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年内地会在云南大理开办传教站，至年大理基督徒发表《大理基督教会响应革新运动宣言》，70年间以西方传教力量为主体的基督教传播在大理白族地区取得的成绩十分有限，与传教士在滇西一些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取得的巨大成功形成鲜明对比。通过考察大理地区在云南基督教传播史的特殊地位和基督教在此传播失利的实际情形，分析大理地区传教失利的内外原因，本文认为大理教会的自立能力与自治倾向，和大理地区多元宗教混融的历史文化传统，特别是其与乡土社会紧密结合的民间信仰体系，都使得大理白族对于基督教会实现本地化、民族化具有较高的期待，对于基督教在当地的传播形成了更大的挑战，但终究为基督教在大理的落地生根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关键词：基督教；内地会；云南；大理；白族
作者简介：沈满琳，宗教学博士，大理大学民族文化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原刊于《世界宗教研究》年第5期。
年6月，传奇的奋兴派布道家、被誉为“中国使徒”的宋尚节（—19）受邀到云南大理开七天布道会。彼时他已在华中、华南和华东、华北、东北，乃至于向安南、缅甸、菲律宾、星洲、马来亚等地的华人教会布道并大获成功。不料，他却在大理遭到严重挫折，留下此地人“心比大理石还刚硬”的悲鸣在教会中流传。《宋尚节传》的记载是：“大理人心刚硬，传道六十年来仅有二十五名教友。第一天早上，尚节与中西基督徒先举行了一个九人祷告。祷时，尚节禁不住泪如雨下。结果在大理救了九十六人，并有十八人献身事主。”[1]
宋氏所谓大理地区“传道六十年”是有确切根据的。根据《云南基督教史》，基督新教进入云南自英国人戴德生（JamesHudsonTaylor，—）于年创办的中国内地会（ChinaInlandMisson，CIM）肇始，其立会宗旨即在于向中国内地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派遣传教士进行所谓“拓荒”活动。[2]19世纪七八十年代，内地会传教士反复探索从西、东两路进入云南。年，两名内地会英国传教士无法自缅甸八莫进入云南，转而在当地建立起教会，被视为内地会向云南传教的第一个总站。年，内地会英国传教士乔治·克拉克（GeorgeClark）夫妇从上海出发，仍是绕道缅甸入境，经腾冲、保山辗转来到大理，租屋设传道所。此即内地会向云南传教的第二个传教总站，标志着基督新教传入云南的起始。[3]
不过，虽然前述大理传道六十年来“仅有二十五名教友”的说法显系夸张而不确，宋氏有关“大理人心刚硬”的抱怨却似乎有事实上的道理。建国初期云南省宗教事务的官方统计可以表明，即至基督教传入大理或者说云南七十余年，大理教会在云南省各地方教会中的表现仍然“落后”得令人瞩目：据年统计，云南全省共有基督教信徒人，有教堂约座（包括部分传道所），大理州仅有信徒人，教学8座。
本论文最直接的研究问题是：作为基督新教在云南最早建立传教站的地点，大理从一开始即受到西方传教团体（例如内地会这一超宗派、跨国家的基督教差会组织）的重视和深耕。尤其在云南作为沟通东南亚国家与中国东、中部地区通道的战略地位逐渐显著，众多西方教会组织和传教团体随英、美殖民势力在两次世界大战前后纷纷涌入云南的情势下，大理作为滇西重镇和云南境内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次中心，事实上不可能缺乏多国教派组织和传教力量的活动和影响。那么，在基督教传入大理的前七十年里，到底有哪些因素使得大理教会无法在这一区域取得相应的发展？在大理地区的传播失利对于云南基督教特别是滇西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民族教会具有何种深远影响?特别是，大理传统上被视为白族的族源地、祖居地和主要聚居区，考之于大理白族地区多元宗教混融的历史文化传统，我们可以从这一时期大理教会自内外两方面受到的本地化生存挑战获得何种启发，从而就基督宗教的“普世性”与“排他性”之间的张力及其区域发展的现实途径获得某种新的洞察?
