋家天下丁家党”的说法。
丁惟汾最小的女儿丁玉隽，年8月30日出生，早年留学日本，后就职于清华大学。其夫为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黄万里的父亲则是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
我父亲名叫丁惟汾，生于年（清同治十三年）农历9月28日。年入保定留日预备学校，次年以官费赴日留学，进日本明治大学，学习法律专业，并追随孙中山先生，参与反清革命活动。同盟会成立后，丁惟汾被推定为山东省主盟人，负责联络山东革命同志。当时共有留日学生余人加入同盟会，而山东就占了1/8，因此孙中山曾有“唯丁是赖”的评语。“唯丁是赖”
有人曾经说父亲与廖仲恺是孙中山的“左膀右臂”，这是在我出生之前的事，可能是事实。
我父亲名叫丁惟汾，生于年（清同治十三年）农历9月28日。年入保定留日预备学校，次年以官费赴日留学，进日本明治大学，学习法律专业，并追随孙中山先生，参与反清革命活动。
同盟会成立后，丁惟汾被推定为山东省主盟人，负责联络山东革命同志。当时共有留日学生余人加入同盟会，而山东就占了1/8，因此孙中山曾有“唯丁是赖”的评语。
年，父亲回国，担任山东省法政专门学校校长和山东同盟会负责人，在学校和山东各地发展会员。
武昌起义后，父亲假法政学堂拟山东独立大纲，推翻保皇的谘议局，成立山东省各界联合总会，公推夏莲居为会长，并力促山东巡抚孙宝琦宣布独立。但孙宝琦出尔反尔，刚宣布独立不久又取消独立。袁世凯派人到山东捕杀革命党人，父亲去上海与陈其美联络，准备组织武装起义，直至南北议和。
有人曾经说父亲与廖仲恺是孙中山的“左膀右臂”，这是在我出生之前的事，可能是事实。有一个出版社出版过一本关于丁惟汾历史的书，那里面比较真实。
我父亲常常对人说，在国民党人中，他比较喜欢何香凝和宋庆龄。退隐上海期间，他与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先生有来往。父亲经常带我去何先生家。何先生喜欢画画，记得有一次去何先生家时，她正在画一只老虎。何先生问我喜欢不喜欢，我说喜欢，她就把画卷起来送给了我。我父亲回到南京后，就没有再与何香凝私人之间来往了。
父亲比较内向，不喜欢空发议论，或做表面文章。他在不张扬自己的情况下，帮助孙先生工作。现在，很难看到有关丁惟汾与孙中山关系的材料。父亲与廖仲恺是孙中山比较亲近的人，这可能是事实，也可能是别人因妒嫉而提出来的。父亲跟着孙中山走来走去，那是事实。可是他是那么被重视吗？和廖仲恺先生并列？我觉得他还不是那样一个人。
“革命家庭”
在国民政府成立以前，我认为他为中国革命出过力量，在反清、反军阀、建立民国的过程中算为革命力量。
我母亲是他的第二个太太。他还有一个太太在日照农村。他与我母亲结婚后，就把我母亲带到广州。我有个哥哥，我是第二个孩子。可等我们出生后，他的工作迫使他不能带家属在身边，于是只能把我们放在别的城市，像天津、北京、上海、青岛我们都待过。只要有国民党年轻同志搞革命活动的城市，我们的家就安在那儿。这些人一方面可以方便照顾我们，另一方面在紧急情况时他们可以躲在我们家。
很小的时候，我父亲就不在家，一直在外边搞革命工作。家里有母亲、哥哥和我，还有照顾我们的阿姨。那时是张宗昌、张作霖时代，国民党年轻干部来来往往，有时给我们送些钱，有时到我们家躲藏。当然，他们做的是地下工作。
有一次父亲半夜里回来，我们当时住在上海，我大概两三岁的样子，他说我看看这“小丫”。记得我正在睡觉，迷迷糊糊地知道父亲回来了，但没有看清他究竟长什么样。
