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霞
来源：商业人物（ID：biz-leaders）
破伤风与天花
在妈妈的描述中，我的出生简直称得上“惨不忍睹”——因为雨后一跤，我提前一个月早产了，生下来嗜睡不吃奶不说，皮肤还发黄。按现在的医学知识应该是患了小儿黄疸，医院进行蓝光照射，但在我奶奶的指导下，晒了几天太阳也就痊愈了。堂弟的出生更为惊险，脐带缠在了脖子上两圈，浑身泛紫，不会啼哭。据说奶奶解开脐带，提起堂弟的双脚，照着脚心和后背狠拍几巴掌，抢救了过来。我和堂弟都是在村里出生，由奶奶接生。在村庄里，出生即是和死亡的殊死搏斗。我们算是幸运的了。奶奶年出生，今年82岁，29岁的时候（年）由村里推荐，医院培训了一个月，成为村里的接生员。镇卫生所定期提供给她纱布、绷带、医用酒精、消毒水等物，产钳、镊子、医院配备，由此开始，“七天风”这种疾病在村庄里消失了。奶奶从前用来接生的工具
根据奶奶和村医的讲述，“七天风”应该就是破伤风，指小孩出生后，出现抽搐、哭喊不停、发烧等症状，一般七天内便死了。主要原因应该是乡村产婆大都没有医学知识，剪脐带的剪刀是家用剪刀，对着煤油灯烧上一会儿，再用白酒擦拭一下，就算是消毒了。容易感染和受风。我年出生的妈妈便有一个姐姐患这种疾病夭折了。她年出生的妹妹，也患过这种病，所幸的是用松树皮裹着艾草在头顶的百会穴上烧了几天，救活了过来，至今头顶处少了一块头发。在村医和奶奶的描述里，解放前乡村的婴儿死亡率一度有些夸张，“很多人家生十来个孩子，活六七个就算好的了。”村里目前年龄最大的村医叫宋恒让，73岁，20岁开始行医，医院接受了培训。从医之后，他印象最深的一个任务就是给村民接种天花疫苗。已退休的宋恒让在卫生室辅助儿子检查村民健康状况公开资料记载，新中国成立初期，天花仍旧是我国死亡率最高的急性传染病之一。年，卫生部发出种痘指示，预定当年种痘二亿六千万人。在医护人员的努力奋斗之下，至年全国大、中城市再未有天花流行。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各国加强合作，提高疫苗接种密度，根除全球天花流行的倡议。宋恒让开始行医的时间是年，在乡村任务性的推行天花接种，或许跟世卫组织的这个倡议有关。在他的记忆里，这是个“挺难干的活”。他领到的片区是村里的东裕，那边有二十几户人家居住在山顶，步行过去有三公里左右。当时要求，不论大人小孩，但凡没有接种史的，都要接种。小孩还好说，三、四十岁的成人最难劝服。要么嫌疼，要么一早就种地去了，需要挨家挨户的围堵。所幸的是，在宋恒让的记忆中，我们村并没有天花的历史，感染水痘的居多。水痘多发群体为婴幼儿和儿童，传染性较强，会引起发热以及丘疹、疱疹等皮肤症状，村里便有几个五、六十岁的人，因为小时候抓挠留下了疤痕，被称为“王大麻子”“刘大麻子”。而水痘疫苗的接种历史，在乡村要晚了很多，据宋恒让讲，得是我这代人，年以后的事情了。麻风病与出血热
天花之外，被当作任务消除的还有血吸虫病和麻风病。血吸虫病其实是南方的一种疾病，我所在乡村属北方丘陵地区，水田变旱田、消灭钉螺等运动，基本不用进行。史料里能够查询到的，《国务院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文件是在年发出，那时宋恒让才十岁。他有印象的是年左右，他负责采集过村民的血样，每晚拿着一些玻璃片，挨家挨户去给睡着的小孩和大人在耳垂上扎上那么一针，再将玻璃上的血样标注好名字，交给乡卫生所的人化验。麻风病所引起的恐惧则要大的多。许是会造成皮肤异样和肢端残疾的缘故，麻风病患者在村里很受避讳，被叫做“大麻风”。我们村有三个病例，年龄最大的一个今年84岁，治疗后痊愈，至今健在。另外两个已经去世。据宋恒让和村里的老人讲，其中一个因为病症特别严重，一直被隔离在山顶的小屋，直到去世也没有成婚。