一、大理地区在云南基督教传播史上的特殊地位大理地区在云南基督教传播史上占有的特殊地位，很大程度上是由云南和大理的区位特征所决定的。首先，19世纪下半叶西方殖民势力更深度地进入中国内地，形成了欲将中国西南与其在东南亚占领的国家连成一片的战略企图与战略争夺。英国自19世纪逐步侵占缅甸之后，即计划开辟印度、缅甸到中国云南的交通；法国则在同期征服越南的基础上，形成了通过控制红河而入侵中国的野心。从后者的角度，早在17世纪中叶，天主教的巴黎外方传教会已经在罗马教廷的支持下进入云南，年经教宗批准正式获得云南、四川的传教权，并在以后与法国政府的殖民势力达成了以越南为基地向北扩张、将越南与云南连成一片的共同目标。大理地处滇西陆路交通要冲，也是清季以来云南省天主教较早活跃的地区之一。年，时任天主教云南教区副主教罗尼设（R.P.Leyuilifer）已被派驻大理，负责滇西传教事务。[]基督教与天主教，两者所分别结合的英、法军政殖民利益，从而对于云南形成了既有争夺又相互加强的多重渗透压力。
大理在基督教各教派组织对于云南的传教努力中尤为关键，而以内地会进入此地最早、用力最深、影响也最大。根据大理教会吴永生（年从美国牧师戴德乐领洗，年按立长老）的理解和记忆，该会创始人戴德生为把福音传到云南，多次派遣传教士探索云南内外的交通：年8月派马革里（A.R.Margary）走陆路从上海经大理到缅甸八莫。7年9月吉尔（Lieut.W.Gill）和蒙斯尼（W.Mesny）从成都经巴塘到达大理。7年10月，詹姆士·卡梅伦（JamesCameron）周游云南，先在大理逗留，后去缅甸八莫。同年10月约翰·麦卡锡（JohnMcCarthy）从江苏镇江经大理到达缅甸。年12月31日，约翰·史蒂文森（JohnStevenson）和亨利·索陶（HenrySoltau）从缅甸八莫到达大理，一星期后去昆明。经过以上这些考察，戴德生认为经缅甸八莫到大理比较方便，才选择在缅甸八莫建立了第一个对云南的传教基地。[5]由此可见，内地会很早便形成了有关大理在滇西乃至于整个云南福音传播事业中的枢纽地位的认识。
内地会最有成就的英美传教士们也大多曾在大理工作过—虽然真正令他们扬名、留下难以磨灭的痕迹的地方还在大理以西特别是靠近边境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例如，著名的英籍瑞典传教士傅能仁（JamesOutramFraser，—）最先从上海经缅甸仰光、八莫进入云南腾冲，自年起首先在滇西保山地区向傈僳族传教，在那里创制出拼音形式的傈僳族文字（西傈僳文）并译出傈僳文《圣经·新约全书》。较少为人所知的是他曾于9年受派遣在大理主持会务，不过年余，又作为滇西传道区监督再度返回腾冲、保山一带传教。在他之后，内地会美国传教士杨思慧（AllynB.Cooke，—）也曾被派到大理，在那里被按立为牧师，主持会务一两年。然而，杨思慧夫妇最重要的传教成就还要归于他们后来在傈僳族和怒族聚居的滇西北怒江地区建立的教会组织。此后，内地会美籍加拿大牧师杨志英（KuhnJohn，—？）也曾于年在大理主持会务，并在几年后被派往保山、怒江等傈僳族聚居区传教，最终使“基督教传遍了怒江峡谷，怒江地区成为少数民族中信仰基督教人口比重最大的地区。”[6]较之上述“明星”传教士深耕滇西傈僳族、怒族地区取得的巨大成就，特别是其在创制和教授傈僳族文字，翻译、出版和传播傈僳文《圣经》上的成功协作，大理作为内地会滇西传教区中心城市的重要地位，与大理教会在这一时期的平庸表现，此间的强烈反差的确是令人惊奇至于疑惑的。