年以后，我看到哪个“革命家庭”，我就“哎呀，我父亲也是那样的人，我们也是‘革命家庭’”。当然，像我这样的家庭，出身肯定是被认为不好的。总要批判家庭出身，说我出身在最坏最坏的官僚资产阶级家庭，我的父亲是怎样怎样的反动。我的家庭出身只能这样说，叫我怎么说呢？
我父亲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在民国还是有功的人。我不能这样说，否则就会盯上我。老实说，批判他是最反动的官僚资产阶级，可是他够不上资产阶级。他不是资产阶级，没有钱，只是一个干实际工作的人。
在国民党里，我父亲是左翼，参与过第一、二次国共合作。在国民政府成立以前，我认为他为中国革命出过力量，在反清、反军阀、建立民国的过程中算为革命力量。
我9岁的时候，亲生母亲在济南去世了。父亲没有再结婚，而把那个农村的太太接出来。10岁时，也就是北伐成功后，我们家又从济南搬到北京，住在什刹海。如果父亲想看我们，就先到天津租界，然后再把我们接到天津团聚。
“蒋家天下丁家党”
国民党建立南京政府以后，存在一种“蒋家天下丁家党”的说法。我觉得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他在国民党里地位比较重要。他在北京创办了国民党青年组织。那时国共合作，国民党方面是他，共产党方面是李大钊，他们都住在东交民巷的苏联大使馆。
当时，他们认为军阀张作霖不可能违背国际公法搜捕大使馆，但张作霖毫无顾忌地搜捕了，还逮捕了很多人。李大钊与路友于、郑培明等人一起被捕。那一天，父亲恰巧有事外出，不在使馆。父亲的随从丛玉山，赶到东交民巷巷口等着他，告诉他李大钊他们已经被捕了，您赶快走吧。父亲就逃过了这一劫。我们当时住在天津租界，我刚刚会看报，看到李大钊被绞死，印象很深。但我不知道父亲逃到哪儿去了，在报纸上也没有看到父亲的消息。
另一方面，南京政府成立以后，蒋介石就想重用陈果夫、陈立夫这两个人，把丁惟汾换下来。因为革命已经结束，要巩固统治了，可能蒋介石知道我父亲不会跟着他走，就让陈果夫、陈立夫造出“蒋家天下丁家党”的说法。意思是说，虽然现在是蒋介石的天下，党却在丁惟汾手里。这是一种中伤，暗示我父亲在国民党里的地位很重要。
蒋介石想尽一切办法排挤他，但他的中央委员职务还是有的，虽然只剩“虚名”。实际上，那时父亲都60岁了，对政治已经厌烦，不想在国民政府里工作了，就想退出来。在南京政府成立之前，父亲就在南京建立中央党部。中央党部稳定后，他就提出不做官员了，要退出政界，去上海写书。
年，父亲去了上海，住在公共租界同孚路（现石门一路）大中里号一个普通石库门房子里。每到月底陈果夫就给我父亲送来薪水。我记得陈果夫穿着中式大褂长袍，像一幅小商人的打扮。我13岁时，国民党坚持要请我父亲回南京，蒋介石也亲自到上海邀请，于是他就答应了。父亲到南京后，担任国民政府委员、监察院副院长（院长于右任）、考试院副院长（院长戴季陶），一直到抗战。
国共合作
抗战期间，父亲住在重庆林园，与蒋介石、林森住在同一个院子里，我还多次去过那儿，但没有碰到过蒋介石。国共第二次合作期间，曾有在陕甘宁边区设一自治政府之议。共产党方面希望丁惟汾担任主席，据说林伯渠、董必武曾写过信邀他，周恩来也多次找丁惟汾晤谈，希望他能去与共产党合作共事。他本来准备去，但由于给他配备的人员不合适而最终没有成行。实际上他那时已经70多了，没有兴致了。
