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的产生是世界历史上的一次大革命。这场革命给世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变化。原始人类结束了以不断迁徙来寻找食物的生活方式，转为定居在一定的地域内栽种农作物，如此一来，人类的生活空间就固定下来。
最初的农业是通过“刀耕火种”的方式来进行的。人们用石刀、石斧将植物砍倒，晒干，焚烧，清理，就能得到土质松软、焚灰肥沃、无需翻耕的土地。物产虽不算高，但可以维持氏族人群的生存。这种耕作方式延续了数千年，至今在欠发达地区仍能看到，可见影响深远。
图小麦起源与传播示意图
农业在世界范围内有三个主要的发源地，即东亚、西亚以及中南美洲。西亚地区是最早的农业发祥地，年前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通过栽种作物，获取食品，繁衍生息；东亚地区大概在五千多年前开始种植粟，年前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水稻种植；中南美洲农业的发源时间虽然不详，但作为玉米、豆类、马铃薯的原产地，其贡献在农业革命中不可低估。
伴随着农业革命，畜牧业也出现了。定居的生活使得人类有充足的时间和经历去饲养一些动物以供食用，而不像以往那样只通过狩猎来获取。狗和绵羊是最早被人类所驯养的动物。大约在一万年前，这些动物为人类所驯养，成为食物来源与生活助手。
畜牧业的成型，大概在新石器时代的中期。距今约年前，西亚地区开始饲养猪、绵羊、牛等动物。大约年前，人类驯化了马，形成游牧业。至此，农业和畜牧业都有了特定的模式与技术。
灌溉有助于淹死竞争的物种。一段时间内土地淹在水下，而在其他时间里则放水以晾干土地，当这样安排农时时，杂草就不再是大问题了。很少有植物能在极湿与极干环境的交替下还能照样生存；而当农夫只通过开关巧妙设计的水闸，便可以随意调整旱涝以适应作物需要时，此时能存活下来的杂草就更是少之又少。当然，只有在浅水中能长势良好的作物才能获益于这种方法，水稻就是最好的例子。不过，对别的不那么有价值的根茎类作物，这一耕作方法也同样适用。
以铲子、锄、锹或犁等机械力量来改变土壤的做法，更为西方人所熟悉，因为这种农耕方式最早出现在古代近东，随后被传入欧洲。此外，它也盛行于美洲和非洲的早期农业中心。在更早的刀耕火种的阶段，人类是用剥掉树皮的方法来毁掉落叶林，这有助于阳光直射森林地面，在没有杂草竞争的环境下促进谷物的成长。然而，即使可以靠焚烧枯树来更新土地的肥力，这种耕作方式也不够稳定，风中洒落的种子不久就会在森林空地繁殖起蓟及类似杂草，只需一两年不受控制的疯长，这些入侵者就会完全鸠占鹊巢。于是，最早的近东人、美洲印第安人和非洲农夫只有另寻处女地，重新开始新一轮只有第一年没有杂草的种植，才得以生存下去。
公元前年左右，随着犁耕的发明，最早的局限首先在古代近东取得了突破。犁耕可以年复一年地有效地控制杂草，从而使土地无限期地得到耕种。原因很简单：犁耕用畜力代替人力，这样就能让古老的近东农夫可以耕种两倍于他们所需的农田，多余的土地则处于休耕状态（即在生长季节犁耕以毁掉杂草），以便为来年的作物生长预留适宜的生态龛，而不致被杂草所侵扰。
大部分教科书仍然对休耕是如何让土地通过休息来恢复肥力进行解释，这种说法证明了人类的泛灵论倾向。任何人只要稍做思索就可以认识到，在一个季节里地质气候的变化及随后的化学变化，无论过程怎样都不会对来年的植物生长造成显著的差别。诚然，在“旱播”的情况下，呈裸露状休耕的土壤更容易保有水分，否则水就会通过植物的根系和叶子从土壤里发散到空中，在由于水分不足而影响作物产量的地方，休耕一年可以通过积聚底土里的水分以提高肥力。而在别的水分并不对植物生长构成关键性制约的地方，休耕的巨大好处在于可以用犁耕阻断杂草的自然生命周期，使其枯死。