总之，从年始，不断有外国传教士进入大理地区传教。根据有关部门统计，—0年间，在大理地区活动的外国传教士计有28人，包括布道职员、教育职员、医务职员等多种职能（见表1）。此处需要指出的问题是:首先，该表统计的传教士主要隶属内地会系统，“英美内地会”的表述则反映了大理基督教徒对于年前该“派系”传教士主要来源国的认知。此外，已知五旬节会（英籍加拿大传教士马锡龄开办，年在剑川修建教堂）、基督复临安息会（年应邀来大理成立）等教派组织也曾在大理建立教会发展教徒。其次，考虑到大理实属西方各国传教士派往滇西以及从缅甸和边境地区与内地往来的必经之路，显然并非全部在大理开拓或驻留过的西方传教士都得以统计在内。以此我们几可以说，作为地缘意义上的重要枢纽，西方传教士在大理的存在是持续的，活动是相对自如的，教派资源是丰富和多元的，所作传教努力及其相关支持性工作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就其结果反映在教会信徒数量上来说，其收效甚微也是不可否认的。（在这种意义上，抗战爆发后圣公会系统的武汉华中大学、广东协和神学院迁到大理喜洲，随同迁来的信徒年成立的“大理中华圣公会”也未曾扭转这一局面。）然而，传教士的存在与活动毕竟在大理地区播下基督信仰的种子，他们所付洗的许多信徒，包括其所收治的病人，所培养的医护人员，以及为他们做家务、做裁缝的仆役等，后来成为大理教会的骨干信徒乃至于教务人员。
表1—0年在大理地区活动的外国传教士情况表[7]续表派系姓名国籍性别主要活动地(县—本文作者注)备注派系姓名国籍性别主要活动地(县—本文作者注)备注英美内地会乔治·克拉克GeorgeClark英男大理大理教会创始人花国香G.W.Clarke英男大理梁锡生WilliamAAllen英男大理海富生StuartHarverson英男洱源、大理医生赵立德RaymondJoyce英男大理主要向回教徒传教英美内地会鲍文濂FrancesE.Powell医院医生施爱仁M.E.Soltau医院护士马光启D.M.L.Madden医院护士邹永恩医院护士施伦英A.W.Snow医院总务徐约翰英男大理医生安选三WilliamJ.Embery英男大理盖吉士英男大理赫禄德(一作赫德禄)F.S.Hatton英男大理万恩普NellieDeWaerd美女邓川、洱源邓川县教会首任负责人建洱源麻风隔离所盖尔曼美男祥云祥云县教会首任负责人陈盖美男祥云海福如美男洱源陈士登美男祥云陈巴嘉琪澳大利亚女永平陈士登之妻马耀华澳大利亚男大理何美司TedHolmes澳大利亚男大理毛文熙加拿大男大理美德纯JessisMcDonald加拿医院院长韩纯中W.J.Hanna加拿大男大理曾任大理教会负责人贾深胜加拿大男祥云赖宏恩加拿医院医生其他戴德乐美男大理自由传道人二、大理地区基督教传播失利的实际情形大理作为内地会或者说基督新教在云南省内建立第一个传教总站的城市，显然是西方传教士首要尝试传播福音的地方。根据大理教会老一辈的教职人员记述，一般传教士在大理传福音的方法首先是到如茶铺等人群比较多的地方散发福音单张(又称劝世文)，或卖四福音单行本，遇考期还会到考场门前发送。其也对人群宣讲，如用手风琴、吹号或敲锣的方式召集人们到适当的场所听福音，甚至是用开商店的方法吸引人夜晚到铺子里听道。此外想的办法还包括在城里张贴红色的海报，写一些经文让人来读，不过发现“让白族的乡亲们理解经文是相当困难的，因他们只知道少数商业用的汉字”。[8]传教士到农村传道则需要城里人陪同，因为“在农村很多是白族人，语言方面困难更多”。[9]相比之下，教会的医疗工作则“非常成功”，不仅接待了许多病人，还为许多人戒掉了鸦片，为传讲福音打开了大门。[10]
从现存极为有限的记载来看，西方传教士在大理地区特别是城镇的工作似乎是颇为重“文”而讲“理”的。这似乎也与大理白族地区较高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和汉化程度不无相关。例如，前后在大理传教近二十年的加拿大人韩纯中(W.J.Hanna)不仅开设了此地最早的西医外科，还连生三子，分别命名滇宝、云宝、苍宝，于此似乎反映出颇相适应的一面。[11]与之相对且格外引人瞩目的则是，多位西方传教士对于在大理地区传教表达困难。例如，在吴永生长老的记述中，年某国传教士梅斯里斯·福卡(MessrsFoucar，另作F.T.HeodureFoucar)来到大理，前后5年时间，曾表示“此地人不容易接受主，福音工作难”。与其同来的约翰·史密斯(JohnSmith)在大理工作12年以上，也曾公开提及在“云南尤其是大理工作的艰辛”。[12]由于尚少见到传教士在大理传教工作更直接的记述，很难判断到底是什么令他们感到上面提及的挑战，以及其中是否包括与宋尚节相近的抱怨。