重庆“国共谈判”期间，毛泽东到重庆后第三或第四天就来拜望我父亲，以老同事的名义。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父亲与毛泽东在广州共过事，年，父亲与毛泽东同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父亲不喜欢我们学政治，希望我们有专门技术，要求女孩子学医、男孩子学工。那时候，父亲有个国民党的同事住在日本，他们当初一起参加的革命，国民政府建立后，那个朋友也不愿意再当官了，去了日本生活。
父亲以前也在日本留学，希望我也去日本，所以我高中没毕业，就去了日本。住在父亲的朋友家里，准备了一年，第二年考上了五年制的东京女子医科专门学校的本科。
现在这所学校非常有名，叫东京女子医科大学。但我只读了两年，考上预科后就住在学校。当时我们学校东北、京沪的学生比较多。在日本上大学，路途近，日本到中国坐船两夜三天就到了，就像国内到外地上大学一样。在日本上学，没有中国那样激烈，只要你有钱，只要及格就录取你。
最后一次见父亲
他干了一辈子革命，又是国民党元老，临走的时候，只存下六个一两一个的黄金，仅仅六个。
国民党败退台湾时，陈毅碰到我的堂哥丁基实，带信给我父亲说，丁惟汾对共产党没做过什么坏事，要他不要走。潘汉年也这么说。但我父亲说，我是最初参加辛亥革命的国民党员，国民党溃败到目前这种地步，我不能不走。这是从义气出发。
可是我父亲是国民党元老，不去台湾，怎么办？他手下还有一批人，他要留在大陆的话，这些人将来肯定没有出路，他要为这批人着想。除我以外，我的兄弟姊妹他们都要去台湾。
我为什么不能走呢？我的丈夫黄万里的事业是在大陆，这是最主要的。他父亲在新中国成立时已经是国务委员了，他二哥在上海已经遇难了。我父亲劝我去，我说我不能去，我带着一大堆孩子，到了台湾，没有谋生能力，孩子的生活不能靠我父亲这个老头。我对国民党已经看够了，所以最终还是决定留在大陆。
年11月或者12月，我父亲通知我说，他要去台湾了。我特地从兰州到上海去送我父亲，住在静安寺路德义大楼黄先生姐姐家，而我父亲住在静安寺路静安别墅。在他走之前的晚上，我到他住的地方看他。他干了一辈子革命，又是国民党元老，临走的时候，只存下六个一两一个的黄金，仅仅六个。我给他放在内衣的口袋里，一边三个。
这件事情我从来没有给人讲过。当时我不知道他到台湾将来会怎样。第二天早晨，我送父亲到机场，看着他上了去台湾的飞机。我知道父亲不会再回来了，我也不会去台湾，这将是我最后一次见父亲了。
在台湾
到台湾后，父亲连房子都没有，只得住在老朋友家里。他们一败涂地，什么都没有，很红的人当然有房子，但我父亲没有房子，后来才慢慢有了房子。他本来有前列腺炎，在台湾没法治疗，去了日本治疗，但没治好，年就去世了。
他是第一个到台湾后逝世的国民党元老。消息来源是(大陆）)内部的《大参考》，黄炎培老先生看到了。那时我大女儿黄且圆住在黄老先生家，他就告诉她，你外祖父已经不在了，你回去告诉你妈妈，我这才知道。
国民党当时还给他举行了“国葬”，把他葬在台北很好的地方，于右任给他写的碑文。但10年前，差点被拆掉。现在台湾年轻的国民党员都不知道他，但后来有人知道后就阻止了。
我哥哥的孩子们经常去给父亲扫墓。年，父亲在台北的故居还差点被卖掉，后来在林奕华先生协调下，向台北市文化局申请古迹保护才得以保存。
需要澄清的是，丁惟汾算是丁肇中的曾祖辈。当年丁肇中的父亲丁观海在济南求学时，常去我父亲在按察司街的家里作客。王隽英的父亲王以成是革命党人，是在烟台起义中牺牲的革命党人。国民政府成立后，丁惟汾为王隽英申请后代抚恤金两万元。王因此得以在年到美国留学，与丁观海结婚，并在美国生下丁肇中。
丁肇中获得诺贝尔奖后，清华大学校领导来问我，你与丁肇中有没有亲属关系。我说，丁肇中与我没有直接亲属关系，只是她的母亲与我们家关系很好，经常与我们家来往。外边流传说我是丁肇中的姑姑，实质上，按照辈分，他应该叫我姑奶奶。