翻土（或引水灌溉）自然能达到相似的结果；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单凭人的体能尚不足以翻掘足够的耕地，以允许一家人只靠耕地的一半收成就可以维生，而让另一半休耕。当然，特殊的土壤和生态环境确实容许出现某些例外，两个最重要的例外是：第一，在中国北部，肥沃而易碎的黄土使人们无须借助畜力即可以小米维生；第二，在美洲，玉蜀黍和马铃薯比旧大陆的小麦、大麦和小米一类作物含有更多的单位热量，所以，即使这里的土地不像中国的黄土那样容易耕种，仍能达到相似的结果。
上述的技能的确令人钦佩，人类借助它们在以激进的方式重塑自然的过程中发现并利用了其原有的种种可能性，成倍地提高了食物供应，尽管这也意味着人类从此将不得不持久地接受没完没了的劳作的奴役。毫无疑问，一旦在犁耕中使用了畜力，那么耕作者的生活就要比东亚的稻米生产者轻松得多，后者需靠自身的体力来完成水田劳作的大部分内容，包括引水和犁土。但辛劳——日常性的、没有尽头的、与狩猎经历所造就的人类天性严重冲突的辛劳，仍然是所有农业人口的命运。只有如此，农夫们才能成功地改造自然的生态平衡，缩短食物链，提高人类消费能力，增加人口数量，直到这个在自然平衡中原本相对稀缺的物种，成为称霸于广大农耕地区的大型物种。
农业的产生与发展，标志着人类对自然的索取从攫取到生产、从适应到改造、从被动到主动的巨大变革。农业生产的定居要求、季节特征、技艺传授等独特因素，间接保证了经济文化的稳定性、连续性与持续性，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积累，由此催生村庄、城市与国家，让人类文明进入更高层次的社会模式。
大约五千年前，城市开始出现。在几个世纪之内，肥沃的土地及农业的丰收使得人口变得稠密。西亚地区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今伊拉克境内），由于粮食充足，人口众多，关联紧密，第一批城市因此诞生，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发祥地。
图约公元前年的《乌尔皇家旗》
注：内部镶嵌马赛克的木盒，出土于乌尔皇家墓地（今伊拉克南部）。木盒嵌有贝壳、石灰石和天青石，高0.厘米，现藏于英国大英博物馆。
乌尔皇家旗（或译成乌尔标准）出土于乌尔城第号墓，墓葬时间为公元前年左右，距今已有年的历史。因被发现在一个战士的身边，故被认为是乌尔王的庆功旗帜。
乌尔皇家旗是用贝壳、天青石与石灰石在木板上镶嵌出来的马赛克艺术品，每一面都有三层长条状的漫画。其中一面描绘了国家税收制度的运作情景。最下两层里，人民安静地排着队，依次献上自己的贡品，如鱼、绵羊、山羊、牛等；而最高一层，国王和一些地位较高的人（可能是神职人员）正依次享受盛宴，还有人在一旁弹里拉琴。由此，乌尔城邦的权力结构再明显不过：农民艰辛劳作，献上自己的收获，而权贵则陪着国王饮酒。为了突出国王的至高无上，艺术家把他的形象描画得比别人都高大，以至于头部超出画面。
乌尔皇家旗的出土，把“两河流域”及苏美尔人的高度文明完整地展现出来。璀璨的文明其实是人群聚集、社会联系、阶级分化的体现。
显而易见，长期或永久性地定居在一个村庄里，就会卷入新的寄生物侵扰的风险。比如，当人类的粪便在居住地周围堆积时，人们与它接触的增多有助于肠道寄生物顺利地进行宿主间的转移。相反，一个不停流动的狩猎群，在任一地点的逗留时间都不长，自然不易受这种循环感染的威胁。因此，我们应当承认，生活在定居社会里的人们，比起他们处于同一气候区的狩猎先人或同时代的狩猎族群，更易受寄生物的感染。有的寄生物通过污染水源在宿主间随意转移，这种情况在经年累月依靠同一水源生活的定居社会中，自然就更容易出现。