我们从大理本地教职人员的记述中或许可以推测一些因由。年起任大理教会文书、年由外国牧师按立为大理教会长老的段丽本撰写的《大理基督教会简史略稿》对此提供了较多的线索。段氏所撰简史的一个特点即对于传教士(包括传教士夫人)自身的品行较为注重，功过兼有提及。例如最早到达大理的英国传教士“花先生夫妇”“为人和蔼谦虚”。[13]与之相对的，前面提到的韩纯中主持大理教会前后近二十年，虽设医设学对教会有所建树，但“遇事独裁，横蛮偏私，办事不公开，性格跋扈，致教牧与信徒之间隔阂日深，激起信徒公愤”，而“韩师母”(韩纯中夫人)“性行柔和，男女信徒及教外人士，对她十分敬佩”。[1]一个生动的事例是，有“热心信徒”领导其他信徒自开主日礼拜，并将韩的跋扈详情致函上海内地会总会，乃至在上海通问报(教会报刊)上刊登，“对独裁教阀表示反抗”。虽此事“后经韩师母流泪请求合作，其他信徒劝解又复合作”，段氏长老认为，教会自立自治自传的种子已经种在信徒心里。[15]
韩纯中个人行事之外，本地信徒对于内地会主持的教会有所不满主要还在于两条[16]：一是外国牧师离弃教会。例如年3月大理地震，韩纯中、普照恩两家外国牧师月离开大理回上海总会，大约三月以后才先后返回。而在大理本地教务及信徒心目中，早已留下外国传教士一遇到普遍的或局部的变故就离开教会的印象。二是财务上的偏私隐匿。一个具体的例子可见于：年大理地震礼拜堂倒塌，韩纯中一人掌管教会行政及财经，没有公开信徒捐款相关账目。至年，韩与大理教会董事会订立“礼拜堂租借合同”，却不顾旧时信徒捐款重修礼拜堂的事实，要求大理教会每年缴纳礼拜堂修理费作为房租，致使多数信徒不满，对合同双方都予指责。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阶段的大理内地会在传播福音过程中，医院、诊疗所、孤儿院、幼儿园和各类学校作为传教的辅助手段，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前面已经提到，根据老一辈本地教职人员回忆，教会的医疗工作是“非常成功的，结果非常令人满意”。[17]据《大理白族自治州志》记载，医院方面，先有年前后内地会美国女教士万恩普在洱源县开办“洱源麻风隔离所”；年，由河南开封内地会部分迁往大理的人员在大理县城北门街开办“医院”，分门诊和住院二部，并于年开设了一个附属护士学校，医院。医院医生还发现大理有血吸虫病—到建国后云南省血吸虫病防治所在大理成立，经大力防治，使该病危害大为减少—堪称对大理人民的一大贡献。医院年由人民政府接管，后建医院，现仍在大理古城基督堂隔壁。此外，据统计，—0年，在祥云县、蒙化县(今巍山县)、大理县城各设立了一所诊疗所。学校方面，6年，内地会韩纯中在大理县城北门开办“明诚小学”，不过1年即停办。此外还在大理县开办初等女子小学1所，在弥渡县开办小学2所。圣公会在大理县开办一所“大理孤儿院”；年，又开办“大理怀德幼儿园”，后扩建为“大理惠榆小学”。[18]
最后还应看到，这一时期的大理教会已经出现本地传道人，以近乎自发和土生的形式传播福音。例如喜洲白族信徒杨泽南拥有修玉器、瓷器的手艺，他走村串寨，有工作就做，无工作就唱赞美诗引人来听道，以此种随意轻松的方式“把福音几乎传遍了到从大理到下关所有的农村”。[19]其后来不仅参与过中华国内布道会在大理凤仪的工作，80年代还担任了大理下关教会执事。又如，年按立为大理教会长老的那大歧，其日常营生是炸油，还学过中医，就挑着香油到处卖，边卖油边传福音，遇到病人就开药方。在全国方面，0年中华国内布道会的山东人丁立美到大理开办奋兴布道会，以及前面提到的福建籍自由布道家宋尚杰年的布道会，都给大理信徒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因此并不能简单地说，这一时期的福音传播在大理失去了声音，或者说“种子”都落在了“大理石”上。