下面是丁玉隽女士的《我的丈夫黄万里》（转自胡耀邦史料网）：年黄万里夫妇于颐和园。我的丈夫黄万里年生于上海，他是民主人士黄炎培第三子。他年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年赴美，相继在康奈尔大学、爱荷华州立大学、伊利诺大学学习，年春学成归国。
以后请你不要再来了
年黄万里回国乘坐的轮船经过日本，此时正好是我们放春假的时候。先前我们每次回国都是坐日本船，我有一个同学是上海人，她很活跃，她说我们这次回去坐坐美国船，看看美国船的服务怎么样。我们就选了从美国经过横滨的船，而这艘船上正好坐着黄先生。
我们从东京坐火车到横滨上船。我们一群女孩子，和黄万里他们一群从美国回来的男孩子就这样相遇了。他们的年龄比我们大得多。我与黄先生之间相差６岁，我当时就觉得他是年纪很大的人，一定很有社会经验，但对他没什么好的印象。我觉得我比他小那么多，他把我当小孩子看待。他童心未泯，非常天真诚恳，感情丰富，和他在一起觉得很放心。在船上度过两天一夜，走的时候大家互相留了地址。
后来，他从南京下了火车，提着他的小箱子，拿着他的履历表，就来找我了。我都差不多忘记了，我觉得他是挺老成的一个人，但没有觉得可以和他做朋友。我还在念书，在女子学校也没有接触过男孩子，根本没想过要找一个男朋友。
第一次他来我家时，父亲没看见。第二天再来时，父亲看见了就问我，怎么认识的？我说在船上认识的。父亲又问我，他是什么地方的人？我说他是上海人。父亲说，上海人是靠不住的，你怎么可以随随便便让他到家里来。我说，我又不是只给他留了地址，而是给大家都留了，以便以后互相联系。父亲亲自到客厅对黄万里说：“以后请你不要再来了。”
当时南京有一个单位接收这些从国外回来的专业技术人才，我姐夫也在这个单位，黄先生就认识了我姐夫，通过我姐夫找到我们家里来。姐夫和姐姐正筹备结婚，我们大家经常凑在一块儿玩。
父亲不同意我们的婚事，黄炎培老先生知道后，找来一个朋友提亲。但那个人不敢跟我父亲说，怕被父亲回绝了，耽搁了几个月。后来，黄老先生又找了我父亲的秘书陈希豪来说。陈希豪与黄老先生有交情，挺仗义，父亲非常信任他，因此就同意了。我也同意了。
后来抗战爆发，上海打仗了，南京开始撤退。我就回不了日本了，也没有地方可念书。中国在战乱的时候，有女儿的都要赶快出嫁，免得麻烦。我那个时候无所谓，觉得黄先生挺老实的，比较靠得住。他喜欢比较自然、比较朴实的人。如果按照他当时的情况以及他的关系，他可以找到很漂亮的女大学生，但他没有这种想法。
他开着破吉普车来结婚
后来国民政府瘫痪了，很多人都往后方撤退，我们家也退到了庐山。当时黄万里已经在四川水利局找到工作，要去四川。
他开着他父亲的破吉普车来庐山与我结婚。由于是在战乱时期，婚礼很简单。当时黄老先生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已从南京迁到武汉。婚礼后，我们也要路过武汉去四川。本来那是一辆破汽车，可黄老先生舍不得，就让他把车开到武汉。
然后，他开着车，过了九江，但车开到长沙坏了，没法再修，就把车丢在了长沙。之后我们从长沙坐火车到武汉。
我在武汉见到了黄老先生，他非常高兴，给我们做了很多去四川的准备工作，到宜昌的船也是他帮助我们办理的。
从武汉坐船到了宜昌，但民生公司没有船了，我们只好租了艘木船，逆流而上。这是很危险的，很容易翻船。幸运的是，没走多久就碰到从南京来的家属逃难大船，我们丢了小船上了大船。巧合的是，我们家人正好就在那艘大船上。