尽管如此，代表原始农业特色的小型村落社会，可能并没有过多地受累于寄生物的侵扰。近东的刀耕火种者在一生中要屡迁其地；中国的小米种植者，以及美洲种植玉蜀黍、豆类和马铃薯的印第安人也相当分散地居住在前文明的小村庄里。各类感染在这些社会中可能是存在的，尽管寄生物的数量因地而异，但在每个小村庄里大家在年幼时都会患上同类的寄生虫病，至少这是今天原始耕作者的情况。但这类感染不会造成非常严重的生物意义上的负担，因为它们未能阻止人口空前规模的增长。仅在几百年内，凡是历史上成功地栽培（domesticated）了有价值农作物的重要地区，其人口密度比先前同一地区的狩猎者的人口密度，要高出10～0倍之多。
在早期农业中依赖灌溉的地区，比如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河流域以及秘鲁沿海地区，与简单的、或多或少封闭的村庄相比，显然需要更完善的社会控制。运河与沟渠的规划与维修，尤其是灌溉水源在使用者之间的调配，都需要有权威性的领导者。于是，城市和文明诞生了，比起乡村生活，它们要求更广泛的合作和生产的专业化。
不过，灌溉农业尤其是相对温暖气候条件下的灌溉农业，在某种程度上等于重构了有利于病原虫传播的环境，这种环境普遍存在于孕育人类远祖的热带雨林中。充足的水分（甚至比热带雨林还要充足）加快了寄生物在宿体间的转移频率，众多潜在的人类宿主在温暖、浅缓的水域中驻足，为其提供了理想的传播媒介。在这种环境中，寄生体并不需要胞虫囊一类能够长期抵御干旱的生命形式即可顺利传播。
农牧业的产生与发展让人类告别食不果腹的蛮荒时代，由此开创文明世界；但，人群的聚集、卫生的欠缺、防范的不当……也开启了“潘多拉魔盒”。
、打破平衡则深陷危难“刀耕火种”属于原始的生荒耕作制。用石刀、石斧将植物伐倒，等根枯茎朽、草木晒干后用火焚烧，由此得到松软的土地，不用翻耕即可播种。草木焚灰是极好的肥料，五年内都不需为施肥担忧。但历经数年的耕作，土地会因养分流失而变得贫瘠，人们只能抛弃现有农田，开辟新的耕地。在印度，这种农业技术被称为“jhum”或“jhoom”；而在玛雅文明里，这种技术被称为“米尔帕（Milpa）”。
这种耕种方式是以破坏地表植被为主要对象，由此将带来严重的后果。地表植被是地球的外衣，任意破坏将直接影响人类的生存环境，引发一系列的生态问题。例如：⑴增加异常气候的频次。没有森林的保护，水从地表的蒸发量将显著增加，由此改变地表热平衡和对流层内热分布，造成异常气候，产生灾难性后果，如降雨减少，风沙增加。⑵增加二氧化碳排放，造成“温室效应”。森林砍伐减少了森林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还把原本贮藏在生物体及周围土壤里的碳释放出来。据联合国粮农组织估计，由于砍伐热带森林，每年向大气层释放了15亿吨以上的二氧化碳。⑶物种灭绝与生物多样性的减少。森林植被生态系统是物种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由于世界范围内森林的破坏，生物的生存环境变得恶劣，数千种动植物将遭遇灭绝的威胁。⑷水土流失加剧。大规模森林植被的砍伐与破坏将造成严重的水土侵蚀，加剧土地沙化、滑坡和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发生。⑸减少水源涵养，加剧洪涝灾害。森林和植被的破坏还从根本上降低了土壤的保水能力，河湖积淤，洪涝泛滥，危害人类。
可见，刀耕火种法是一种不具备可扩展性及可持续性的农业技术。根据已有资料，玛雅文明的毁灭与这种耕作方式有着很大的关系。