三、大理地区基督教传教失利的深层原因及其影响（一）大理基督教会的自立能力与倾向部分上源于大理基督徒自身的品质也部分地出于内地会的传教理念，大理教会在其历史上较早地开始了争取自治地位。年月，因国共合作破裂，政局出现变化，外国牧师韩纯中、赫德禄被内地会召回上海，大理教会信徒即于当年5月成立“大理基督教教务临时执行委员会”，制定简章，设执行委员、干事、文书、会计、参赞五个部门，公选就职，并通告相关教会，于此开始自治。[21]而上海内地会鉴于全国基督教会自立自治运动的声浪，发出《内地会差会政策宣言》，对原内地会传道区的地方教会，有自立自治条件的，协助自立自治。8年，大理教会、内地会双方协议成立“大理基督教公会”。大理教会选出包括上述段丽本在内的五人作为教会规章起草委员，与内地会代表韩纯中共同拟定“公会”规章。设立长老、执事、文书、会计管理会务，称“教会董事会”，悉公选任命。大理教会就此有了自立自治自传的基础。财务方面，经双方协议，自8年起，内地会每月援助大理教会全部费用的80%，以后逐年递减10%，至3年，大理教会已辞去内地会的经济支持，财务完全独立。年，大理教会聘洱源李福泉任本会牧师，此系大理教会第一位中国牧师。[22]到年2月，大理基督教会为响应中国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的号召，在云南省内首先发出“大理基督教会响应革新运动宣言”，在宣言上签名的共人，后刊登于《云南日报》上。[23]
圣公会是大理基督教史上另一个较有影响力的教派。云南圣公会历史上曾属武汉教区管辖。抗日战争爆发后，圣公会系统的武汉华中大学、广东协和神学院迁至大理喜洲镇，同来的圣公会信徒于年成立“大理中华圣公会”，归于云南圣公会管辖。年该会更于大理北门街买地修建校舍住宅及礼拜堂。年云南圣公会脱离武汉教区而成立“中华圣公会云贵教区”，并由英国系统转入美国系统。2年，经大理圣公会信徒李全本倡议，圣公会与原内地会系统的大理基督教会合并，称为“大理基督教会”，实行联合礼拜。到8年，在大理县委统战部的主持下，两会的财产彻底联合，两个教会最终联合为一，定名“大理基督教合一会”。[2]由此终至实现段丽本长老所概括大理教会前八十年发展的特殊历程：“由外国教士集权管理而到民主自治，由各教会互相隔膜而至教会合一。”[25]
大理老一辈本地教职所记述的教会史略因而强烈地凸显出大理信徒的自立品格。大理教会对于民主自治的宗教团体的追求，就其发端和施行而言，实际颇早于建国以后全国性“三自”革新运动的展开。大理基督教徒对于教会公平和信徒权益的重视，对于教职品行和教务管理的较高期待，包括对于外国教职尊重而不失理性客观的态度，和自身平等自信的认知，都给研究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不可能说大理基督教会的自立能力与倾向导致了这一时期大理地区基督教的传教失利，但较之前文提及的包括由内地会派出的其他一些西方传教士在滇西更靠近边境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传播福音所激发的巨大热潮，大理基督教会及其信徒的成长显然以较多的精力检视着自身，包括通过观察作为“他者”的西方传教士的品行检视其信仰和权威的真实，从而在寻求建立自立自治的教会过程中经历了更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不是说大理教会自我孤立于地方社会之外，很可能刚好相反，大理基督教的上述品质特征需要从它所依托的乡土、民族与其宗教文化得到理解和解释。