四川8年是我们一生中最宝贵的8年，我们6个孩子有5个是在四川生的。第三个孩子出生在一个工地上；黄先生在三台整治涪江航道，我们有个孩子就是在那儿生的。
我们住在江边的高坡上，茅草屋。年三台被轰炸过，我们住在三台县城一个银行行长的房子里。当时我和孩子们就在门旁边，房子对面的街上爆了一个小小的炸弹，幸好没有伤着人。如果炸弹再多投一个的话，我们就麻烦了。后来，他们水利局的人都去收拾炸弹留下的残渣。
在四川期间，货币贬值严重，工程人员很难靠薪水生活。因此黄先生就组建了长城公司，承包工程，包括为美军建机场、修宿舍。美国飞机从那个机场起飞去轰炸日本军。但这个公司在抗战胜利后就结束了，工程人员各奔前程，黄先生回到了南京水利部门。
水利部门先派他去江西，后来又派到甘肃做水利局长。我们刚到甘肃的时候特别不喜欢那里，后来住了一段时间，发现那地方很好，夏天很凉快，没有蚊子，有各种瓜，比如哈密瓜。他在那儿大干了一场，把老部下都带过去了，做了好多工程。
他二哥黄竞武在上海被害后，省主席对他很好，说你赶快走，不走要出问题。他就把我们送到上海。当时上海已经被解放军围攻，我们半夜下了飞机出不了机场，第二天清早才出去。后来我就在上海等到解放。他从甘肃辞职，去了香港，之后从香港到了上海。
反对三门峡工程
年，上海刚解放，东北农林部就到上海来招聘建设东北人员，黄万里去应聘了。我们8月份离开上海，9月18日到达沈阳。他在东北水利局做了一个冬天，年去了唐山交通大学。
在唐山，黄先生开始尝到政治运动的滋味。黄的同事沈智扬被扣上“贪污”的罪名，黄先生对他说，“你要是贪污了就必须承认，但你要是没贪污，也不要瞎说一气，瞎说也不好。”这话被工人听到后，黄万里遭告发，成了被怀疑与批查的对象。
年，全国院系调整，黄万里调到清华大学。年，黄万里不同意苏联专家提出的三门峡规划方案，坚决反对上马三门峡工程。
他在大会上说：“你们说‘圣人出，黄河清’，我说黄河不能清，‘黄河清’，不是功，而是罪。”
《中国水利》在年第7期刊登他们当时开会的情况，包括他在会上的发言，第8期却是批判他的文章，第9期还是批判他的文章。人家怎么批判他，他当时在会上怎么说的，都是历史事实摆在那里。
年春，黄万里在清华校刊《新清华》发表短篇小说《花丛小语》，批评三门峡工程。清华大学多次开会批判他。校党委向他宣布划为右派分子的处分决定时，他说：“伽利略被投进监狱，地球还是绕着太阳转！”虽然我没有直接听到他说这样的话，但这样的意思肯定是有的。
现在，三门峡的问题是已经明摆着的了，各种杂志、网上都有很多材料，大家都看见了。在他活着的时候，没有人认为他的意见很重要。
清华大学水利系教师胡家博、李亚莉和当时的学生党治国、李晓凤、张锡彩等人，也因为黄万里辩护而被打为“右派”，特别是党治国，受了很多苦，还差点被枪毙。
黄先生虽然在单位遭到批判，但他回家后照样干他的，看书、洗澡、出去遛达，这些遭遇不妨碍他、不影响他。
他被打为右派之后，先是在密云水库工地劳动。我去工地看他，他住在半地窖里，又冷又饿。直到年才从工地撤回来。
那时正是生活紧张的时候，我们住在清华解放前盖的新林园平房里，院子很大。他就在院子里种玉米、南瓜、各式各样的豆子，虽然以前没种过，但种得好极了。甚至到年时，还剩下几百斤老玉米，后来都喂鸡了。北大有几个男同学，每个礼拜都来吃一次。
文化大革命闹得最厉害的时候，我们被赶出来，职工抢进去住了。一所房子住两家人，院子里盖了很多小房子。
年“文革”爆发后，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来抄了我们家，没有抄到什么。