在西非，当农业扩展到雨林环境时，刀耕火种的农作方式显然对旧生态平衡施加了新的压力，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是，疟疾获得了全新的流行强度。事情可能是这样发生的：把森林夷为平地为喜食人血的冈比亚疟蚊（Anophelesgambiae）扩大了滋生的地盘。实际上，我们确实可以将疟蚊视为“杂草”类的物种，它们在人类为农业所开辟的非洲雨林中的空地上恣意繁殖，并随着农业的进展，取代了别的喜食动物血而非人血的蚊子。结果，人—蚊子—疟疾这一循环链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强度，切实地影响到每个深入雨林空地的人。
虽然非洲的劳动者仍能出于农业目的而继续努力征服雨林，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伴以基因上的调整，使得制造镰刀形红细胞的基因（异形合子形式）出现的概率明显增加，这些红细胞对疟原虫，显然不像普通的红细胞那样友好。于是，疟疾令人衰弱的症状在体内含有这类红细胞的人身上减弱了。
然而，得到这一保护的代价十分高昂。一个人若从父母那里同时继承了双方的镰刀形红细胞基因，那他（她）往往会在青年时早夭。不过，那些生来完全没有这种基因的人，更容易受到疟疾的致命感染，这也使得儿童死亡率进一步攀升。在西非疟疾最猖獗的地区，约有半数的新生儿携有镰刀形红细胞基因，他们在生理上是很脆弱的。由于农业对雨林的入侵仍在继续，当前疟疾、疟蚊以及镰刀形红细胞基因的分布情形，让我们得以重构当年随着旧的生态方式的改变而发生的异常严重的后果（这种后果目前仍在显现中）。
镰刀形红细胞基因的形成是西非疟疾最猖獗地区的人体适应，对抗疟疾的演变，也是“继承了双方的镰刀形红细胞基因，那他（她）往往会在青年时早夭”与“完全没有这种基因的人，更容易受到疟疾的致命感染”的折衷方案，没有喜悦，只有悲哀，更多无奈。
血吸虫病（Schisosomiasis）是由血吸虫的成虫寄生于人体所引起的地方性疾病，主要流行于亚、非、拉美的7个国家，患病人数约亿左右。
人类血吸虫分为日本血吸虫（S.japonicum）、埃及血吸虫（S.haematobium）、曼氏血吸虫（S.mansoni）与间插血吸虫（S.intetcalatum）四种。日本血吸虫病分布于中国、日本、菲律宾、印尼、泰国等亚洲地区和国家；曼氏血吸虫病主要在亚洲、中东、印度等地区；间插血吸虫则多在中非西部、扎伊尔、喀麦隆等国家。
图血吸虫病的传播
中国流行的是日本血吸虫（下文以此为例，简称血吸虫病）。该流行病是种古老疾病，年湖南长沙马王堆发掘的西汉古墓出土的西汉女尸（公元前06年）和5年湖北江陵凤凰山男尸，内脏中都发现有血吸虫卵，由此证明中国早在年前就有该病的存在。隋巢元方所著《诸病源候论》记载蛊毒“和蛊胀”，从流行地区、季节、感染方式和临床表现等方面判断，应该是血吸虫病。
年日本学者桂田氏首先在猫体内发现血吸虫成虫，年藤浪与中村证明血吸虫由皮肤侵入体内，～4年宫川、宫入、铃木等查明血吸虫生活史。
古代的寄生方式可能与今天稍有不同。但以人类历史的尺度来衡量，生物的进化是相当缓慢的。5年前在灌溉农业的特定环境下的寄生形式，与当今仍困扰着稻田农夫的寄生形式，几乎是一样的。