（二）大理地区多元宗教混融的历史文化传统如果我们放眼大理基督教会之外，考察大理地区特别是大理白族悠久的宗教历史文化传统，或能对于至年间基督教在此传教失利的原因获得更深层次的认识。
首先，自大理宗教的历史传统与文化渊源观之，历史上的大理地区地处中华、印度、吐蕃等多种文明或文化的交汇地带，发祥于苍洱之间的白族创建了南诏和大理两个地方政权。该地区人民对于异质文明具有较为开阔的眼界和交往经验，在此过程中得以接触到丰富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资源而形成深厚的积淀。体现在政教关系方面，大理白族历经与唐、宋两代中原王朝和元、明、清三代中央王朝之间互动关系的沐风栉雨，自地方精英乃至于普通百姓在政教关系上有相对成熟的理解和表达。例如，在白族特有的本主信仰方面，形成了白族本主作为村社保护神相对于儒释道三教神灵在管辖范围和效力上的阶序，使得多种信仰的表达和实践并行不悖。体现在民族关系方面，历史上大理白族既与汉民族交往多、融合深，对于汉文化掌握好，被视为具有较高的汉化程度，又与彝、藏、蒙、回等民族有长期交往共处的经验，民族间关系较为平等、成熟，从而较不容易受到西方传教士的挑拨和分离。例如，大理下关著名的本主庙“将军庙”供奉的是公元75年在唐朝与南诏之间的天宝战争中阵亡的唐将李宓。曾力谏李宓与南诏议和，兵败后自刎身死的唐将“张参谋”则为大理凤仪八十四村奉为本主。大理白族的政治智慧与和谐观念于其本土宗教文化中可见一斑。
其次，从大理地方社会的宗教生态生活上，一方面以佛教、道教、儒教为主干，以白族本主信仰为基质，从所谓神学和礼仪上形成了“三教合一”或称多元混融的宗教形态。另一方面，该地区流行数百年的以村落为中心、奉行上述多元混融宗教实践的民间信仰体系，如莲池会、洞经会等，深刻地影响了地方的宗教组织文化和团体生活特征。
此处仅以大理白族特有的民间妇女信仰组织“莲池会”为例。“莲池会”传为观音菩萨专为大理妇女讲授“莲池经”而产生，据考证最初形成于佛教盛传的南诏劝丰佑时期（80—年），后与道教、儒家思想融合在一起，成为以念经、吃斋拜佛等为主要活动形式、遍布大理村村寨寨的妇女信仰团体。[26]“莲池会”一村一会，由会首和会员构成。会首俗称“经母”，由会员民主推选产生，一般由懂得经文较多且较有威望的老斋奶担任。会员都是村中的中老年妇女，经个人提出申请后，通过一定的程序和仪式加入。会中不分年龄大小或辈分高低，只按入会早晚排定座次，一次排定终生不变。莲池会的活动经费主要来自入会费、民间人士捐赠以及寺庙功德募捐等。一些较大的“莲池会”设有会计、出纳、采购、保管等人员或职能。莲池会的活动以诵经和各种祭祀活动为主，除每月初一、十五作为诵经的固定会期以外，还包括相关的本主会期、佛道教节日等仪式活动和为本村各种红白喜事提供宗教支持。显然，“莲池会”作为白族农村妇女广泛参与的群众信仰团体，一方面和宗法家族制度一起调节着农村家庭和社会的伦理道德秩序[27]，又通过多神崇拜和祭祀推动了大理地区多种宗教传统的和谐共处[28]。一方面提供妇女个体融入妇女群体并获得群体认同的民主团体形态，另一方面通过相关仪式及经文等将白族语言、民间文学、民歌、舞蹈、服饰等默默地传承。[29]自其产生至今来说，展现出了惊人的生命力。
四、结语自年英国内地会在云南大理开办传教站,开启基督教在云南传播的历史，到年大理教会发表“大理基督教会响应革新运动宣言”，此70年间以西方传教团体为主体的基督教传播在大理白族地区取得的成绩如此有限，与传教士在以大理为中心的滇西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取得的巨大成功形成鲜明的对比。一方面，由于区位上的战略地位，大理从组织上成为基督教主要是内地会向滇西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扩张的中心。