村里为他盖了石头屋，打了水井，定期有人负责送上粮食，是不允许他下山取水的。“大麻风”来了，甚至是大人对小孩的恐吓之语，对这种疾病的误解可见一斑。宋恒让的儿子宋连宁也是村医，19岁跟着父亲行医，后又进过卫校学习。在他的观察里，严重的流行性疾病对村庄造成的损害并不大。对乡民危害最大的其实是卫生健康习惯。比如疖子、虱病、疥疮、湿疹、荨麻疹等。他年跟父亲行医的时候，这些因不太勤于更换被褥和洗澡，而患上的皮肤类疾病，还时常发生。第一次给人挑疖子，他差点呕吐。按他的描述，村卫生所大多处理的也就是头疼发热、皮肤病和胃病等。我是年出生，因为冬天不方便洗澡，而患上皮肤病的经历也有。为了治疗，妈妈在冬天一锅一锅的烧开水，倒进一个大水缸，缸口封上塑料纸，挖出一个能够伸头的洞，让我泡在里面。等到了年，我读初中一年级，开始在镇中学住宿。宿舍是平房，学生较多，二十几个人挤在一间，最开始的时候需要三个女生一起挤两张单人床。不到一周，便被传染了虱子。妈妈的处理办法是是将苍蝇药抹在我的头皮上，半小时左右再洗掉，脸盆里能看到一层的黑色小尸体。蛔虫病很长一段时间，曾困扰乡村的孩子，这跟喜欢挖泥巴、挖沙子，却没有洗手的卫生习惯有关。再则就是腮腺炎，农村叫做“痄腮”，往往班里一个孩子得了，很快就病倒一半，还有“红眼病”，也就是沙眼。我都得过，记得前者是将仙人掌捣碎敷在双腮处治好的，后者好像用的红霉素。宋恒让介绍，村里出过的最严重的一种病，其实是“出血热”。这主要跟村里野鼠和家鼠横行有关。我所在的村庄很长一段时间是和猫头鹰、老鼠、黄鼠狼、蝙蝠等各种动物共存的，换成水泥大瓦房也就近二十多年的事，很长一段时间，村里不少人住泥肧房，地面也是泥巴的。摊煎饼或者放柴火的柴房里遇见老鼠并不罕见。肉菜或者粮食被老鼠咬过，时有发生。接触老鼠或者吃下老鼠破坏后的食物，容易感染出血热。老旧的土屋我们村患者这种疾病的不下十个。其中一个小伙子浑身发烫，在家不停喝凉水，耽误了治疗，最终去世了。镇中学里，也有爆出过这种疾病，我当教务处主任的姑父和几个学生曾在年左右，感染上这种病。非典与新冠肺炎
非典时期，我所在的村庄也是异常紧张的。每天早晚宋恒让父子和村领导都背着喷雾器，在村子的各个角落里喷射消毒液。消毒水由镇政府提供，需定期检查。村里有三个村民是由北京返回的，都被迅速的隔离了起来。宋恒让一天需要为他们量三次体温，然后统计上报。当时，有谣传在村里蔓延，“那个病，只要得上基本就没法治了”。许是非典期间，整个县内都没有确诊患者的缘故，新冠肺炎疫情刚刚开始之际，村民大多是松懈的。“这种病，怎么会传到我们这里？”是他们惯说的话语。他们认为，这种由大城市蔓延开来的疾病如果到了乡村，那恐怕就是无所幸免了。有几分自己是战场最后方的侥幸。在宋恒让父子那里，这种放松有另一重解读——乡村里挨过的病痛和死亡实在太多了。意外随时发生，我们村曾有人爬到核桃树上打核桃，不下心摔了下来，后脑勺正好磕在石头上，不到半小时也就过世了；因为常年种植果树，一年要打十来遍农药，最近几年患肺癌的颇多，医院化疗了，有的也就静待着死亡了，还有人为了不给家里造成负担喝农药自杀了；有患了乳腺癌的妇女，因耽误了治疗，在家生吃蟾蜍和壁虎。县城对他们就是一个很大的世界了，更遥不可及的世界里的疫情，发生在自己头上的机率，或许并不比从核桃树上摔下更高。但因为信息闭塞而蔓延的恐慌，也会爆发力十足。元宵节过后，我们村有一对原本在河南过婆家的母子返回了，整个村都瞬间神经紧绷起来。外地就是疫区，是他们固有的认知，不少人甚至在村口破口大骂。村里的猪肉和面粉也被抢购了不少，因为谣传就要彻底“封村”了。2月17日，也就是昨天下午，医院传出的确诊病例，开始在各个亲友群流传。隔壁乡镇那个出现患者的村庄，村干部吆喝着“封村”的视频也被四处传播。傍晚十分，便有不少村民推着小推车，又去抢购面粉了。2月17日晚间，一则我县出现确诊患者的消息在