目前已知的这些寄生物已有不少，其中最重要的一种是导致血吸虫病的血吸虫。血吸虫病是一种严重的、令病人虚弱的病症，即便在今天，它也许还在折磨着上亿的人口。血吸虫的生活史，是软体动物和人类轮流担任宿主，它以微小的、自由游动的形体，通过水实现宿主间的转移。一旦感染上它，有时会让钉螺（最一般的软体动物宿主）送命，但对慢性感染的人来说，它的最严重症状出现在儿童期，其后表现得持续而相对缓和。像疟疾一样，血吸虫的寄生生活史相当精致。它具有两种不同的自由游动形式，各自寻找它们的宿主：软体动物或人，以便一旦侵入宿主即可进行活跃的运动。这种复杂的情形，连同它在人体内产生的慢性病症的特征表明，在现代血吸虫的行为模式形成之前曾经过长期的进化。像疟疾一样，其寄生的模式，可能源于非洲或亚洲的雨林；但这种疾病分布得异常广泛，以至于我们还不能有把握地指出它是在何时何地扩散到今天盛行的这些地区的。古代埃及的灌溉者早在公元前年（可能更早）即受此感染；古苏美尔和巴比伦人是否同样受此感染还不敢断言，尽管我们不能排除这两大河谷间通过接触而同时感染的可能性；同样，在遥远的中国发现了一具保存完好的安葬于公元前世纪的尸体，尽管死因是心脏病，但同时也携有血吸虫及其虫卵。今天，农民需要长时间地浸泡于水田作业的灌溉区，这种病仍能迅速传播。就此而言，似乎可以说古代的灌溉技术与血吸虫病很早就在整个旧大陆紧密联系起来了。
患了血吸虫病，轻则发热、腹泻、肝区疼痛，重则变成大肚子（腹水）和侏儒。到了晚期，男的多不长，女的多不生，0多岁的青年在生理上还停留在十一、二岁的少年阶段，扛不动扁担，提不起菜篮，完全丧失劳动力。如血吸虫病防治专家陈祜鑫教授所说：“血吸虫病能影响人们的‘五生’—生产、生活、生育、生趣和生命。”
解放初期，全国约有一千万余患者，一亿人口受到感染威胁，有螺面积近18亿平方米，遍布全国1个省、市、自治区。严重流行区，患病者相继死亡，十室九空，田园荒芜，造成“千村霹雳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悲惨景象。
图解放后毛主席发起“消灭血吸虫病”运动，并写下《送瘟神》
解放后，党中央十分关心血吸虫的防治工作，毛主席发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的伟大号召。
年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血防九人小组，专门领导血防工作。预防血吸虫病的群众运动蓬勃兴起。年国务院下文，令各省、市、县都要建立血吸虫病防治机构。5年底，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成立。6年制订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第6条明确规定“在七至十二年间消灭血吸虫病”。此后每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血防领导小组几乎都有相关文件下发。
各省、市、县颁发的各种文告、指令难以计数，从省、市、县到乡镇四级迅速建立血防机构。各种科学方法与措施相继出台：加大查螺灭螺的力度，对感染性钉螺分布地区和近年发生过急性感染的地区进行彻底清理，加强家畜的管理，杜绝粪便对水源的污染，加强对渔船上的人员、防洪防汛人员和接触疫水的人员等重点人群的监测和查治工作，及时发现风险隐患，果断采取有效的控制措施，防患于未然……
正因为从上至下的重视与防范，建立了完整的机制与体系，严格贯彻与实施，注重卫生与生活方式，坚持不懈，严阵以待，最终在中国消除了血吸虫病的危害与传播。
、改造世界也反受其道农业生产的诞生、发展与变革解决了困扰人类的生存问题，摆脱了采集与狩猎的不确定性，从由受制于自然供给转为制胜于世界万物。
这种制胜之道不仅体现在农作物的培育，还表现为对动物的驯养，利用各类动物的特性增强人类对抗自然的能力。
人类最早驯养的是狗。在伊拉克的帕勒高拉洞穴遗址，发现了公元1万年前家养狗的骨骼。驯养羊的时间也比较早，伊拉克的萨威克米沙尼达遗址及附近沙尼达洞穴遗址的考古发现（公元前9-年）表明该地区的人已开始驯养锦羊与山羊，骨骼形态上与现在的锦羊并无太多的区别。
