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病理老师吴在东回忆我的老师和前辈

刘彦仿口述程虹整理由于特殊而复杂的历史原因,我在大学里曾经听过两轮病理课。先后有三位老师给我们授课,分别是康锡荣教授、吴在东教授和李佩林教授。

年,由于康锡荣教授不幸患晚期胃癌病逝,中央大学医医院实验诊断科主任吴在东教授给我们上病理课,他是我的第二位病理学授课老师。记得当时我和另外一位同学曾作为学生代表,医院去邀请吴在东教授。他个头虽不高,但很精干,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有些严肃,这个印象在后来的接触中逐渐改变。

那时吴在东教授在中央大学医学院做兼职教授,每次来上课都有专车接送,往医院之间。他主要给我们讲授病理学总论,前后大概有两三个月的时间。虽然六十多年过去了,老师在课堂上讲课的情景,至今仍然历历在目。课堂上,他对教学的激情,以及对科学和病理这个学科的热爱,深深感染着我们,大家都听得入了神。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他那善于深入浅出、发人深思、引人入胜的教学方法。每讲到重点处,他往往会提出一个关键而确切的问题,让学生思考并回答问题。答对了,他会高兴地肯定学生的意见。当学生一时回答不上来时,他会耐心等待,反复启发,直到大家把正确意见道破才算罢休。有一次,讲到胃溃疡病出血,他问大家是什么机理引起出血的,有人说是渗出性的,有人说是血管破裂引起的,直到有人说是胃液消化引起的腐蚀性出血,他才满意地点点头。他所讲过的课,我不仅理解吸收了,而且深深地印在脑海里。后来,当我自己也走上了病理之路,开始给学生上课的时候,对这种启发式教学才有了越来越深的体会。

课堂上,吴在东教授是一位极其认真的老师,而课下则是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朋友,他性格幽默,爱说笑话,与学生们打成一片,深受大家的喜欢和爱戴。那年春天,我们全班同学集体到南京玄武湖游园,特别邀请到吴在东教授和夫人朱既生教授同游,度过一个难忘的春日,并留下了珍贵的合影。

在我记忆中,吴在东教授不仅仅是一位传道授业的老师,他还是一位战士,一生满怀赤诚的爱国热情,为党为国家做了很多工作。听说,他早年就参加过五四运动,是中学抵制日货纠察队的成员。年淞沪抗战爆发时,在上海积极参加了十九路军的抗日战地手术队。年于上海医学院毕业后,年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病理科进修,年考取中英庚子赔款公费留学英国,又在德国进修诊断病理学。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吴在东教授毅然回国,积极参加抗日战争并自觉参加了党的许多工作。年,他和一批朋友共同筹款资助新四军,还准备去新四军开办一所医务学校,后来由于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被围困于香港而未能如愿。在香港,他利用医生的工作条件巧妙地掩护过地下党员和国际友人。年,他参加了广东东江游击区的医务工作,亲历过东江纵队的战斗生涯。解放后,吴在东教授为党和国家兼任过多项非病理专业的工作,担任过南京市卫生局长、江苏省人民委员兼卫生厅厅长等等。

这些都是耳闻,我人生中跟老师的第二次时空交汇是在南京解放以后。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当年的春夏季节,华东地区的解放军战士开始大规模下河学习游泳并练习水中作战,为解放台湾做准备。进入秋冬季节,大批解放军官兵感染了血吸虫病,造成部队整体战斗力的削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保委员会发出了《关于防止日本血吸虫病的指示》的紧急动员,南京市成立了日本血吸虫防治大队,吴在东教授受命为大队长,亲自到浙江嘉兴总部,部署并参加防治工作,不辞艰辛,日夜操劳。当时,我作为一名医学院的见习医生,参加了解放军某团的医疗队,在那里经历了短暂的军营生活。我每天的工作是管理十几位患病战士,主要负责治疗,包括给他们打针这样的操作。日本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持续了数月,感染血吸虫病的战士全部治愈,并随后开赴抗美援朝前线。年血吸虫防治大队胜利返回南京时,吴在东教授作为大队领导在欢迎大会上发表讲话,我这个学生在人群中只能远远地望见他。那年,我也为此荣立了个人二等功。

次年,我从中央大学医学院毕业并入伍,真正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之后的很多年,没有跟老师直接交流过,但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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