8月24日，医院叫去开会，开完却不让我回家，让我在办公室坐着。等我回家一看，黄万里已被红卫兵打得浑身是血。
后来黄先生自己给周总理写了一个条子，具体写的什么，我记不清了，但肯定是反映清华打人的事。我把这条子送到国务院接待室去。几天后，上面派人来清华宣布，不准打人。
年，我们被下放到江西鲤鱼洲血吸虫疫区，后来有些人得了血吸虫病。我们住在像兵营一样的大仓库里。
黄万里被斗得精神恍惚，连自己都搞不清是不是特务了，还给大女儿写信，让大女儿帮助回忆一下，自己是不是特务。
年6月的一天，黄万里中暑了，发高烧。但两个头头折磨他，说要到39度才可以不干活。
年，我们才从江西回到北京。但黄万里仅仅在北京呆了半个月后，又被下放到三门峡水库打扫厕所。他身体不好，前列腺出了毛病，甚至出现了血尿。
“四人帮”垮台后，他回到北京治病。
一直到他写不动还在写
年，清华大学三大右派之一的黄万里，在全校最后一个摘掉了右派帽子。那时他已经退休，实际上应该是离休的。年10月以前参加革命工作的算离休，而他年8月在上海参加过招聘团，担任东北水利局顾问，那时起就享有供给制，没有工资。但清华没有管他这一段历史，改为退休了。
当时小女儿生小孩，我正好去美国。走的时候，我说：“你一定要知道，你应该是离休而不是退休”，可是清华还是给他办了退休手续。我回来说不对，让他们去调查，他们调查了一年多，没有结果。
后来当过清华校长、以前在东北农林局管水利的刘达说，你们不要调查了，我知道黄万里什么时候到的东北，他是年9月到的，应该算离休。清华才停止调查，给他改为离休。
离休是一种政治待遇，还有工资差别，离休是%，退休是80%多。而公费医疗，离休是可以全部报销的，这一点很重要。要不是离休待遇，后来他五次手术，连工资都不够。
虽然离休了，但黄先生仍然要上课，要发表他的意见、发表他的论文。没有别的意图，解放前他就是二级工程师（教授），而他去世的时候还是二级工程师，这些他不计较。但这是资历的问题，一直是二级工程师，那你这个人几十年干了什么？
当时，学校让他申请带博士。他说：我有资格带博士，我不用申请，要考虑我的资历、考虑我的学识，你们认为我能带博士，那就应该聘请我，而不是我来申请。他不申请，学校有关方面说，你不申请的话，就不能带博士。所以他就一直没有带博士。
80年代上马三峡工程，他一开始就反对，写过好多文章，给每一个总理上书，写他的意见，一直到他写不动还在写。他说，我只管写，听不听、采纳不采纳是领导人的事。他这种坚持真理的精神是一贯的。
年长江洪水后，黄万里感到以前在水利授课上有不足，于是向系里呈上书面申请，列出讲义，要求上课。系领导同意了他的请求，为他安排了一堂给研究生班和教师的课。黄先生很高兴，那一年他88岁，身患癌症。他指定要穿白色西服，打上红色领带，戴着黑色领巾。他觉得讲课不容易，要穿得整齐，才能提高学生注意力。他坚持站着讲课，自己写板书。
年8月20日，清华大学水利系为黄万里举行90周岁生日祝贺会。在此之前，他表示希望能坐轮椅到会上去。但19日开始发高烧，没能去成。27日就去世了。
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赵诚的《长河孤旅——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这本书写了很多材料，都是有根有据的。黄万里写东西，年月日肯定是要写上的。这是他一贯的习惯，也是他父亲黄炎培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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