动物的驯养源于人类的狩猎，捕获较多活的动物，一时吃不完，只能圈养起来以备后用。食用之余，发现动物的皮毛可以做成很好的衣服与保暖物品；鹿、马、牛则可以载人驮物，节省人力，提高效率。
借助畜力解决搬运、耕作、远行等问题，利用圈养解决食物、储备、供给等不足，在此基础上依托农牧业产生饲养、加工、交易等分工……极大改善了人类的生存环境，但也增加了与动物的接触途径，带来巨大的健康风险。
在多数情况下，文明社会所特有的传染病原本都由动物传给人类。人类同驯养的动物联系紧密，因此毫不奇怪，人类常见的很多传染病与家畜（禽）的传染病存在着明显的关联。比如，麻疹可能与牛痘或犬瘟热有关；天花肯定与牛痘一类动物传染病有关；流感则是人猪共患。根据标准手册（standardbook）的记载，今天的人类与家畜共有的疾病计有：
这个统计有很多重叠，某些传染病在感染人的同时还感染不止一类动物；而且，既然一些传染病很少发作，而另一些则很常见，只是统计种类就不是特别有意义。不过，大量的重叠确实表明我们同家畜（禽）的疾病联系是多么盘根错节；它还表明，随着人与动物之间亲密度的提高，共同患病的概率也在提高。
除了源自家畜或与家畜（禽）共有的疾病以外，人类也可能因卷入野生动物内部的疾病循环圈而得病。横行于穴居啮齿动物的腺鼠疫、蔓延于猴群之中的黄热病，以及蝙蝠易患的狂犬病，都属于这类较为致命的传染病。
寄生物寻找新宿主的过程还远没有结束，甚至就在近代，这一过程还造成了出人意料的严重后果。比如，牛瘟在年侵入非洲，杀死大量家畜以及羚羊一类的野生物种；但因它的肆虐如此严重和突然——死亡率高达90％，所以并没有在当地扎下根来，相反，可能因为缺少易感染的有蹄类动物，它在几年后就消失了。9年，一种叫作“奥尼欧”（Onyongnyongfever）的热病出现在乌干达——这一人类新病可能源自猴子身上的病毒。其传播速度快、范围广，但对人类的影响却比较温和，而且随着免疫力的产生恢复得很快。结果同非洲羚羊所患的牛瘟一样，奥尼欧热病也未能作为一种地方病存在下来，而是神秘地消失了，正如它神秘地出现——可能退回它原来居留的树冠区域。10年以后，即年，另一种比乌干达的热病更致命的热病出现在尼日利亚，这个所谓“拉沙热”（Lassafever）的新疫病是以医疗站里初次发现它的西医的名字而命名的。这种热病最终于年被证明源自啮齿动物——被认为是该病主要的宿主。于是，人们便采取了适当的预防措施来阻止该病的进一步传播。
可以想象，随着新动物的驯养、新植物的种植，以及人口的增长，这类插曲还会不时出现：传染病必定不断地从动物，尤其与人类长期紧密接触的驯养动物中传到人类身上。这种传染自然可以多向度进行，比如，有时候人的疾病也会传染给他们的家畜（禽）。同样，传染病可以在家养和野生的动物之间互换，既可以发生在同类间，也可以跨越物种界限，这是由接触机会以及潜在宿主的易感程度来决定的。
换言之，当新的生态龛由于人类活动改变了动植物的自然布局而空出后，致病寄生物在利用新的机会占领新的生态龛方面，和人类一样成功。人类的成功意味着动植物种类的减少，而每一种类数量的增多，在这一经过改进的新的饲养环境中，寄生物只要侵入单一的物种，就能够大量地滋生。几乎所有的病毒和细菌在侵入机体后，只能活跃几天或几周时间，就会被抗体阻断其在单个宿主体内的发展。
奥尼翁尼翁热（Onyongnyongfever）“9年，一种叫作“奥尼欧”的热病出现在乌干达——这一人类新病可能源自猴子身上的病毒。其传播速度快、范围广，但对人类的影响却比较温和，而且随着免疫力的产生恢复得很快。”没给人类造成危害。但这仅仅是人类的幸运，恰好人体免疫力足以抵抗这种病毒。但只要人与动物的接触链条不中断，从动物传导到人类的疾病就不会停止，还会有更可怕的传染病伺机侵入人们的身体。