另一方面，大理基督教徒以其对于外国传教士的观察和考验，对于教会自立自治的自觉追求，实际从本地化和民族化（实质是中国化）的角度，对于基督教在大理的存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虽然迫使西方传教团体将力量更多地转移到滇西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但究竟为基督教在大理的落地生根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如果超越教会的内部因素,我们还可以看到,大理多元宗教混融的社会生态，及其与乡土社会密切结合的民间信仰体系,既为基督教留下传播空间也对其保持着内在制约。基督宗教的普世性与排他性在此遇到比大理石还“刚硬”的心灵，此一主题篇章至今仍在续写。注释1刘翼凌:《宋尚节传》(修订版)，香港：福音证主协会，年版，第页。
2肖耀辉、刘鼎寅:《云南基督教史》，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年版，第1—15,17页。
3段丽本:《大理基督教会简史略稿》，载大理州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大理州文史资料》(第二辑),内部发行,年版,第10—11页。
李飞泉:《大理天主教区概况》，载《大理州文史资料》(第六辑)，内部发行，9年版,第—20页。
5吴永生、吴玉明:《大理州基督教会历史》，朱发德主编:《滇西基督教史》,内部资料出版,云南民族印刷厂印装,年版,第59页。
6肖耀辉、刘鼎寅:《云南基督教史》，第页。
7大理白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大理白族自治州志》卷九，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本文作者有修订。
8吴永生、吴玉明:《大理州基督教会历史》，第页。
9吴永生、吴玉明:《大理州基督教会历史》，第页。
10吴永生、吴玉明:《大理州基督教会历史》，第—55页。
11段丽本:《大理基督教会简史略稿》，第页。
12吴永生、吴玉明:《大理州基督教会历史》，第、页。
13段丽本:《大理基督教会简史略稿》，第53页。
1段丽本:《大理基督教会简史略稿》,第、页。
15段丽本:《大理基督教会简史略稿》，第页。
16段丽本:《大理基督教会简史略稿》，第—页。
17吴永生、吴玉明:《大理州基督教会历史》，第页。
18大理白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大理白族自治州志》卷九，第—页。
19吴永生、吴玉明:《大理州基督教会历史》，第页。
20吴永生、吴玉明:《大理州基督教会历史》，第页。
21段丽本:《大理基督教会简史略稿》，第—页。
22吴永生、吴玉明:《大理州基督教会历史》，第页。
23段丽本:《大理基督教会简史略稿》，第55页。
2段丽本:《大理基督教会简史略稿》，第52、57页。
25段丽本:《大理基督教会简史略稿》，第页。
26张艳飞:《大理莲池会文化实践的多维探析》,《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3月,第30页。
27徐敏:《民间宗教“莲池会”的嬗变》,《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年第22卷第3期,第55页。
28张娇、陈敏、胡椿:《大理白族民间组织“莲池会”及其社会功用》,《大理大学学报》,年第3期,第22页。
29李成龙:《大理莲池会的起源与文化价值》,《文化学刊》，年第1期，第57—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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