就像埃博拉病毒那样……
图埃博拉病毒的传播及病症
6年6月,一种高致死性疾病（后来被命名为埃博拉病毒病）开始流行,在苏丹南部恩扎拉的-家棉花工厂的工人中发现了一例典型病例。这个病人被送医院,医院的病人和工作人员中迅速传播开来。此病的流行一直持续到6年11月。在发现的84例病例中有人死亡（病死率为5%）。
埃博拉病毒在扎伊尔（现称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流行可追溯到出现在6年9月1日的典型病例。在本巴地医院的门诊里，一个出现发热的疑似疟疾病人被注射了氣喹。该病人不久就康复了，但1周内，医院病人和工作人员中大范围地流行开，18例感染,88例死亡（病死率为90.5%）。疾病流行在6年11月5日结束。被派往疫区的流行病学研究组给出的诊断是“未接种人群中暴发性流行性伤寒”。
图埃博拉病毒爆发
埃博拉病毒就像幽灵般，突然冒出，又神秘消失。但，自从闯入人类社会后，它的爆发力及杀伤性就越演越烈。
9年9月1日，扎伊尔坦医院突然爆发疫情,距离最初本巴暴发地约00km。感染例,其中人死亡（病死率为66%）。
年10月，美国莱斯顿的灵长类动物检疫中心接收了一批来自菲律宾的猴子。在检疫过程中，这些猴子一个接一个地患病死亡。在对猴子的血液进行检查时发现，这些猴子竟然感染了埃博拉病毒。
-00年加蓬和刚果暴发埃博拉疫情，法国科学家在疾病流行的地区捕捉了上千只不同的动物，包括蝙蝠、鸟类、松鼠等，对这些动物进行埃博拉病毒检测。结果在9只蝙蝠的体内检测到埃博拉病毒，由此怀疑蝙蝠是传播埃博拉病毒的元凶。经研究还发现，埃博拉病毒的一些特性与多种能感染鸟类的逆转录病毒相似，由此猜测埃博拉病毒与鸟类的逆转录病毒可能同宗共源。
年，美国在协助菲律宾对一些病猪进行检疫时发现，猪也能感染埃博拉病毒。
年月，埃博拉疫情突然在西非几内亚爆发，短短数月席卷塞拉利昂、利比里亚，之后殃及马里、美国、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和西班牙等国家，统计有起确诊和疑似病例，其中人死亡。这是埃博拉病毒被发现以来的规模最大、危害最重、范围最广的疫情，呈蔓延、扩散状，走出非洲。
注：左上图，显微镜下的马尔堡病毒。
左下图，埃博拉病毒电镜照片。
右图，荣获最佳科学摄影信息图形类鼓励奖的埃博拉病毒插图。
如《瘟疫与人》所言：
从追溯牛、马、羊这类动物的野生状态中，我们也许就能看出它们被认为是这些传染病的慢性携带者的理由。在人类狩猎者多得足以影响它们的生存之前，它们是群栖的，成群游荡在欧亚大陆的草地上。作为单一物种组成的群体，它们正好提供了使细菌和病毒感染演变成地方病的条件，因为在足够大的群体里总可以找到易感染的宿主来完成传染链。畜群和寄生物之间漫长的相互进化足以形成稳定的生物平衡，一些病毒和细菌性传染病可能盛行于野生的牛、羊、马群，却不会导致严重的症状。这种传染病想必是畜群中的“儿童病”，只影响敏感的幼兽，但几乎不造成大的伤害。然而，它一旦传入人体，通常会变得很凶猛，因为初次感染的人体缺少必要的免疫力，而熟悉它们的老宿主则从一开始就至少拥有局部的防护能力。
当人类由食不果腹的狩猎采集进化到衣食无忧的农耕文明之后，对于自然、生物与环境，应该多该是感恩与敬畏，而不是洋洋自得、目空一切、肆意任为。
只有敬畏与谦让，恪守与自律，才能与瘟疫划出一条“护城河”，免受施虐与伤害。
注：此文为读书心得，多方摘录，非严谨之作。
如若侵权，请告知。不敬之处，纳请海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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